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专享]何新：皇帝只是历史的奴隶

何新：皇帝只是历史的奴隶2015-04-10 11:00:23| 分类：默认分类| 标签：|举报|字号大中小订阅何新：皇帝只是历史的奴隶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1992年何新与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关于历史哲学的对话时间：1992年2月地点：莫斯科·中国大使馆【简介】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Тихвинский,СергейЛеонидович），（1918年9月——）历史学教授，前苏联科学院院士（1981年）、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俄罗斯汉学界的最著名人物。

何新在1992年2月访问俄罗斯时，会见了齐赫文斯基，曾经就苏联及世界形势以及历史哲学问题进行了有意思的深入讨论。

下文根据这次谈话的翻译记录稿整理。

由于翻译的原因，原稿不完整。

本文发表前，何新对原稿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前面双方交谈了关于当时世界形势和苏联面临解体问题的观点，此略。

）齐：那么，想了解您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哲学观点。

何新：“历史哲学”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但现代西方人认为，“历史哲学”已经不必要了。

历史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因此，形而上的历史哲学是不必要的。

齐：这是否与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潮有关？自从培根和洛克提出“实验的（‘经验/实证’）主义”以后，到康德哲学，欧洲学术中兴起了“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

何新：是。

牛顿有一句名言：“物理学，要谨防形而上学！”在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反形而上学是一种时髦。

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恩格斯试图将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引入到历史解释领域。

他认为可以用马克思的经济解释作为物理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组合结构），重构社会历史。

然后以经济实证作为基础，为一切人类活动找到现实的目的与解释，这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

齐：您是否认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何新：我不完全认同。

我认为历史学虽然依赖于实证基础，但是哲学解释也是必须的。

实际上，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论本身也仍然是一种形而上的历史哲学。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不同，不仅在于哲学具有更抽象的思辩性（玄思）。

更重要在于哲学是体现一种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方法思考。

实际上，哲学的思考归根结底是关于“方法”或“认知工具”（包括关于语言与概念的逻辑框架）的思考。

哲学必然是超越经验之上，“形而上”的。

所谓历史哲学，就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形而上”的理论。

历史哲学是超越于直观、历史现象之上的抽象，同时也是对于认知历史、理解历史的方法的思考。

齐：那就是说，您认为探索历史哲学仍然是必要的。

您是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何新：不完全是。

马克思主义，如您所知道的，是一个混合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恩格斯主义。

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哲学比恩格斯有更深刻的见解。

在马克思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论部分）、中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人类历史的一系列总体理念，这构成他的历史哲学。

但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过去没有见到任何的解释。

马克思提到：存在“所谓三种历史编纂学：1.直观的 2.反思的 3.哲学的。

”齐：哦，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

你看，你怎么理解这些话？何新：这几句话来自黑格尔。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中谈到了三种形态的历史著作。

他说：“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原始的历史，（二）反省的历史，（三）哲学的历史。

”这三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所谓“三种历史的编纂法”。

三种形态的历史，实际是对于历史著作的分类。

《历史哲学》在黑格尔生前并没有出版，是在黑格尔死后，由他的学生根据讲堂笔记编辑的。

所谓“历史哲学”这个名词，也=是来源于黑格尔的这本书。

作为一门学术，“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所创立的。

在此之前，只有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但并没有所谓“历史哲学”。

齐：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编纂学”，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认为两者并不相同。

何新：马克思所谓“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指对于历史进行解释的方法，换句话说“编纂学”也就是关于历史的“解释”学。

对于历史的任何解释，总是需要一套概念和语言的基本框架。

通过这种框架解构历史现象，历史才能被解读和重新组构。

这种概念和语言的逻辑框架也就是“方法”或“工具”。

这也正是本来意义（亚里士多德及黑格尔所理解的）“方法”和“工具”。

换句话说，我认为编撰方法包括指导编撰思路的历史哲学。

齐：当然，历史哲学在解释历史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性的意义。

但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唯心主义，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就彻底告别了唯心主义，包括历史的唯心主义。

何新：我认为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贯彻他的一生。

也许1世纪最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就是马克思。

齐：现代历史学比19世纪已经进步了很多。

很多国家的历史得到历史学家的重构。

所以关于三种历史编撰学的说法，现代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

何新：我不这么认为。

其实我们读到的史学著作，仍然包括这样的三大分类。

关于所谓“原始的历史”，或者“直观的历史”，就是历史事件的实录，直接记录，实第一手的历史素材的保存和纪录，包括各种回忆录。

［黑格尔说：“关于第一种历史，……作者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

”］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是全世界最完整的。

例如中国上古的政治档案《尚书》，这在古代虽然属于神圣的经书，实际上《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

