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 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
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
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一石大米要金圆券4亿多元文汇报李婷2015-01-24 08:49[摘要]当时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为的是取代业已破产的法币。
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一石大米要金圆券4亿多元前期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以1948年的币制改革为背景，艺术地呈现了国民党金融体系是如何崩溃的，剧中，代号“建丰同志”的蒋经国很是神秘，虽未正面出现过，却不时亮一嗓宁波普通话，仿佛在各方势力的较量中他说话最管用。
日前，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做客上海市档案馆，以“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从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说起”为题举办讲座。
在吴景平看来，作为艺术创作，《北平无战事》在剧本、人物塑造等方面可圈可点，但不能将剧中的内容和历史对号入座。
事实上，1948年主导币制改革的不是蒋经国，那时的他还远没有掌控全局的能量；被人津津乐道的“上海打虎行动”的失败，和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也没有太大关联。
法币破产，金圆券仓促出笼吴景平说，当时的币制改革跟蒋经国没有太大关系，他做的事情仅仅是上海地区的经济管制，真正的主导者是蒋介石。
当时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为的是取代业已破产的法币。
法币是从1935年开始发行的，在8年抗战中，发行数额增加了390多倍，1937年的发行总数是14亿，到1945年已达5500多亿，而物价上涨比例更高，如重庆物价上涨达1795倍，上海86000多倍。
因此，1945年抗战结束后，意识到法币不行了的蒋介石便要求当时的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拿出币制改革的方案来。
但当时主掌行政院的宋子文及财政部长俞鸿钧认为，币制改革须有基本前提，即社会和平、经济稳定、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有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等，而彼时战争刚结束，国民经济还很困难，没有这个底子来承担变革。
蒋介石没有因行政部门的审慎立场而停止推行币制改革的准备。
1948年5月“行宪”之后，蒋介石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找来王云五担任财政部长。
1948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上的最后努力
励生负责监督华北 。中央银行行长
俞鸿钧被派往华 中。广东省省 长宋
身上— — 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个 沉重 的负担。同时 ，富人 的收
ｊ 主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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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使 ）到生产或至少非通胀 的领域 中。 当然 ，无 论在 什 么情 况下 ，
到 刻意 曲解 。 立 即招 致 公众 批 评 的 第二 个 措
政府 已经没有其他可 以稳定经济 、 恢复公众信心的手段 了。
经济状况 ，那么 国家的其他地 区的
局 势也 会 随之 逐 步好 转 。
发行金 圆券
１ ９ ４ ８ 年８ 月１ ９ 日国民政府宣布 了金 融和 经济 紧急 措施 。政 府还 发行 了一 种新货 币。新 的金 圆券 和旧货币之 间的汇率被确定 为 １：
对政府的新币从 来都缺乏足够 的信 心 ，持续的通货膨胀让存钱失去 了
意义。 到９ 月底 。 上 海 已经 成 了一座 经
拘捕 的商人将免予起诉 。那些 已经
被 捕 、审 讯 。并被 判有 罪 的人 可 以
少于此数额的人甚至不需要向政府 申报 。自由主义周刊 《 时与文 》上 的一篇文章直言不讳地评论道 ，实 际上 ，政府紧急经济改革的基本原
则是 “ 换 汤 不换 药 ” ，也 就是 维 持
为２ ０ 亿元金圆券。政府再次禁止罢
工和示威抗议 。８ 月１ ９日之 后 ，没 有事 先 得 到 政 府 批准 ，工 资 和 价格
之间 ，蒋经 国的 “ 打虎行动”赢得
了上 海 民众 的广 泛 支 持 — 搬 机 商 利 用 通 货膨 胀 为 自 己捞 取 好处 ，上
建国前后上海工人工薪与生活状况之考察
建国前后上海工人工薪与生活状况之考察周仲海摘要：从1930年代至1950年代，上海工人的工薪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抗战爆发前，上海工人薪金收入大多数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抗战爆发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实行“胜利加薪”，上海工人的工资收入有过短暂的上调，生活水平有过暂时的提高。
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上海工人又陷入了饥饿半饥饿的生活状态。
建国初，中共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改善工人生活状况，上海工人的生活状况较建国前有明显地改善和提高。
