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石刻资料的收集与利用

地方石刻资料的收集与利用

[文摘] 地方石刻是记载某一地区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实际，是地方文献资源的实物证据，应列入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笔者通过工作实践并结合杭州石刻现状，论述了运用传拓技术及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石刻载体的转换并编制地方石刻目录的重要性，以拓宽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笔者在杭州从事地方文献征集工作多年，深知其中甘苦。简言之，即头绪多、范围广、任务重。一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等，往往折射出中华民族历史的部分甚或大部，况且曾经是七大古都的杭州。于是，凡涉“地方”的文献资料，总力图收集网罗。但是，由于观念的滞后，常忽略地方文献载体的多样性，那就是对地方石刻以及所派生出来的相关资料的收录与利用。笔者于所在单位受命主持并完成了《杭州石刻》网络专题数据库的工作，曾屡次亲临实地考察、摄录，以致形成关于地方文献中石刻资料的收集与利用若干问题的思考。公诸并求教于图书馆同仁，旨在发掘、拓宽地方文献资源以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提高城市品位；并供地方文献目录建设工作的借鉴以服务于全社会。本文所述石刻，侧重于地方文献的角度阐述其历史价值，而石刻艺术的发展及特性则从略。

1 地方石刻应纳入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

1．1 地方石刻的历史文献价值

石刻品种门类众多，如建筑石刻、宗教石刻、碑刻等。尤其是碑刻，它是碑、碣、墓志、摩崖、石经的统称，所涉内容范围极为广泛。王昶在《金石萃编》的自序中称，金石之学“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川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会萃，核其异同，而索其详略”。诸如碑刻中的天文、地理。画像、石经、艺文、战争、宗教、祭祀、题名、筑路和造桥等，保留了许多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而散见于全国各地的石刻，正是一种区域性的地方文献资源，是地方历史文化长廊中的瑰宝。这种以石质材料为载体的地方文献资源，可以与地方文献书籍相互印证；它所记载某一地区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风土

人情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实录，可弥补书籍资料的不足；某些地方石刻史料与历史文献记载有所不同，因而又是研究考证并修订地方文献的实物证据。

随着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如城市规划、旧城改造、风景名胜以及历史文化遗址的修复或保护等工作的展开，社会对地方文献查阅的需求有所增加，已不满足于对旧有一般地方文献的利用。尤其是某些历史文化遗址的修复和重建工作，亟需提供碑刻文字或造像的拓片或图片作为佐证，而石刻资料则是可资利用的地方文献资源。

1．2改进地方石刻目录的建设工作

由于石刻载体的特殊性，就目前已有的一些地方文献目录而言，对地方石刻资料的收集与利用以及地方石刻目录的编制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甚至阙如。这是需要加以改进的。鉴于石刻资料中蕴藏着古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大量信息，地方石刻资料的收集应该纳入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千百年来，从事金石碑刻的学者卒其精力在著录或亲见铭刻文字的训释，名物制度的考订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北宋以来，金石学日益精进，凡访求、发掘、整理、鉴定、考释、著录等方法，皆有成例可援。而在古籍目录与方志中，一般也都设有“金石”这一类目，也有如《两浙金石志》等有关地方石刻专著，使大量石刻遗存得以记载，值得地方文献目录工作借鉴。也是我们考察地方石刻分布、石刻内容及年代，了解石刻存佚、编制地方石刻目录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地方石刻散见于这些浩博的`金石目录著述之中，需要“别裁”而出，使之成为地方文献资源的一部分；已有的金石目录由于年代久远，不能全面地反映今天的地方石刻的存供情况；旧有的金石著作中一般仅有石刻考证文字或石刻内容的记载而无原始图像或拓片，因而无法提供石刻文字或造像的原始风貌，等等，这些都是编制地方石刻目录时需要改进的。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藏地方石刻拓片目录》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范式。该目录按石刻资料内容及形式将石刻拓片分为墓碑、墓志、庙宇、会馆、教育、题名碑、石经、造像和画像、艺文、题名和题字、杂刻11大类，收藏了有关北京的古今石刻资料达二万一千

石以上，计6340种。内容繁富，数量之巨，极大地充实了北京地方文献资源。他们在石刻收集和目录编制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值得各地图书馆借鉴。

2 地方石刻的收集办法

2．1进行实地调查以了解地方石刻分布与现状

就杭州石刻的分布而言，由于唐以来五代吴越、宋室南渡两度建都的历史以及杭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特定的历史文化与自然山水相结合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石刻遗存几乎遍及整个西湖周边的群山。如南起龙山寺东侧的天龙寺直至玉皇山南麓的南观音洞、千佛岩、慈云岭，再到凤凰山、吴山一带；北起灵隐飞来峰至在霞岭宝石山、黄龙洞；中起烟霞三洞经赤山埠到南屏山，均有相当数量的石刻分布，尤以造像为甚。而笔者仅以曾亲临杭州南面的吴山、凤凰山和玉皇山三处景点为例，经寻访可见的各种石刻就计有百余处。如碑志、摩崖、佛经、题记、造像等，它们或立于荒野草丛，或刻于山崖峭壁，或刻于经幢，或凿雕于峰峦之巅，或开龛凿像。然而这些终年暴露在外的地方石刻，千百年来饱受兵灭、社会动乱以及自然侵蚀或人为毁损祸患，部分方志中记载的石刻遗址或荡然无存，或遍体麟伤、岌岌可危；文革十年动乱时期，地方石刻更是惨遭厄运；人类自然空间环境的恶化，文物保护意识的淡漠，也使石刻自损或被损加剧。笔者因摄制《杭州石刻》的需要，目睹慈云岭、天龙寺和烟霞洞等处的造像被不同程度的毁坏后的景象；如后晋七年（942）吴越国王钱弘佐在位时雕凿的慈云岭造像，两龛造像依山势而建，中间三尊坐像（即“西方三圣”）身披袈裟，袒露右肩，仪态端庄。文革时，造像的佛首被毁，后用水泥涂抹复雕而成，颇具唐风的佛像容貌也只有凭借于人们的想象了；位于三茅观古园内的青衣泉，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之久的唐代石壁题记，上书“唐开成五年南岳道士邢令闻钱塘县令钱华道士诸葛鉴八分书”二十六字，字迹清晰可见。仅五年后的今天，由于自然侵蚀或环境污染的加剧，岩石风化剥蚀，题记已漫滤难辨；凤凰山原南宋皇城遗址后壁，有宋高宗赵构榜书“忠实”二字题刻，右下方原赵构刻石印款已遭凿窃，只留下一个方洞。总之，暴露于野外的石刻，除了历史原因造成毁损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