司马迁说：“《书》纪先王之政事。

”。

还有周代的《百国春秋》（“百国春秋”一词，出于《墨子·非命》），包括鲁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等等，孔子以前列国史大体都叫《春秋》，即《百国春秋》”。

又例如现代的各种档案资料、关于政治历史或文化的各种回忆录等，都属于这种“直观的”或“原始的历史”。

在俄罗斯科学院中保存着大批中国西夏国的历史档案，也是属于原始的历史资料。

齐：当然，这种原始记录的历史，作为历史过程的直接实录，是比较客观的历史。

何新：我不相信。

其实，直观记录的历史恰恰是最主观的历史。

这种资料总是深刻渗透着当事人本身的主观感受、感想和感情。

它们是形成历史认知所需要的重要素材，但绝不等于客观的历史过程。

因为这种基于个人主观感受的历史记述，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者“鸡讲鸡话，鸭讲鸭话”。

所以黑格尔认为需要第二种历史，也就是所谓“反省（反思）”的历史。

反思的历史已经不是简单的直接素材，而包涵了著史者的主观评价，是在一定的政治观点或者道义观点下引导性的重建的历史。

在价值观背后，常常关联着某种类型的意识形态。

所以这种历史，不是所谓“真实”的历史，而是主观的评价性历史。

我认为现代的大多数历史著作都是这种反思的历史。

齐：这种评价性历史，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就是中国历史家说的“春秋笔法”。

何新：毫无疑问，春秋笔法就是一种主观的历史。

例如孔子重新编纂《春秋》，主要寓意在于进行道德批评的所谓微言大义。

孔子作《春秋》，褒贬诸侯、士大夫，主导舆论权威，认为历史家的道德权威高于君王的政治权威。

孔子是中国历史学最早的开创者。

他也开创了中国的主观道德史学。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罪子惧。

”］后世称孔子为“素王”。

所谓“素王”，就是执掌舆论之王，亦即所谓“无冕之王”。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诈，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太史公序》：“上大天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太史公曰：余闻董生言，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容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退诸侯，讨大天，以达王事而已。

”］这种主观史学的成立，使得历史学可以作为政治斗争、社会斗争的工具和武器。

因此有所谓“古为今用”，“借古讽今”的文章可作。

事实上，中国史学两部早期最重要的名著，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和司马迁的《史记》，都可以看作这种体现史学家反思历史的主观史学的著作。

对历史的道德反思不仅体现在《史记》中“太史公曰”的说教议论中，也体现在史料的抉择、弃舍中。

但是，历史家参与政治斗争有时会付出重大代价，例如司马迁就是因此而被阉割了。

［例如《史记》“汉文帝本纪”的太史公评语：“孔子言：‘必世而后仁。

善人之治国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胜也。

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

鸣呼，岂不仁哉！”就是以仁义为准则评论帝王。

］实际上，中国的官修廿五史体系以至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英国吉本的《罗马帝国兴衰史》都是属于这种寓意于道德反思类型的史著。

［《资治通鉴》卷一，记周天子承认晋大夫三家为诸侯事后评论曰：“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所谓礼，纪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

……乌呼，君臣之礼饶坏，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礼稷无不泯绝，生民之责康页几尽，岂不哀哉！”是以不同朝代的政治价值观念为根据，来总结、反省、评述和褒贬前一代的历史。

］齐：现代的历史学著作存在道德反思的传统。

而道德反思或者积极的价值评价，对于总结历史的教训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何新：反思史学的意义，除了褒贬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以外，认为自己负有一种“道德”使命，即试图为后代君主从道德角度总结所谓“历史的教训”。

但是，人类无法摆脱盲目或误判的玩弄。

当你自以为吸取了历史教训的时候，总是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所以黑格尔对此曾讽刺说：“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

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

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从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依据历史中所能汲取的那些教训进行活动。

（对这点来说，每个时期都太独特了。

）”［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269—270页的引文。

］列宁的《哲学笔记》曾经引用黑格尔说：“黑格尔又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特殊的环境，每个时代都面临如此之独特的状况）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之际，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

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

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实’的生动和自由。

”道德史观的根本局限性在于，由于著史者所依据之价值观念不同，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也就自然不同。

所有的翻案文章，其实无非不过是采取了某种新的价值观点而已。

但是只要又出现了另样的价值观，这种反思的历史就不得不重新写。

历史解释的差异不过是反映了价值体系的差异而已。

其结果必然是“是非无正，人用其私。

”（《汉书·艺文志》语）所以黑格尔指出：“任何著史的人都可以利用各种资料，各人都自信有能力去整理这些资料，而且每个人大概都把他自己的精神，当作是那时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