因而，从抗战和内战造成的水深火热之中走过来的上海工人，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生活状况基本上是满意的。
也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切身的实惠，因而比较容易接受和拥护中共的政策。
关键词：上海工人；工薪收入；生活状况作者简介：周仲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上海200062）从1930年代至1950年代，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对于在此阶段不同时期的工人工薪收情况及其实际生活状况，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还是在建国后，都曾有过许多相关的数据和统计资料①。
建国后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历史和专门研究劳动工资福利问题的机构与学者，也都曾发表或出版过较为扎实的研究成果②。
但是，迄今为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和建立以后中国工人工薪收入与实①有关建国以前的情况，特别值得提到的统计资料有：《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工商部编，南京，民国十九年（1930年）印；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编的《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五月（1931.5）；《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统计资料》（1934年10月）上海档案馆藏档，Y4-1-792；上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近六年来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及零售物价》（1932-1937年）；《上海市公用局关于1946年上海工人生活指数及各业工人平均实际收入统计》，上海档案馆藏档，Q5-3-3700；《上海市抗战前后主要工业工资调查表》，上海档案馆藏档，Q1-7-380；《上海市社会局关于抗战前后物价工资问题调查统计》，上海档案馆藏档，Q6-6-914；重庆市社会统计处部编《重庆市工资指数》（1941-1945年），北京图书馆，1992年；社会部统计处编《全国各重要市县工资指数》（1943-1944年）；石家庄市总工会编《关于工资与工人待遇问题的调查》（1948年4月）；有关建国以后的情况，最需要提到的统计资料有：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的《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年）（综合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年）（劳动工资和职工工资福利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的《中国工业五十年》（第一、二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中共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编印的《上海工资情况》第1-68期，上海档案馆藏档，A11-2-73；中共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工资改革中的重点工厂工资改革前后职工实际工资收入变化情况调查统计表》，上海档案馆藏档，A11-2-12，等。
1948年“金圆券风潮”及其他
1948年“金圆券风潮”及其他（一）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台湾省财政厅长兼美援会联络人严静波（家淦）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杭州，再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换乘肩舆上山。
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一路之簸摇，想必不是一件惬意的事。
其间，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竟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
这件趣事，是当时甫卸浙江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职务的阮毅成后来在一篇有关王云五的文章中披露的。
说起来，自是朋友间的相与笑乐，但轿夫们这种“不愿高抬”的现实心理，对于这次力主币制改革的王云五来说，或可成为接下来发生“金圆券风潮”最好的注脚：民众切身利益决不容忽视，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国民。
这时的中国，经历八年抗战之后，生命财产毁损难以计数。
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理应给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的中国人，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发展经济、休养生息的机会。
不料，战后仅十个月，内战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
美国政府派来刚获准退休仅十天的马歇尔将军居间调停，中共所坚持的底线是，反对“一党独大”，和谈之外，以武力抗争；国民党不愿放弃执政优势，则希望在局势稍加稳定、全国性的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迅速解决中共问题。
当时双方兵力和地盘，国民党占绝对优势；但随着战后经济不断恶化，以及接收措施丧失民心，形势此消彼长，国民党的颓势正逐渐明显起来，这不止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和金融等问题处理得也是一团糟。
