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的几点想法

关于《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的几点想法
作者：方志远《光明日报》（2015年05月16日11版）
自从读了黄朴民教授《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光明日报》2013年3月20日史学版）一文，颇受启发，又感到言犹未尽，一直想谈点感想，草成此文后数次因杂事搁置，现直陈几点意见，以求教于学界同道。

选择了“学术”就选择了“冷”
时下确实存在这种比较极端的现象。

一方面，历史成为大众读物乃至大众娱乐的重要内容。

充斥银幕的热播剧、摆满书摊的畅销书，许多都是以历史为题材。

另一方面，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成果，则很少有人问津。

冷静一想，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大陆，即便在今日之美国、日本，在中国的台湾、香港，也无不如此。

在世界的华人社会里，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还是金庸的《鹿鼎记》发行量大？同是“三国”，读《三国志》的有几人，《三国演义》却是家喻户晓。

即以“二司马”为例，司马迁尽管有“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抱负，但在世的时候，有几个人关注他在写《史记》？司马光尽管有政府的支持，生前也没有看到《资治通鉴》的辉煌。

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小说《三国演义》《鹿鼎记》乃至电视《三国演义》《鹿鼎记》等对培养青少年历史兴趣的功能。

回想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有多少人是因为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而喜欢上历史并走上专业研究道路，又有多少人一开始就是捧读《史记》《资治通鉴》的？显然是前者。

因此，不要鄙视大众读物，不要轻视大众读物乃至影视作品对于唤起人们对历史、对历史学产生兴趣的作用。

这一现象背后其实是作品的功能问题，而并非是因为史学研究出现了误区。

因为，学术著作本来就是“藏之名山”，让人“吸收营养”的；文学艺术作品则是直接提供给大众（包括学者在内）消遣的。

受众群体的不一样，决定作品的“热度”不一样。

或者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个基本事实，使不少朋友产生了历史学“受冷落、被边缘”的感慨。

其实，除了个别特殊的时代，历史学从来就没有受过热捧，这是学科特点所造成的。

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可以说，选择学术就选择了“冷”，选择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就选择了“特冷”。

毋庸讳言的是，时下确实有一些学者被人瞧不起。

但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在做“冷门”学术，恰恰相反，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放下了学术的尊严。

“宏大叙事”需要“细节”支持
朴民教授在文章中列举了四个历史研究的“误区”：追求虚幻的绝对“真实”、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陷入思想方法论上的片面性泥淖、执迷于所谓的“科学”规范。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有些还比较严重。

比如一些学者时兴采用西洋化表述方式，有的自己都没有真正理解老外在说什么，只好“硬译”，有的则无视国内已有的很好的研究成果，硬要拎出国外并不准确的表述来粉饰自己的学术水准。

再比如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既对文献记载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

尽管如此，却不可轻易用考古发现否定文献记载。

因为虽然文化遗存自有规律，考古发现却多有偶然，考古发现可以证明此处有、此处是，却无法断定他处无、他处非。

此外，随着历史学科的“社会科学”化，一定的“科学”规范确实需要，但过于拘泥于社会科学的“科学规范”，抹杀历史学科的“人文”本质，同样会带来很大问题。

虽然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研究也不可能“复原”历史，但决不能因此而否认“求真”“求实”的理念，否则，历史研究将失去最基本的功能。

“虚幻”的“绝对真实”概念的提出，极易引导出历史研究无真实的极端结论，从而为各种各样的“戏说”提供口实。

“史料即史学”的提法虽然不免偏颇，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一理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实践意义。

“史料即史学”的本意是一切从史料出发，是言必有据，而不能曲解为“史学即史料”。

同样，
强调历史研究需有正确的理论和合理的方法，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史料的发掘和正确的解读。

朴民教授指出，一些学者的研究过于琐细，琐细到“一叶障目”，甚至用这种琐细的研究排斥“宏大叙事”。

这一说法似乎言之过重。

学术的细分化，是当代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

合理的、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宏大叙事”应该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

