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

《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
一个仅有710万人口，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产生了如此多的创新企业，甚至比中国、日本、印度、英国等大国还要多，原因是什么?通过阅读丹·塞诺和索尔·辛格所著的«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得出以下原因。

一个仅有710万人口，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产生了如此多的创新企业，甚至比中国、日本、印度、英国等大国还要多，原因是什么?通过阅读丹·塞诺和索尔·辛格所著的«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得出以下原因。

一. 无惧权威、怀疑和争辩的文化：
希伯来语(chutzpah)的含义是：怨恨、厚颜无耻、蛮横无理、惊人的胆量、放肆并且傲慢，中文中最接近其义的词汇是“肆无忌惮”，在以色列，随处都可看到这种“肆无忌惮”的影子：大学生同他们教授讲话的方式，雇员们挑战他们的老板，军士质问自己的长官，文员批评政府要员。

正如书中的段子所表现的：四个男人站在街角：一个美国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以色列人。

一名记者走到他们面前说：“打扰一下!请问你们对肉类短缺有什么看法?”
美国人说：“什么是短缺?”
俄罗斯人说：“什么是肉类?”
中国人说：“什么是看法?”
以色列人说：“什么是打扰一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两个犹太人会有三种观点”，正是这种特点的写照。

犹太小孩放学回家，犹太妈妈问的第一句话可不是“你今天学到什么?”“考了几分?”而是“你今天在学校，问了老师什么问题?”
碰到事情，他们坦率、不惧权威、不惧传统的争论，直到把问题分析透彻为止。

宗教信仰典籍《塔木德》就是公开讨论的集大成之作——这
种精神不仅影响了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也塑造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

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总结道: “……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

从犹太文明开始存在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

”
二.国家小、人口少、管理幅度小、集权思维弱、没有大一统思想包袱、始终防范顺从、集体思维的出现，不愿意为了纪律牺牲灵活，为了体制牺牲主动，为了可预测牺牲创新。

崇尚扁平式领导、权力责任下放、信息公开、挖掘大众潜力、公开讨论、坦诚相见、减少内部人际关系损耗。

三.军队成为孵化器
(1)军队生活的历练，战争中年纪轻轻就承担重大责任，促使青年迅速成长、成熟，学会商学院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什么是真正的“生死攸关”，什么是次要的;如何激励士气;如何诱导大家达成共识;经历过战争严酷考验后的真正的道德和伦理规范。

(2)提供专业培训，有很短的时间内学到更多东西，取得专业学位;接受军队的基础训练，领悟“科技和军队的需求——尤其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培养以任务为导向，能解决实际问题，
甚至是能提出跨学科解决方案的领导人才。

(3)军队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形态，不同宗教信仰的同龄人，男孩和女孩，一起合作共事，朝夕相处、学会有效沟通、共渡难关，从而形成团队意识，协作精神。

(4)在军队服役期间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及之后的预备役期间的定期集结，都会维护和加强人脉关系的构建，许多商业关系就是在长期共同作战、执行警卫任务或者训练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四.稳定的体系和先进民主国家的法律。

五.集群。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说：“集群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模式，指在某一特定地域中，大量相互关联的组织在空间上集聚，比如企业、政府机构、大学等。

集群会为其所在地区带来指数级的增长，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集群中的每个主体都相互存在于彼此创造的商业效应里。

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做着同样的工作，谈论着同样的话题，这会使企业更贴近员工和供应商，
也更容易获得专业的信息。

”
“集群必须围绕“人际关系，面对面的接触，共同利益感和内部关系而建”
对于创建一个集群来说，通过提供行商机会、基础建设是很容易建立的，但要维持一个集群就必须要有文化基础、要有共同的意识形态。

以色列正好有这类集群所需的环境：国土面积狭小，企业、机构密集;在以色列大家都彼此认识，社会的透明度很高;统一及历经千年的宗教文化、共同的苦难历程，造就以色列人对国家的情感所依和归属感。

六.移民
对失去的恐惧要强于对获得的希望。

移民是不会排斥重新开始的，他们是爱好冒险的人。

移民的国度就是企业家的国度。

七.人才网络。

以色列的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流散各地的犹太人构
成的网络，无论是学术界的，还是商业领域的，这些网络成为以色列沟通外界的桥梁，以及人才引进的来源宝库，以色列的许多行业正是通过这些网络引进人才，才得以创建、发展、壮大。

如航空业等。

八.风险资金。

风险投资是一项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对社会的推动，远远大过科技创新!科学技术的发明影响一个领域，而社会制度的创新会影响整个社会，乃至影响历史。

马克思曾对公司制度产生的意义作出如下评价：“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以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

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那么，风险投资对创新发明的推广，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公司制的发明。

风险投资起源于美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一些愿意以高风险换取高回报的投资人发明的，这种投资方式与以往抵押贷款的方式有本质上的不同。

风险投资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偿还。

如果投资成功，投资人将获得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如果失败，投进去的钱就算打水漂了。

对创业者来讲，使用
风险投资创业的最大好处在于即使失败，也不会背上债务。

这样就使得年轻人创业成为可能。

这几十年来，这种投资方式发展得非常成功;风险投资着眼于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而不是资产负债状况。

帮助企业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大科研投入，吸收优秀人才，向以技术和人才为主导生产要素的集约型转变。

