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创建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思考

云南创建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思考郭家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所长、研究员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山区省份。

全省有5000人以上的世居民族26个，其中15个为云南所特有，16个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毗邻而居，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1534万，占全省总人口的33.4%。

全省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197个民族乡（现存148个），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和实行区域自治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

云南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云南创建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将对全国边疆民族地区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制定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原则，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推动国内各民族逐步建立、形成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历届云南省委省政府结合云南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推动云南的民族工作长期走在全国前列，形成了有云南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成功实践和基本经验。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民族团结的有益探索（一）中央访问团深入民族地区慰问少数民族群众为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于1950年7月向云南派来了由40多人组成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带着毛主席、周总理的题词和药品、绸缎、布匹、盐巴、茶、糖、针线等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作为礼物赠送给少数民族。

中央访问团来到云南后，云南省委又抽调了一批干部扩大访问团组织，补充了大批物资，先后访问了宜良、楚雄、大理、丽江、保山、武定、普洱、蒙自、文山等九个专区，怒江、中甸、宁蒗、澜沧等42个市县，往返行程近2万多公里。

访问团每到一地，都向各族人民传达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少数民族山寨调查研究，倾听各族人民的呼声，并协助普洱、蒙自两个专区和元阳县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协助西双版纳地区成立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筹备委员会，因而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烈欢迎。

历时10个月的访问活动，对于疏通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做好事，交朋友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敌特的挑拨离间，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着“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的历史偏见。

为了用事实消除少数民族的疑虑和偏见，1952年—1953年，全省先后组织了3000多人的民族工作队到各族村寨开展“做好事、交朋友”活动。

省委要求工作队员从挑水、扫地、带孩子、缝补衣服和栽秧、割谷子等最简单的小事入手，帮助群众做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以此来广交朋友，逐步消除历史偏见。

实践证明，在千里边疆开展的“做好事、交朋友”活动，确实起到了消除隔阂，增进了解，疏通民族关系的作用。

（三）扶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做好事、交朋友打开了工作局面，但要实现民族团结还得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以打下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为此，党和政府对民族地区执行了“一少（要的少）、二多（给的多）、三公道（价格公道）”的经济政策。

拨出大笔资金对生活极端困难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无偿救济；运去大批农具、盐巴、粮食、布匹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以满足群众的迫切需要；以合理价格收购当地的土特产品以增加群众收入和购买力；无偿发放耕牛、农具帮助群众开田开地发展生产，帮助独龙族人民学会了种植水稻，帮助在深山老林中生活的苦聪人出林定居。

此外，党和政府还积极在全省民族地区进行交通和邮电通讯设施的建设，帮助一些民族发展其传统手工业生产。

还向边疆民族地区派去了医疗队、防疫队，教育工作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所有这些措施，都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烈欢迎。

（四）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全省共有少数民族上层（含宗教上层）13000多人，其中12800人分布在边疆民族地区。

除村寨头人约1万人外，按其当时政治统治和社会影响范围，相当于乡级的头人有1800多人，相当于区级的900多人，相当于县级以上的115人。

1由于民族上层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具有深厚的传统影响，他们的向背往往可以左右本民族群众的向背，故做好争取团结民族上层的工作，便成为当时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为此，进驻边疆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地方干部和民族工作队，每到一地都首先争取团结民族上层，取得上层同意后再去开展群众工作，培养民族内部的新生力量，进而推动上层进步。

“通过上层，联系群众”，然后“依靠群众，团结上层”，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云南边疆民族工作发展的一条特殊规律。

2（五）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和废除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和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自报登记的400多个民族名称中，仅云南省就有260个，初步归并后仍有132个，经过1954年的民族识别工作，确定云南共有少数民族24个。

31979年又确认“基诺人”为单一民族。

随着人口的增长，使今天云南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达到25种。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1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的指示》，云南省委省政府依照本民族意愿，按本民族自称分别确定了傣族、拉祜族、景颇族、1参见王连芳主编：《云南民族工作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88页。

2参见王连芳主编：《云南民族工作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3参见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独龙族的族称，废除了带有歧视和侮辱性质的“摆夷”、“山头”等他称和许多带“犭”旁的称谓，并将自称繁多的彝族各支系统称为“彝族”。

与此同时，又将含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之意的县名作了更改：改缅宁为临沧，改蒙化为巍山，改顺宁为凤庆，改镇南为南华，改平彝为富源，改镇越为勐腊等，1987年5月，又将“卡佤山”改名为阿佤山。

这一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少数民族群众普遍反映说：“这才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4（六）调解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历史纠纷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蓄意挑拨民族关系，造成了一些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历史纠纷。

为了疏通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本着“民族平等，合理解决，互相协商，双方让步，大家满意”的原则，作了大量调解工作。

例如，解放初期德宏州较大的民族纠纷有数百起，有的已发展成为械斗。

盈江县铜壁关区景颇族内部的一场械斗已延续了九年，死亡200余人，荒芜田园达4000多亩，严重妨碍了民族内部的团结，影响着社会安定和群众的生产生活。

后经政府派出的工作队耐心调解，对双方因械斗造成的损失由政府予以补助，终于使双方达成了互谅互让的协议，停止械斗，还订立了“团结爱国公约”。

又如宁蒗县小凉山彝族地区，历史上冤家械斗极为频繁。

其中瓦渣和朴约两个家支之间，从清道光年间开始发生冤家械斗，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长达百余年。

械斗中有600多人丧生、200多人伤残。

民族工作队深入彝族村寨，奔走于两个家支之间，说服了双方头人，举行了“钻牛皮”的盟誓仪式，终于停止了冤家械斗。

再如，经过召开民族代表会议，调解民族纠纷，原普洱区即今思茅、临沧、西双版纳等地的各族土司、头人和少数民族代表，于1951年1月1日，按照佤族传统习俗在今宁洱县举行隆重的剽牛、喝咒水仪式，共同立下了这样一段山盟海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5有40多名各族代表在誓词后面郑重签名并勒石成碑，今天，这一民族团结誓词碑仍然高高地耸立在普洱市，誓词充分表达了普洱区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心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政策结出的硕果。

（七）分类指导，顺利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云南各民族分别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发展阶段的实际，分别创造性地采取了“直接过渡”、“和平协商”、“缓冲”、“适当放宽”等多种特殊政策和特殊方式，顺利完成了云南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6这就是说，随着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完成和各民族内部剥削阶级的消灭及剥削制度的废除，云南就基本建立和形成了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

”7二、改革开放以来增进民族团结的成功实践和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结合云南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开创了云南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使云南的民族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一）结合云南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党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代表中华民族及其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并实施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走出了一条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

结合云南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云南民族关系长期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原因。

（二）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云南民族众多、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三分之一且遍布全省所有地区这一基本省情和客观实际，就使民族问题在云南不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问题，而是涉及全省所有地区、所有部门的全局性大问题。

民族问题在云南除具备自身固有的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外，还具有全局性特点。

这一特点就使民族问题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发生全面影响，并自然成为关系全省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因此，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提出了“在云南工作，不重视民族工作，不研究民族问题，就是不称职的领导干部”等一系列重要观点。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把民族工作置于全省工作的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构建了党委抓政策、人大抓法制、政府抓落实、政协抓监督的民族工作机制。

省委成立了民族工作领导小组，协调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省、州（市）、县各级政府的民族工作机构不断得到加强，充分发挥了民族工作机构的职能作用；在乡镇或村委会还设立了民族工作专门干部和信息联络员。

从省到县形成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副职协助抓、职能部门具体抓、各方面齐抓共管的民族工作社会化局面，为民族地区的发展稳定提供了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