以沦陷区为例，抗战结束后，政府一纸命令规定：不准使用伪银行货币（中储券、联银券等），伪币二百元对一兑换法币。
如此变易，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二百分之一。
1948年上海通货膨胀经济分析
1948年上海通货膨胀经济分析[摘要]解放战争后期，国统区的经济频临崩溃，通货膨胀急剧严重。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
1948年上海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有政治原因还有经济原因。
本文试图从经济角度结合供给与需求来分析上海通货膨胀的原因。
[关键词]上海通货膨胀经济分析上海是中国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其市场发展程度比较成熟。
金融业在全国都处于前列，号称“远东国际金融中心”。
很多国内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
正是由于上海市场的成熟，其通货膨胀表现更为明显。
在国内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国统区上海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上海1948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是毋庸质疑的。
本文主要从经济层面对1948年上海通货膨胀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1948年上海的通胀，在经济层面主要有三个原因，分别是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金融货币因素。
一、1948年上海通货膨胀概况1948年上海的通货膨胀，物价水平大幅度提高，物资产品短缺。
通货膨胀急剧严重，不仅体现在物价上涨幅度高，还体现在通货膨胀几乎涉及到国统区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产品。
1948年7月4日，申报的第六版增加了“市价一览”这个栏目，以后每天都把当天的产品价格标出。
物价上涨，经济危机不再是国统区隐晦的话题，上了台面，其严重性可想而知。
物价上涨最先体现在生活用品上，主要就是粮食方面。
“上海市政府公告食物字第30号，本市七月份计口配售食米价格业经本市上会同有关机关代表核实，计每证售食米一市斗净重十五市斤由市民凭配售证在住区内粮食配售店自由选购一美国供应米没市斗一百万元二政府储备米每市斗一百万元三政府储备米每市斗五十万元上海市长吴国桢“这是1948年7月1日上市市政府，对大米的限价标准。
7月3日周家济及徐家汇等郊区，零批价白米2050万元，早稻1900万元。
“限定价格监视交易，米市仍在停顿，民调会抛米已停止，米市昨假后开市，但由于当局仍限定价格，不得超过上周五。
试析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失败的原因
试析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失败的原因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经济管制，打虎行动虽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却很快失败。
孔、宋豪门大力回击、蒋经国系内部问题、外部客观方面，是造成失败不可忽视的原因。
标签：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使自己的经济恢复并得到了国民支持及国际上的认可，但其内部的腐败也随之日益严重，政权摇摇欲坠，经济也陷入了全面危机，国民政府为此加紧整顿经济。
1948年，蒋经国奉父命到上海经济管制，即上海“打虎行动”。
期间，蒋经国雄心壮志，不断抓捕重要官员和大头商人，“打虎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腐败的蒋家王朝已无回天之力，11月5日，蒋经国狼狈离开上海。
至此，“打虎行动”结束，持续了仅70余天。
轰轰烈烈的“打虎”戛然而止，名噪一时的“打虎英雄”在“放下经济特派员的前一星期，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1］（P180）。
蒋经国的这一出也只不过是日落西山的蒋家王朝演出的一出迷惑人民的“经济戏”。
战事的加剧，贫富分化的加大，官僚资本主义阶层短时间的暴富，官商勾结严重，腐败无处不在，蒋经国在这样的国民政府搭得不稳的台上表演，失败是不言而喻的。
一、四大家族命运休戚相关，孔、宋豪门大力回击在蒋氏政权中，四大家族地位显赫，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
蒋经国“打虎”向孔、宋豪门开刀，无疑也把刀悄悄地架在自己的头上。
蒋介石同意宋美龄而挫败“太子打虎”，根本上还是维护蒋氏政权。
同时，由于他们关系密切，清查孔、宋豪门必然也会牵扯到蒋介石自己。
蒋介石以及“第一夫人”挫败“太子打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宋美龄助戚智取“打虎将”。
在扑灭蒋经国经济管制过程中，宋美龄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正是因为她的干涉直接导致“打虎”的失败。
主要因为：在宋氏家族中，大姐宋霭龄一直以来对她照顾有佳。
宋美龄和蒋介石婚后一直未生育，故她想在娘家扶持一个得力的亲信与蒋太子相抗衡。
对于出道较早的大姐宋霭龄之子孔令侃寄予厚望，有望将其培养为能在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巨头。
蒋经国上海整顿失败的历史原因
蒋经国上海整顿失败的历史原因1948年，在3月29日—5月1日国民党召开的“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为了表示改革的决心，对内阁进行了重组，任命翁文灏先生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这也是民国从政的学者中官职最高的一位。
