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经验与教训_马勇

总第６６６期Sum No．6662013年第０５期No .05,2013历史教学History Teaching 【收稿日期】2013－01－11[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日本[中图分类号]Ｇ６３[文献标识码]Ｂ[文章编号]０４５７－６２４１（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６４－０９甲午战争经验与教训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６）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是历史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

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探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

１８９４年６月６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

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

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

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注意寻找战争理由。

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

６月７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

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

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

稍后收到李鸿章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

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

言下之意，中国做事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不管你们日本认不认。

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与中国一决雌雄，由此确定朝鲜的未来，因而对中国方面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

６月８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

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

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

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

６月１０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

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

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

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一、战争起源徒自扰也。

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

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

６月１２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并事宜，表示自己已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

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

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

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

６月１４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

总理衙门并不这样认为。

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

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

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

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６月１６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

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给对方留有丝毫实施希望。

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

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

且《日朝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

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

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

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

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

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

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

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

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

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

６月２２日，陆奥宗光向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

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

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

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的相当不满。

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

６月２５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

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

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

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

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

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

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

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

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

如果让他们出境援朝抗倭，事非大举不办。

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

然而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

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

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

７月１２日，御史张仲火斤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

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

７月１４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

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

７月２１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

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

第三天，也就是７月２３日晚，“高升”号从大沽启程。

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

２５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

８月１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丰岛海战，特别是高升号沉没，标志着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尽管两国尚未正式宣布开战。

按照李鸿章的部署，中国确实不准备与日本决战，一是没有资本，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和装备，李鸿章最清楚，好几年没有拨款更新装备了，早已远远落在日本后面了。

第二，李鸿章心中更清楚，世界大势决定着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宗藩体制。

宗藩解体，重建与各藩国的国家关系，其实应该有新的思路，无论如何不能再以天朝上国自居，更不可能对藩国发号指令，阻碍藩国发展。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鸿章当然没有进行切实的战争准备，然而日本确实又太过分，一步一步将中国赶上战争舞台。

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５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击沉了中国政府运兵船高升号，一千多名官兵葬身海底。

同一天，日本政府威逼朝鲜大院君李罡应宣布废除中韩之间的《贸易章程》。

李罡应还宣布请求日本军队将中国军队驱逐出朝鲜。

日本的做法特别是大院君李罡应的宣布使二、甲午陆战：望风而逃一泻千里中国政府很没有面子，中国军队如果就这样离开朝鲜，确实有损帝国威严，必然会在内部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已经进入朝鲜境内的军队主要驻扎在牙山一带。

日本大本营早就密令第九混成旅团在充分准备后向牙山进攻，一举歼灭清军主力。

牙山距朝鲜首都汉城七十公里，清军驻扎在那里显然有其战略考虑，日军准备夺取其实意义相同，都是希望以此掌握汉城控制权，所以牙山在中日决裂后成为双方必争之地。

清军驻扎在牙山有两千多人，指挥官为叶志超和聂士成。

当他们发现牙山可能将成为日军进攻对象时，突然感到牙山其实为军事绝地，易攻难守，不宜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