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胡佳竹 10300120141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关于民生问题的思考

10300120141，英语，胡佳竹

民生问题是关乎我们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之下，我们必须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注民生问题就自然成为重中之重。

民生问题由低到高、递进地呈现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侧重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包括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状况、基础性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住房保障、基础性公共卫生制度等等；第二个层面侧重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主要是“生计来源”的问题，包括就业的各方面问题以及基本权益保护的问题；第三个层面，主要是社会福利状况，侧重民众的生活质量，举例来说，比如在瑞典，公民在二十岁以前都可以免费定期看牙医。第三层面属于较高层面，是目前的中国力所不能及的，但这仍是未来民生问题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应被列入我国改善民生的中长期计划中去。

显而易见的是，这三个层面呈现出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每一层面的问题的解决，都须以前一层面的实现为基础，而绝无可能逆转进程。当然须注意到的是，第一层面与第二层面的问题中有部分是紧密相连甚至互为促进的，比如，民众的发展权只有在生存权得以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障，但是属于发展范畴的“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民生之本，在民众的总体发展趋于正轨时，其生存权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真正被保障。这个问题暂时不讨论；今天我所想要浅谈的是，属于第一个层面的，也即关乎民众基本生存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不仅因为它是关乎民众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更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体弱的年轻人，对这一问题也有切身体会。看病难与看病贵，让民众对本该象征“安心”与“得救”的医院，成为生病时犹豫是否要前往的心病。而这并非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一．何为“看病难、看病贵”

看病难问题主要表现在，民众感觉去大医院看病很难。且不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民众人均享受的医疗资源远少于东部地区，以及农村人口赶到城市大医院看一场病不容易，仅以上海为例，虽然是我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的各大医院总是人满为患；我曾在一个周日去华山医院挂皮肤科，让医师看病只用了不到五分钟，但排队等候看病与等候付款、取药却用去四十多分钟，约占到看病所花时间的88.9%。看一次病，往往要预先留出大量时间。见医生一面实属不易。而谈及住院，就更加麻烦，常常是一床难求，走廊里都睡满了人。

看病贵问题主要表现在，民众认为医药价格虚高，并且对医生产生不信任感，有时忍不住要质疑医师或医院是否为拿回扣欺瞒病人，专开自费药、让病人做很多不必要的昂贵检查。

一方面到大医院看个病需要大量时间，医师的态度又往往冷淡，另一方面挂个号都要付账，且感觉药价虚高，因此有很大一批民众对医院心生畏惧，能不去医院则不去医院，小毛小病能扛则扛；这种现象的产生，不得不说，是对我国公共卫生管理体系不健全的当头棒喝。然而其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需要分多个角度来解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所在，才能相应地提出对策，或曰解决问题的思路。

二．“看病难”、“看病贵”原因探究

1．为何大医院总是人满为患

1）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的医疗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只有约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患病的老百姓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信任当地医疗机构的，都奔向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

2）而造成医疗卫生资源发展的这种严重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在农村和城市间、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间形成两极分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在卫生支出方面存在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这包括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总量不足、中央政府卫生支出比例过小、政府卫生支出各项目间比例失衡、区域以及城乡之间卫生支出差异过大等。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我国政府支出总量不足的问题。数据显示，1982到2006年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平均为14.64%，但低于同期GDP、财政支出与科教文卫事业费的增长速度，这造成了我国政府卫生预算支出的相对值逐年递减。尤其是2001年以来，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科教文卫事业费的比例都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甚至近年来还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另外，从1978—2004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也已经由32%左右下降到20%以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众对卫生产品需求上升，政府干预卫生领域的程度本不断提高，但在我国反而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种现状值得引起警觉和反思。

其次是关于中央政府卫生支出比例过小的问题。根据《2007中国统计年鉴》可以看出，2002—2006年中央卫生事业费占国家卫生事业费的比例在2%—3%之间，而地方卫生事业费占国家卫生事业费的比例则高达97%—98%，而且地方卫生事业费仍呈现上升趋势。与其形

成对比的是，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美国联邦政府承担了公共卫生支出的65%以上。

再次是政府卫生支出各项目间比例失衡的问题。我国政府的卫生支出预算由两部分组成：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公费医疗经费。举例来说，1978—2006年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卫生事业费比例由60%左右下降到40%，这固然同我国医疗行政事业单位的市场化进程是有联系的，但与此形成对比的却是行政事业单位医疗经费比例却高居不下，稳定在25%左右，所占比例过高。2006年医学科研经费比例已降至0.29%，而其比例所占比例原本就偏低，却还呈现持续下跌的趋势。即便只是在卫生事业费这一项的内部，也存在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我国卫生事业费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特点，用于医院经费所占比重较高，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品检验机构经费支出比重较低。这些都反映出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项目结构严重不合理。另外，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项目失衡，公共卫生及传染病防治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发展过慢，体现了对其投入过少，而这将导致危机发生时处理危机的耗费过大，对危机处理体系的被动投入过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一些新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大，必须建立完备的预警系统、疫病预防和控制应急机制，以确保民众的健康安全。

此外，地区间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差异也很大。据统计，东部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占了总支出规模的一半左右，而西部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只占全国总支出规模的1/4左右，差距非常显著。这表明中西部人均享受的公共卫生资源要远远小于东部地区，事实上违背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宗旨。另外，我国政府卫生支出还存在着城乡差异。我国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农村经济发展的辅助条件难以保障，社会福利大部分被限制在城市中。而农村卫生支出各项目间的结构也不同于城市，据统计，1992—2002年各县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医疗机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约占卫生事业费支出的90%，卫生经费中投入防治防疫和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的经费则都仅占到10%以下。上文所提到的这种“重治疗、轻预防”的现象在农村地区更加明显。

3）我国医疗机构分级管理体系的不健全也是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这种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即便是在大城市内部，也存在着“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看病难问题。再以上海为例，上海市的镇、街道医院属一级甲等，区级医院属二级甲等，市级医院属三级甲等。而在我所居住的徐汇区田林街道，有三级甲等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五百米内也存在一级甲等的田林街道地段医院。而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从未去过地段医院。从平时的观察而言，田林地区的居民也大多倾向于前往市六医院就诊，而非首先选择地段医院。而事实上来说，有相当一部分小毛小病，大可不必在大医院里耗费大量时间。而这从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