翁文灏是一位地质学家，一直在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
直到1932年，43岁的翁文灏才被国民政府延揽，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开始了政坛生涯。
作为一名学者型的官员，翁文灏在政坛素有清誉，在腐败成风的时代别具一格。
这或者也是他被蒋介石看中的重要原因。
很快，8月19日，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就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随之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四项法规。
这标志着国民政府正式启动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的货币改革。
翁文灏意图通过货币改革，抑制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里要交代一下通货膨胀的背景。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
虽然国民党一度计划在3—6个月剿灭“共匪”，可打了两年的仗，“共匪”不但没有被剿灭，国民党军队反而在战场上越来越被动。
众所周知，打仗，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烧钱”的事情。
为了筹集资金打“内战”，国民政府不得不向中央银行借钱。
中央银行哪里有那么多钱？只好不断增发货币。
这就导致当时的法币发行量剧增，从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几乎涨了120倍。
这就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以教授为例，1946年，一位教授可领到80余万元法币，能买23袋面粉。
一年后，教授的薪金涨到140余万元，可这笔钱能够买到的面粉却不到10袋面粉。
而到了1948年初，一位教授的薪金已经连5袋面粉都买不到了。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对近年来的物价进行了一番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新上海市长——读《陈毅传》相关篇章有感
新上海市长——读《陈毅传》相关篇章有感作者：赵亮来源：《艺术殿堂》2018年第08期【摘要】本文从多方向、多角度论述了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在出任市长时期的史事，论述过程言简而意赅，精确而有序；内中涉及经济、金融、军事、政治、外交、统战等多个方面，堪称为信史。
从以上这些方面出发，对陈毅市长的政事进行总体描述，既体现了当时陈毅治沪的全部重点体现方面以及着力点之所在，又充分说明了陈毅市长能够高屋建瓴而准确地抓住在上海施政的全部。
以上也说明陈毅在上海执政已达到完美之程度，如此方得以在以上诸方面均有卓著的建树，于此可见陈毅市长的力度。
【关键词】开国元勋；市长；通货膨胀；统一战线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首批编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的开国元勋和各方面的最杰出人士的传记”。
其中《陈毅传》于1991年8月出版第一版。
近日恭读此书第十一章《新上海市长》一章，感触颇多，感想颇深，兹权纪于此。
首先，该章开宗明义，提出“1949年，无论对中国历史或是对陈毅个人，都是非同寻常的转折之年。
积22年的牺牲奋斗，人民终于取得了全国政权。
陈毅本人，则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成为大上海的一市之长。
”这部分内容提出了对于陈毅主政上海的关注度，同时表现出党的最高层面对于其出任上海市长的高度历史评价感及历史定位，可谓名垂青史！接下来，书中又谈到“从北平中共中央到香港人士，从华盛顿到莫斯科，都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此部分体现出了大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对于上海工作的关注及重视，尤其需要加以着重指出的是国际及国内全部所涉及的方面。
在第一节《务求军政全胜》中，首先提到“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就已将注意力转向渡江解放宁、沪、杭问题了。
”这就完全表明了中共中央早在年前解放战争战火硝烟未停之时便已提前着手经营后续解放的大城市问题了，这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英明远见以及高屋建瓴之处。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解放上海的作战发生僵持时美军介入的可能。
解放初期上海的经济斗争
解放初期上海的经济斗争上海是我国现今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同时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自19世纪后期划分出西方租界以来，上海凭借着先天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面向世界开放的第一端口，此后上海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经济重镇。
也因为其重要的经济地位，让很多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上海，上海自近代以来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缩影。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对这一中国经济重镇的控制，也是国民党军队在全国范围内溃退已经无法避免的一个反映。