传统中小企业开发新项目，在技术研发、技术转化、产品试销、扩大生产等各环节都潜藏着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安全性考虑往往不会提供贷款;风险投资是一种权益资本，投资者与企业是风险利益共同体，因而会积极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为企业提供规范经营管理理念或经验，为企业引入现代化经营模式，改变传统的家族式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于传统中小企业明晰产权，完成向现代企业的转型有指导作用;风险投资资金流是长期投资，资金流供给稳定。

它投向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可以满足其对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组织营销等各环节以及不同发展阶段对资金的需求。

减轻企业过高的负债率，进行财务规划，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银行贷款则难以满足这种少量多次的资金需求;风险投资严格规范的运行机制，对企业进行财务监督，遵守各种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可以规范中小企业行为，保护知识产权，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引导企业进行品牌建设，改善形象，提高社会地位和信用度;风险投资的引导作用，风险投资的介入会引进其他投资者、潜在的收购者以及新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对于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以色列积极扶持创新项目的发展，以色列政府和美国政府共同出资成立了以色列—美国跨国产业研发基金(BIRD)，BIRD一般会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为合适的企业提供50万至100万美元的资助，然后从成功项目中获得回报。

1991年以色列政府创立了24家技术孵化器企业，这些由政府创立的孵化器企业作用有限，受制于官僚体制，无法对创新企业提供有效支持。

之后以色列政府成立Yozma项目，创建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由三方组成：接受培训的以色列风险投资家、一家国外的风险资本公司、一家以色列投资公司或银行。

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

目前为止，以色列有240家风险投资公司，这些公司为创新企业的建立及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九.外界封锁、周边敌视、不断的战争及朋友背叛等诸多不利因素，形成挑战，刺激潜力，解决问题，反而形成自己的优势，自己的资产。

如以色列的灌溉技术。

时不时的以色列战争危机，却成为全民最佳的能力培养场，危机成为“国难兴邦”的契机。

正所谓：“水，不激不鸣;人，不激不发!”
十.虔诚的、悠久的宗教信仰给予以犹太民族心灵的归宿感，族群的凝聚力，生命中的使命感及关于爱的理解。

这些给予以色列创业团队以巨大的文化支撑。

正如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所言：“虽说以色列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有一个优点却是起统领作用的：使命感。

十一.旅游。

走远一点、呆久一点、看透一点。

类同于中国古代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开阔视野、接触异质文化、增加包容性、不惧进入陌生环境。

十二。

实验性模型的运用。

机构的框架一般是基于两种模型：一是标准化模型，常规和体制控制一切，包括要严格地遵守时间和预算等;二是实验模型，每天人们都会对每次练习、每条新信息进行评估和讨论，就像那种研发实验室的文化。

十三.对于失败、错误的处理、检讨文化。

对于错误，不仅仅是承认错误，其真正的作用在于将错误转化成一次改善个人和
团队能力的机会，这样的犯错是被允许的。

十四.混沌理论、反秩序。

当人们能够跨越界限、颠覆社会规范、在经济体制中制造动乱时才会产生变化，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催生激进的思想。

对于变化来说最可怕的障碍就是秩序。

适当的混乱不仅是健康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复杂性科学”中有一个概念：“混沌边缘”，用它来描述这种最理想的环境是最合适不过了。

它所说的边缘是指“河口区域，在这里严格的秩序和随机的混乱碰撞在一起，制造出很高的接受度、复杂性、以及创新性。

”
这一点新加坡可以作反证，它的兵役制度全盘拷贝以色列的，它的青少年数学理工方面在国际上的比赛成绩也优于以色列，但是它的创新发明远远低于以色列，这应该从新加坡崇尚秩序、严格控制社会方面寻找原因。

另有资料(2014年6月刋【远见】)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以色列人对秩序的看法。

以色列孩子从小就在生活教育中体验不同情境，自己解决问题。

这或许也是他们总能够突破框架思考(Think outside of the box),与创新的来源。

东方文化不喜欢冲突，讲求和谐，但在以色列，却是另类思维方式。

希伯来语(Balagan)的意思是混乱、乱七八糟，但也引申为不畏权威、特立独行与勇于创新。

以色列允许孩子们在混乱中成长。

这要从托儿所的宝宝们说起，午饭时间到了，只见小朋友们一个个坐在高脚椅上，年纪从1岁—3岁不等，他们自己吃饭，有的用手抓得乱七八糟，满嘴糊得到处都是，有的在玩食物，捏得一团团然后放进嘴巴里。

老师先让他们自己吃饭，最后才做清理。

幼教老师认为，吃饭也是玩耍，也是学习。

以色列的幼儿园里，每天都安排一项自由活动，老师会放任小朋友尽情玩耍，让孩子放风，当然，这也可能是孩子哭闹得最凶，嘶喊最惨烈的时候。

但是老师并没有禁止小朋友哭闹，或希望他们乖乖安静，而是放任他们。

老师解释，这些是训练孩子们取得“群体位置”的最全佳时机。

藉由争吵等摩擦，他们可以发现自己在群体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比如说谁比较聪明，就负责出主意;谁调解能力强，谁就当和事佬;谁会做事，就让他来执行;甚至谁的力气大，下次就不要惹他。

这是不是有点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中：“无为而无不为”的意涵。

十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初始，政府微观干预，后期鼓励市场经济，鼓励私人企业。

当政府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的大型基础设施投资趋于饱和时，就只有企业家能担当起促进发展的重任了，只有他们能找到“相对优势所在的利基市场”
十六.抵触专业化，多专多能，提倡跨专业合作、技术混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