三字经有着怎样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

三字经有着怎样的历史价

值和历史地位

Prepared on 21 November 2021

《三字经》有着怎样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

小时候，《三字经》、《神童诗》之类是被批判的对象。其实，如果不批判，小孩子当时也接触不到，被批判了，反而有了接触的机会。当然，也因为批判才没有认真读它，比方说《三字经》，背诵了一半就没了兴趣，《神童诗》也就记得开头几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那时的思想指导下，反正是个坏东西，花那么多精力干嘛？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在“供批判参考”的背景下，成为知识和观念来源的一部分。如今不一样了。

钱文忠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讲过不少内容，《三字经》是其中之一。近日，钱文忠讲《三字经》的文字内容经较多补正后，以《钱说三字经》的书名重新出版，出版商希望我对此书谈点看法。其实，我对该书本身没什么看法，也说不出什么。逐字逐句地解释《三字经》，此类事情我以前就说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蒙学，也就是小孩子该学的内容。到了现在，变为成年人的学习对象，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悲哀。然而，《三字经》为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为何延续使用了那么多年后来又为何被批判现在又为何受到重视我们现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三字经》等古代蒙学读物这一系列问题倒是值得一说。

《三字经》出现于时期，《神童诗》早一点，出现于时期。就蒙学读物来说，还有更早的，例如《千字文》。我认为，《千字文》虽然最初的动议是梁武帝想给皇子们读书用的，但事实上，它并不符合蒙学读物的要求，它偏重于识字。内容方面对于儿童显得深奥，不容易记，也不容易理解，儿童读《千字文》大概没多少兴趣，只有死记硬背的痛苦。当然，如果把它当成学书法的材料则另说。《神童诗》及《三字经》先后在北宋和南宋出现，有它必然的历史背景。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从理念上说，可以看成是普及教育的先驱，但普及教育成为政府推动的政策和制度，则始于宋朝。从北宋起，乡间私塾、书院，政府县学、府学、太学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系统，普及教育达到空前的历史高度，绝对领先于世界。这是造成蒙学读物开始出现和大量使用的重要原因。因此，不管是《神童诗》还是《三字经》，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视教育，告诉每个孩子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人至今重视教育的优良习惯和传统依然根深蒂固的原因。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重视的教育的，中国也是最早实行普及教育的。这也是导致《神童诗》、《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历时几百年被人接受和使用的原因。相比而言，《千字文》更适合那样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的传统，而《神童诗》和《三字经》则贯彻了孔子“有教无类”的平民化教育传统。

重视教育是一回事，以什么内容来教育是另一回事。对于后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造成了后人对《三字经》的不同看法及反复，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普及教育从宋朝开始，也是有原因的。科举制度从开始建立，形象一点说，科举就是选拔，就是收获。但是，如果没有播种，收获就不会多。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唐朝的问题之一是，科举的来源不够广泛，知识和教育被世家大族把持的现象较为严重。武则天想破除这一现象，但因没有具体播种的措施，结果也不够成功。因此，到了宋朝，为了广泛地选拔优秀的社会管理人才，教育普及就变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所以《神童诗》、《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才会在宋朝以后大行其道。如果没有广泛的普及教育，也就不会有大众化的蒙学读物。

要说《三字经》的内容，先讲《三字经》中的一个故事。“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早就有了，因为《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描述而更加广为人知。但是，孟子那时候真的是“不学”吗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孟子始终在不断地学习，不管是学丧葬、学叫卖，还是学屠宰，其实少年孟轲都是在学，而且非常好学。如果每个母亲都像仉氏那样不让孩子学习那些内容，那些职业该由谁来做呢因此，《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涉及到这一蒙学读物的本质：读书的目的。如果我们理解了广泛的科举制度导致普及教育的需要，那么，《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明显地指向了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读书做官。《三字经》在孟母三迁故事后面紧接着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究其历史我们看到，窦燕山五个孩子“名俱扬”，都是指考上了科举，所谓“五子登科”，其中没有一个是现代工程师、实业家、发明家之类。事实上，《神童诗》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这个意思，“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鲜明地表达了读书做官的理念。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大问题。

孟母三迁所表达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观念是读书做官的典型体现。之所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大问题，是因为它涉及到推行教育的内容。我在我的《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讨论过“李约瑟难题”，即，李约瑟提出，中国在16世纪以前，科技一直领先西方，为何在16世纪以后，科技落后了。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三字经》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的故事中找到端倪。由于中国人很早就比欧洲人更重视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比欧洲高，因此，那时候，科技比欧洲发达也就很正常。科举制度成熟后，中国的普及教育也世界领先，但是，为了科举这一收获，普及教育的内容偏重于道德教育，这是事实。这也是《三字经》中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等故事的本质，即重视道德教育，轻视技能和知识教育。《三字经》等蒙学读物为了科举的目的，过于强调读书做官这唯一的出路，在当时来说，它是有益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便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尤其当欧洲也开始重视普及教育后，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欧洲普及教育几乎只注重技能和知识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力量在推动道德教育，欧洲的政府力量却在大力推动知识教育，两者的结果很快出现了巨大差异。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结论也就在此。

《三字经》之所以能够成为众多蒙学读物中最出类拔萃的，乃至被冠以“经”的名号，也有它特定的原因。一方面，《三字经》比《千字文》之类通俗易懂；另一方面，《三字经》也包含了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内容，例如日月星辰、四季五谷等，这是其他蒙学读物缺乏的；再说，识字本身也是知识内容之一，让孩子有兴趣就很重要。即便抛开读书做官这一学习的终极目的，《三字经》中“温席”、“让梨”等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对于长大以后不做官的大多数人来说，的确也是需要的。《三字经》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明确地放在“孝”的起点上，既是顺理成章的合理，也是用儒家思想作为主导的体现。事实上，读书做官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此外，包括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所了解，这也是文化自信的来源。因此，《三字经》在言简意赅地描述中国历史进程时，基本上采用比较客观的白描，除了少数地方用了春秋笔法的褒贬外，例如“王莽篡”，绝大多数关于历史的描述都只是基本事实。顺便说一下，《三字经》虽然始于南宋，但后世对它有过加工，《三字经》所描述的中国历史一直到明朝结束而没有清朝的内容，可以看出，现在流行的《三字经》应该是清朝定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