上海解放，对中共政权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正是在该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主要任务转变成为恢复生产建设，恢复经济。
上海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影响着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
鉴于上海重要的经济地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围绕着上海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斗争。
同时，阻碍着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建设的，还有上海本地的旧既得利益团体等。
本文旨在回顾与探讨解放初期上海的经济斗争，并挖掘其历史意义。
1.经济形势整个中国在历经了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之后，已经满目疮痍，经济建设和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上海人民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剥削与压迫下, 经济状况恶化, 生活十分困苦。
“解放前夕,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工业生产实际陷入半瘫痪状态。
全市1.2万家工业企业中只有30%的企业在勉强维持开工生产。
机器面粉业的产量只相当于内战爆发前的1/ 10，机器业工厂企业停产，停工的在80%以上。
轻纺业是上海最重要的工业系统,其产值平均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74%，其纺织品的贸易额大体占到全国总额的50%，但此时因原料供应困难，销售市场混乱，也走到绝境。
1950年3月全国15个大中城市25 种商品的批发物价指数比1949年12月上升了126个百分点在最大的城市上海, 批发物价指数比10月上旬提高了326 %, 严重时每天涨幅达20%-30%（注1）”经济形势如此严峻，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蒋经国沪上“打虎”记】打虎记
【蒋经国沪上“打虎”记】打虎记1948年初，国民党方面宣布进入所谓的“宪政时期”。
如果真正实行“宪政”，那就应该是政治越来越民主，社会越来越进步，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而事实上，实行“宪政”，蒋介石当上总统，局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腐败，社会越来越混乱，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这个时期的蒋经国，再次受到为父的“高看”，被蒋介石钦定为上海经济区协助督导员，到上海整顿经济，蒋经国欣然接受父命，带领手下赴沪揭开了新的一幕。
为什么要在上海“打老虎”?随着内战的逐步升级，国民党的军费支出急剧增加。
据美国有关统计数字显示，蒋介石内战的经费，占总支出费用的80％。
1947年，全年支出法币100万亿元，但全年收入不足30万亿元，赤字高达支出总额的70％以上。
1947年，仅上海的产业工人的失业率已达40％。
1946年2月，上海《文汇报》说，中央印刷厂每月印钞票产量有增无减，上海两个印钞厂，职工约1000人，1945年10月印钞票2600万张，值法币560亿元，超过重庆印钞量的7倍。
1946年6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说，本年度前五个月的内战经费，85％依靠发行钞票。
上海《经济月刊》说，7、8月份发钞1万亿元，9月份发钞2万亿元。
到后来，蒋介石在国内的印钞厂不够用，又到美国、英国去印，用飞机或轮船运来。
据1947年某报纸披露，国民党财政部在上海有五家大印钞厂，夜以继日地印，一分钟就印出1600万元。
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达1200万亿之巨。
通货膨胀已达到惊人的程度。
“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超过纸币的实际价值”。
此时，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
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币制改革就成了南京国民党政府迫不及待的事情。
1948年7月，蒋介石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研究币改政策。
8月18日议案决定，次日公布币改内容，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
1949,一场斗智斗勇的接管
属于没收之列。市区各个仓库、货栈里。这
些房产物资的清查都需要时
安
霉
间，特别需要知情人提供线
；
索。在上海市民帮助下，接
管人员经过周密的调查，起
获了大批物资。这个工作持
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例如，接管干部对孔祥
且已付过全年租金金圆券18 万元，拿出顶约及租约来作
上海军管会奉命成立的新闻 报道
来却在1948年1月被孔祥熙的私人秘书张曙
东以特权强行占用。中美汽水厂职员袁兆鸣 证明四层货栈全部是孔系官僚物资。但是， 鬼把戏还不止这些，替资本孔家掩护的不但 是美商联邦公司，还有迦陵大楼三楼凤凰公 司副经理、白俄斯洛勃溪可夫等，他们住在 巨福路160号孔二小姐住过的大洋房里面， 什么都不肯承认，妄想在人民政府面前耍些 笨拙的手段。
提供了一个证据：5月11日以前，这些官僚
资产是没有被动过的，那么也不可能把全部 物资在上海战事紧急关头去搬光的！
从工商界的控告材料中，知道扬子公司 在大连路的大仓库是277号。但是，到那里
发现已经住着美商联邦公司了。经理乌B镇炳 一口拒绝，说他是3月10日搬进来的，没有
任何“扬子”的物资。这所房子原来是中美 汽水厂于1946年3月，向伪经济部产业管理 局购得这屋内全部机器及五年租赁权的。后