学者的个人性格、学术背景、学术机遇，决定着他们选择研究的“宏观”“微观”或者“中观”路径。

如果真有“个案”研究的学者对“宏大叙事”表现出排斥与“不屑”，可以视为他们因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的欠缺而表现的“不懂事”，相信当他们的研究达到某一层面的时候，自然会加入到“宏大叙事”的行列。

而就我的目力所及，好像还没有发现哪一位“个案研究”或社会史研究表现突出的学者包括青年学者排斥真正意义上的“宏大叙事”。

如果说历史研究有被社会“边缘化”的趋势、历史学的价值发生了“严重失落”，其影响“更趋式微”，我倒认为这并不是“个案研究”者的责任，是因为他们选择了“琐细”的路子。

责任恰恰在于选择了“宏大叙事”的学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因为我们虽然选择了“宏大叙事”，却没有对前人的研究有明显的超越，乃至有些研究还在重复前人的成果，没有能够产生出强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究其原因，既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没有大的创新和突破，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从个案研究、“琐细”研究中吸收营养。

“宏大叙事”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就我看，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主战场”“主阵地”，是历史学科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唯一途径。

但是，要在“宏大叙事”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要有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任何好的理论、好的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

与此同时，必须关注个案研究，包括具体的村庄研究、城镇研究、家族研究、疾病研究乃至“男人的胡子”“女人的小脚”式的研究，用个案研究的成果，丰富宏大叙事的内容。

也就是说，“宏大叙事”需要有“细节”支持，否则，只能是不断“重复过去的故事”，那注定是没有生命力和新鲜感的。

客观地说，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才使得当代中国大陆的学者有了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关注历史的细节，更加关心当代的社会问题。

学术需要“生态”和“生态链”
从本质上看，科学起源于大众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

而各门学科的建立过程，则是一个逐渐脱离大众、逐渐由专门人员掌握的过程。

各个学科最前沿的成果，反映了人类对这一领域的最新和最有价值的认识，但又离大众最为遥远，甚至最难以为大众所了解、所认识、所接受。

这就需要有一条与大众联系的纽带，或者说要有一个向大众进行传播的渠道，这条纽带或渠道便是学科知识和专业人员的层级分布。

作为专业研究人员，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才情，为自己选择合适的位置和层级。

这就是学术的“生态链”。

犹如石油的开采和运用需要不同的环节和系统，历史学也一样。

首先，需要有人甘于寂寞，“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搜集资料，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推进学术进步，这是历史学得以强大、得以和其他学科并存的基本前提和条件。

其次，需要有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提炼与综合，不断推陈出新，充实到宏大叙事中，创造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作品。

再次，需要有人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大众进行传播，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普及工作；甚至需要有人将这些成果用文学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小说、戏剧、电视剧的方式，进行演绎，使其中的一些人物、一些事件家喻户晓。

在这个“生态链”上的所有学者，都应该具有责任感，需要相互之间的充分尊重，而不应该相互歧视或诋毁。

学科的发展需要有学术生态链，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生态。

历史学的著作本来就有不同的类型，古代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论体，等等，各有各的贡献和存在价值。

今日学者对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人物问题等，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是可以不一样的，既应该有学者进行理性表述，强调科学性和实证性，也应该有学者进行感性描述，
加强史学著作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既应该有学者采用《史记》《左传》的手法，也应该有学者采取《春秋》的手法。

这才是“百花齐放”的态度。

正是因为有众多的学者在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努力，才形成今日中国大陆史学的繁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无误区，但理念上的偏颇则应该尽管避免；史学研究也无“定法”，所以很难说有方法上的“错谬”。

因为每个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才情，根据条件和喜好，选择自己愿意研究的对象、采用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

真正好的历史作品，社会也是不会排斥的。

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研究什么很重要，用什么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并对本学科的推进作出贡献，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说史学研究有误区，误区应该是学术的不端、反反复复地“炒现饭”，以及近年来一些学者热衷的对历史伟人的“揭老底”和炒作。

至于种种“戏说”和“穿越”，并不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而是大众的娱乐。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统文化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