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子女

达尔文的子女(2007-11-22 05:06:40)
标签：知识/探索分类：科普文章
1839年1月，30岁的达尔文与大他一岁的表姐爱玛结婚。

达尔文此前曾对是否要结婚犹豫不决，在笔记本中写下结婚的好处与坏处加以比较。

排在结婚好处第一条的是“孩子”。

结婚当年年底，达尔文夫妇有了第一个儿子。

此后一直到爱玛48岁，他们共生下了10个子女。

其中有3个夭折：二女儿玛丽仅活了3星期，小儿子查尔斯在2岁时死于猩红热，大女儿安妮在10岁时死于肺结核。

后来有人把达尔文子女的夭折归咎于近亲结婚。

这是没有道理的。

在达尔文的时代，儿童夭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当时的英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没能活到1岁。

即使是10～15岁的儿童，死亡率也高达千分之五，是现在的25倍。

猩红热在当时对儿童是一种能够致命的常见传染病，达尔文的朋友、后来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也有一个儿子三岁时死于猩红热。

至于肺结核，在当时更是医院不予收治的可怕的不治之症，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

近亲结婚既没有给达尔文的子女带来更高的夭折率，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没有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67～93岁）。

大儿子是银行家，二儿子是数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三儿子是植物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四儿子是工程师、皇家地理学会会长，五儿子是科学仪器设计者、剑桥市长和皇家学会会员，可谓个个有成。

只有2岁夭折的小儿子根据达尔文的观察记录以及从照片判断，当是当时还不知道的一种遗传病——唐氏综合征（先天愚）患者，但这显然是由于爱玛是个超高龄的孕妇导致的：45岁以上的孕妇生下唐氏综合征婴儿的概率高达30分之1。

达尔文把他的子女当成了科学观察的对象，一出生就开始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从中收集证据用来证明人类的情感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必定是经过进化而来，而不是上帝创造的。

在他看来，孩子的夭折也是一个自然事件，并非上帝的安排。

医学也许有一天会发现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治疗方法，但是宗教对此毫无用处。

爱玛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面对孩子的死亡，特别是她和达尔文最宠爱的大女儿安妮死亡，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从宗教信仰中寻找安慰：希望安妮能上天堂，等自己死后与她在天堂上再见。

但她也不能明白上帝把安妮从她身边夺走的目的何在。

她珍藏了安妮的一些遗物，放在一个书箱中。

它们至今还在达尔文后人的手中。

达尔文此前已向爱玛明确表示过，虽然他曾经是剑桥神学院的学生，但是他不相信基督教。

他仔细推敲过基督教的教义，发现没有证据和理由能够让他接受基督教。

但是他还和爱玛、子女们一起上教堂参加礼拜仪式。

在安妮死后，达尔文彻底地告别了基督教，不再
参加礼拜仪式，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则留在外面等他们。

安慰他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忆——在安妮死后一周，他写下了一篇安妮回忆录。

安妮究竟得了什么病，当时并无明确的记载，其死因也只简单地写着“发烧”。

但是从其发病过程和症状看，现在一般认为安妮得的是肺结核。

在当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真正治疗肺结核。

实际上，当时对绝大部分疾病都没有真正有效的药物，流行的药物大多含汞、砷等重金属，或者是鸦片之类的毒品，不仅不能治病，反而能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在安妮患病后，达尔文根据一位名医的建议，每天对安妮进行“水疗”，例如用湿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5分钟。

在家中治疗无效后，达尔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医的疗养院，在其指导下进行水疗。

一个月后安妮就死在了那里。

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几天，达尔文日夜陪伴在她身边，每天写信向因怀孕留在家中的爱玛汇报情况，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读之令人心酸。

安妮死于1851年。

当时医学界对肺结核的病因一无所知，有的认为它是消化不良引起的，有的认为它是一种遗传病——这让经常患病的达尔文更感到内疚。

事实上当时对传染病的病因都一无所知。

26年后，德国医生科赫发现炭疽杆菌，首次证明传染病是病菌引起的。

在读了科赫的论文后，达尔文评论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二、三十年前我对自己说，如果能够证明传染病的起源，那将会是科学的最大胜利；而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了这一胜利。

”5年后，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

1921年据此出现了能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卡介苗）。

但是一直到1944年链霉素的出现，才有了真正能够治愈结核病的药物。

孩子是父母能够得到的最好礼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给父母带来了最大的痛苦。

我们应该庆幸现代医学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出现这种痛苦的可能性，这是达尔文时代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

它确实算得上是科学最大的胜利之一。

2007.11.18.
（《中国青年报》2007.11.21）
(XYS2007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