楼的四楼，那是扬子建业公司的写字间。看 到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半个旧职员的影子， 没有账本名册，只有冷冰冰的几间空房子！
会认为康斯馨既然是张锡杰房屋的代管人.
把空楼贴上封条之后，他们直接找去该
他在军管会财房字第一号布告之后，即应依 法前来登记，而不应该企图侵占敌产，隐匿
公司旧仓库之一的大连路377号，那里也是
熙家族的扬子建业公司资产 的清查，如同侦探片，充满
历史趣谈：蒋经国为何抓孔令侃 蒋介石又为何下令赶紧放人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蒋经国为何抓孔令侃蒋介石又为何下令赶紧放人导语：1948年9月，蒋经国被蒋介石派到上海，整顿上海的经济秩序。
要整顿经济秩序，稳定物价是重中之重。
因为这是关系到老百姓每天生活的大事。
物1948年9月，蒋经国被蒋介石派到上海，整顿上海的经济秩序。
要整顿经济秩序，稳定物价是重中之重。
因为这是关系到老百姓每天生活的大事。
物价稳定了，老百姓的心也就稳定了。
但是有些人是不希望物价稳定的。
谁呢？奸商。
奸商赚钱最简单的手段就是“低买高卖”。
在物资缺乏的年时代，他们通过与官员勾结，利用手中的资源，可以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大宗物资。
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物资囤积起来。
等市场上物资严重缺乏的时候，他们再把物资投向市场，获取暴利。
有一个词语叫做“囤积居奇”，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蒋经国来到上海，首先对准的目标，就是这种“囤积居奇”的奸商。
他宣称，自己是来上海打虎的，而且，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实事求是地说，蒋经国是心怀壮志的，也挺有能力。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铁腕手段，力挽狂澜。
孔令侃剧照蒋经国说到做到，一到上海，就先把刀架在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脖子上。
杜月笙何许人也，人称“上海皇帝”啊，而且跟小蒋的老爸蒋介石，那也是很有交情的。
杜先生一生气，后果很严重。
他当众给蒋经国上了一点眼药：你不是打虎吗？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比我儿子多多了，那才是大老虎。
年轻气盛的蒋经国被杜先生这么一激，当即派人查封了扬子公司的大批物资，然后把扬子公司的老板也抓了起来。
生活常识分享。
蒋经国上海“打虎”往事
蒋经国上海“打虎”往事⊙褚元太1948年夏秋之际,蒋经国奉国民政府行政院之命,赴上海执行经济管制任务,担任上海经济督导区协助督导员一职。
他上任之后,策划“打虎”行动,并亲自指挥,一时间轰动上海,震惊全国,波及海外。
从1948年8月中旬到11月上旬,由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打虎”,到偃旗息鼓以失败告终,历时七十多天。
事后多方面人士,由于立场不同,观点不一,众说纷纭,孰是孰非,这都不是本文所要叙述的内容。
笔者只是根据当时身为戡建六大队队员及青年服务总队中队长时亲身经历的“打虎”工作与所见所闻之事,实话实说,叙述史实。
一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由于国军在东北、华北、淮海等大战役中失败,解放区不断扩大,国统区生产资料匮乏,工业生产迅速下降,加上国民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等因,导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渐而物价疯涨,民不聊生,各地工人、学生反内战、反饥饿浪潮陆续涌现。
由于形势所迫,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1948年8月中旬,总统府下达“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
继之行政院设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并于上海、广州、天津设置三个经济督导区,同时任命俞鸿钧(上海央行总裁)为上海区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协助督导员。
这就是蒋经国上海“打虎”的大背景和由来。
蒋经国于8月23日正式上班,督导员办公处设于上海中央银行203室,当时上海市民们只知在上海领导经管打虎的是蒋经国,而不知真正的督导员是俞鸿钧,其中缘由大家皆心知肚明。
俞鸿钧深知上海执行“经管”任务阻力特大,它是直接面对富豪大贾、金融巨头,“经管”必然冲击他们操纵上海经济的霸权。
他自知得罪不起在上海既得利益的豪门高官,因此便采取回避、推诿的态度,把督导员的大权全盘交给了具有“太子”身份的协助督导员蒋经国,圆滑地推开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所以上海“经管”七十多天之中,他竟然连续20多天不到督导员办公处上班,重要会议他虽到场,但从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全部推给蒋经国做主。
上海市长吴国桢也是和俞同样态度,明面支持配合,实则消极旁观,乃至背后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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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小快乐”很不快乐。
这位1940年代上海最受欢迎的滑稽艺人，一直以来用他尖酸刻薄的时政笑话来娱乐上海大众，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下最黑暗的时期，他瘦削的尖嘴里都能吐出足够的插科打诨来唤起人们的笑声。
但在1947年5月，人们在“天声”电台里听到的却是“小快乐”连讽带骂的挑衅唱腔：苦哈哈长着把土耗子脸，嚼了草根吃树皮，但米铺的老板却没心没肺，坏了良心，囤积居奇――“他们是发了财的米蛀虫，肚皮钱袋都塞满，盖了新洋房，买了五辆车，还有个小老婆家中藏。
