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西方文化地理学的发展

第二节西方文化地理学的发展

一、近代的西方文化地理学

洪堡、李特尔：文化地理学（近现代地理学）的奠基者

拉采尔：文化景观、认为文化地理区是一个独特集团的、各种文化特征的复合体

施吕特尔：文化景观形态学

白兰士：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和人类文化及其地理影响的思想，人与自然的“或然论”

二、现代文化地理学

美国地理学家索尔的《景观的形态》（1925）标志文化地理学的形成。索尔反对“环境控制”的观点，他同时指出，地理学不必从空间规律概念着手，这种概念多少都源自于自然科学。认为地理学应从地区差别的基本体验入手，因此，地理学的基础是地理景观的多样性。

他强调了人的作用，提出研究景观的主张，创立区域学派，于是区域地理学在美国地理学中得到广泛发展。

他提出用文化景观来表达人类文化对景观的冲击。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要素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性，文化景观既有自然景观的物质基础，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作用，他还强调人文地理学是与文化景现有关的文化历史研究。

受索尔影响的美国文化地理学者们被称为文化地理的伯克利学派。

索尔不赞成经验主义——仅仅收集有关不同地区的资料。他主张建立一门研究个别地理景观如何开始成形的学科。这种分析很严密，但决不会是能解释所有现象的一般规律。

索尔特别批评了20世纪早期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派。该学派当时由美国著名的埃伦•塞坡尔领导，并以“环境决定论”为基础，他们把文化的发展看作是人类适应基本气候因素的过程。

对他来说，在本地区景观中被描述为一个整体的区域就是最终产物。因此，不管是单一原因的解释，还是将地理景观拆分成某些独特的产品以寻找“科学规律”都是错误思想引导的结果，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为了唯物主义宇宙观精确教条的利益，地区联系的复杂现实都被舍弃了。”

（索尔，1962年）

因此索尔呼吁大家使用地理学的独特概念。也就是说，研究地区及生命的独特构造，而不是去探求一般规律，即所谓的“研究普遍性科学规律的”

方法。他提出把地理景观看作一种综合景象，集中对它进行研究，掌握

当地文化的整个运转过程。索尔认为，研究普遍性科学规律的方法将文化拆分成了诸多因素，失去了把文化看成活生生的整体的感觉。

伯克利学派借鉴人类学家的“超机体（superorganic）”文化概念，将文化看作制控人类行为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一种稳定的力量。

在文化、环境、人三者的关系上，文化是动力，人是行动者，环境是改造对象。文化的存在先于行动的人，这是伯克利学派研究的前提。

这种文化概念，其实也是传统的对文化的理解方式。在这类文化概念中，有很强的文化决定论色彩。

以一种既定的文化为参照，或以抽取文化特征为第一步基础工作，然后考察人——按照文化原则行动的人——如何改变了自然景观，而创造出相应的文化景观，是伯克利文化地理学派主要的研究套路。

二十世纪初的地理学界，对学科性质的理解依然含混不清，而索尔倡导以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很清楚明白地确立了地理学的一个人文方向。

索尔认为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新文化地理学建立了基础。

而伯克利学派使用的“超机体”文化概念，乃是预设了社会上存在一个主导性的覆盖整个社会的文化力量，这一文化力量是给定的、统一的、稳定的。而对于这个文化，即主流文化，学者们是可以准确无误地再现陈述（representation）的。

“ 超机体”概念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遭到激烈批判。在话语、文本、解构等新潮理论的背景下，超越人自身而存在的“超机体”文化概念当然被抛弃。

进而，对文化景观的理解也出现新的视角，景观不再是客观的自在情景，而是要凭主观“阅读”的“文本”，一切符号意义、文本误读、再创作等问题随之而来。

对索尔-伯克利学派的继承和批判，形成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缘起。

二战以后发达国家进入后城市化阶段，城市文化景观成为文化地理学关注的主要对象。

三、当代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

我们从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后学科的文化泛化、对权力与表达的文化解读、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对社会、经济、政治的重大作用、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泛“文化”化）知道，“文化”已经不仅仅是与政治、经济等其他人类生活相并列的社会活动类型或表征，而已经成为“呈现”后现代人类整体社会的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