”不出所料，这段唱词引爆了大众的愤怒――这毫不奇怪，连续两周来疯涨的粮价已经让人们心头的怒火越发高涨，而这段唱词恰好唱出了人们的心声，还很坦白地为大众找到了一个公敌――米商。
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些“米蛀虫”把控粮食，肆意抬高价格，他们是合谋杀害了人们吃饱肚子的单纯快乐，甚至就在这首“米蛀虫”传唱开了的该周周末，米价就上涨了一倍多。
但米商却对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感到愤怒和冤枉――毕竟价格疯涨的又不是他一家，实际上，几乎所有东西都在涨价，这种狂飙式的上涨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年。
从1945年9月开始，到“小快乐”的“米蛀虫”登上全城热歌排行榜首位的1947年5月，上海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70倍，到1948年那个热死了不少街头乞丐和车夫的8月到来时，物价指数又上涨194倍，此时“小快乐”连唱他不快乐的歌的劲头也没有了，因为和其他人一样，他在收入和物价的竞跑中彻底败下阵来。
钱其实并不少，几乎每个人都成了亿万富翁，只不过名不副实。
《时代》周刊特意刊登了一篇上海电话公司发薪日的报道，1200名职员共领到了160亿元法币的工资，一笔薪水表都盛不下的巨款。
但花钱的方式却已经由“张”变成了“捆”、“斤”和“袋”。
一位经济学家声称，如果钞票的发行量再这样激增的话，恐怕几个月后，人类的数字计量单位就将不能满足中国人的需要了。
面对法币低得可怜的购买力，“穷得只剩下钱了”，已经不是一句炫富的笑话，而是苦涩的现实。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回到南京，一个改革方案被强行通过，并于次日颁布。
在这个方案中，政府将发行一种名为“金圆券”的新货币来取代之前票面数额以万计的法币，限期强制收兑，同时限期收兑的还包括民众手中持有的金银外汇，除此以外，物价和工资的上涨将以政治手段强力加以禁止。
方案的策划者是财政部长王云五和行政院长翁文灏，他们相信这个改革方案将会终止这场已被内战、通货膨胀和民众不满三力触发的国内大地震。
关于这次改革，一个人在这天的日记中简单写道：“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改革币制的方案，这是一件国家大事。
”他就是蒋经国，蒋介石之子，8月19日，当他坐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心中深信“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做后盾，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
两天后，他被正式任命为上海经济督导员。
就在一年前，米商曾经用“不要想老虎头上打苍蝇”来威胁胆敢用“米蛀虫”来讽刺他们的“小快乐”，而现在，被打的将不光是苍蝇。
“打虎将军”1948年9月12日，“小快乐”式的嬉笑怒骂的现实版大戏在上海街头上演。
市民快乐地看到了一场诡奇的出殡――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穿着长衫的老头儿，从棺材里爬出来，站在棺盖上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演说，滔滔不绝地大声痛斥囤积倒卖的邪恶行径，每痛斥一声，他脸上夸张的圆片眼镜和胡子都会滑稽地抖动一下。
“他的手里紧紧抓着一条香烟，两块肥皂，几盒手表，一捆布”――那是他的陪葬品，也是象征囤积倒卖的罪证，在“灵车”的前方是一块巨大的牌子，大书“谁危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的头”。
这场精心安排的出殡游行出自蒋经国本人的创意，大张旗鼓的游行宣传，对民众愤怒情绪的鼓舞煽动，对匿名检举行为的支持和鼓励――老百姓可以把匿名检举信投进设在街头的建议箱，告发属实者将获得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的三成作为奖励；还有街头四处传唱的“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的“打虎歌”，这位38岁的政界年轻人有着自己的为政理念，而这一切又都根植于他的成长经历。
土地主式的游行示威和发动群众、鼓励告密的作风，与他9年前在赣南推行新政时打击奸商土豪的方式别无二致，而这一切，又是他1925年到1937年间滞留苏联回国后舶来的苏式整肃模式的二手货。
两者如此相像，以至美国人甚至认为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作风，“全为俄共产主义之思想，”但蒋介石相信他儿子的为人处世，对美国人的警告一笑置之。
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中劫富济贫的政治哲学与他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一样强烈而真诚，他会为蜗居在矮小破烂、四面透风的茅草棚户里的广大民众感到难过，更会为流落街头巷尾，委身荒草沟渠之中的“乞丐大军”流泪神伤，他在个人的日记（这部日记后来经过删改处理后以《沪滨日记》为名发表）中时常流露出对受尽苦难的民众的由衷同情。
每周二、四，他在中央银行三楼305办公室的大门总会向这些苦主敞开：“下午接见民众四十余人，他们所讲的都很平凡，发现老百姓实在太可怜。
”而当老百姓用千年以来传承至今的方式向蒋经国诉苦时，蒋也会用相应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苦难：“出门的时候，有几个工人跪在地上，他们都是无锡火车站上的工人，向我要求为其解决生活问题，老百姓真是太可怜了，但在这件事上，我又没有法子帮他们的忙，心中非常难过”。
蒋经国本人也是以一副普罗大众的形象示人，《大地周报》为这位“打虎将军”描绘了一幅画像：“头发蓬松，不搽油，不吹风，香港衫，黄布裤，说话打哈哈，没有官架子，然为市虎的死对头。
”对那些纷纷前来拜见的商人，蒋经国则将他们当做是“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身上滋长的有害病菌”，表现出严厉和刻意的粗鲁，“（见了）很多唯利是图的商人，但为了应付今天的环境，不得不和他们讲话”。
蒋经国自己演讲时宣称的目标也大大超越了他经济督导员的身份：“这是一场用革命手段发动的社会革命，今天限制物价不过是一项技术任务，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倒社会中所有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
”对贫穷的同情和对资本与财富的仇恨，使蒋经国已经不再像一位“打虎英雄”，而更像一位“革命者”。
敲山震虎“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
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
”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而这些所谓的“坏头”，恰恰就是蒋介石获得支持和赖以登台的背后推手――江浙财阀。
这些江浙财阀长久以来是蒋介石大抵可靠的“拥趸”，从蒋介石走上前台开始，他们就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发达的关系网络为蒋铺平前程，蒋介石的姻亲之家宋子文是他和江浙财阀之间的主要联系人，每次赴沪召开所谓的“资本家联谊会”和“财政会议”，都是宋与这些财阀进行讨价还价，蒋的另一个外戚孔祥熙则被指称本身就深陷于这些财阀不明不白的经济关系中。
1948年***月的报纸特别喜欢报道蒋经国整治这些昔日金融商业大佬的花边新闻：“李馥荪、徐寄顾、陈光甫都是浙江财团的领袖，一向是政府的热烈拥护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们互相申诉自己不安的情绪”，在发泄完一通牢骚，并反复指责“当局”“简直没有良心”之后，一位金融钜子感叹道：“他们把我们当做客人看待了。
”蒋经国确实将这些昔日的金融大佬当成不受欢迎的客人，这场“打老虎”运动除了“救危存亡”之外，另一个大作用就是为蒋经国这位可能的未来“储君”“立威”。
在这场“社会革命”中，蒋经国自然也寻到了自己的辅弼之臣，曾与他同时留俄又在赣南协助新政的高理文和俞季虞。
这些人被蒋经国安插在经济督导办公室里，使蒋介石派来挂名的正牌督导员俞鸿钧“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蒋经国早年的至交，曾和他一起听阳明学讲课的宣铁吾，此时早已在上海任警备司令，更是他“打虎”运动的得力干将，因亲手捉拿上海头面人物、大名鼎鼎的杜月笙干将、“米老虎”万墨林而声名大噪。
这位未来的“储君”手下已经聚集了一批足以辅弼之士，可谓“如虎添翼”。
“打虎”俨然成了新一代对老一代的夺权运动，而这一切又在其父蒋介石的默许和支持下愈演愈烈。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
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
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
”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3日，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家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
也在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此人同时也是当时被称为“太子爷”（蒋经国的“太子”身份直到1950年才被确认）行政院长国父哲嗣孙科的经纪人。
尽管蒋经国宣称一切依法办理，但这场审判不过是一次蒋经国操控的政治秀，就像蒋当年在苏联亲历的斯大林大清洗中的虚假审判一样，王春哲的死刑判决早已暗中定下，王的辩护律师杜镜吾在辩护时多次被粗暴打断，王在8月19日法令之后便停止倒卖外汇的证据也被略去，法官不过是扮演走一趟过场再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判决书的龙套角色――蒋经国定要见血，王春哲就成了这场“打虎”运动注定的牺牲品。
“打虎将军”已经尝到了权力的真味，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胯下的老虎，已经开始不安分起来。
骑虎难下从外表上看，很难看出陶启明是只“大老虎”，他是“一个矮小清瘦的上海人，米色派力斯西装笔挺，头发光得发亮。
戴墨镜是表示他身在囹圄羞于见人”。
《新闻杂志》的记者如此描述狱中的陶启明。
陶只是个在财政部刚刚任职两个月的小小的机要秘书，这个小人物甚至在逮捕他时都对自己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罪感到莫名其妙，当警察队长敲开他在财务部宿舍的房门，告诉他被拘捕的命令时，他“正躺在床上看小说”，然后，“就像电影镜头一样，陶启明没有说话，穿上派力斯西装跟着走了。
”要解开陶启明被捕之谜，就要回到“打虎将军”蒋经国抵达上海的两天前。
这天下午6点，一家飞机载着陶启明和当时全国最重要的金融机密一起抵达上海。
就在这天上午11点，财政部徐商次长接到部长王云五的指示，在19日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时，银行、钱庄及交易所暂停营业。
秘书徐百齐将命令草拟好后，随即交给陶启明，让其当天赶赴上海密报事宜。
但徐却从中嗅出了发财的味道，托陶转告他的妻子杨淑瑶，让陶的妻子李国兰和杨一起进行一场投机活动，趁币制改革和钱庄暂停营业之前，以抛售空股股票的方式，来牟取财富，这一招本身天衣无缝，因为杨淑瑶和李国兰等人抛售的股票加在一起只有七百万股，获利也只有不过24亿元，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补贴家用。
但尾随其后的真正大老虎，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总共抛出的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导致股市跌停板。
这只“大老虎”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如此一个重大的战利品，蒋经国自然不会放过，杜维屏被捕，杜维屏委托抛售股票的林乐耕，也成了重点缉讯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