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炳《画山水序》

【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附译文）

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灵趣，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

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

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砧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

夫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况乎身所盘桓，目所绸缭。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

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暎，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城能妙写，亦城尽矣。

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

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熟有先焉。

【译文】

道内含于圣人生命体中而映于物，贤者澄清其怀抱，使胸无杂念以品味由道所显现之物象。至于山水，其形质存在，必能从中发现道之所在。所以轩辕、唐尧、孔子（疑为“舜”）、广成子、大隗氏、许由、伯夷、叔齐这些圣贤仙道，必定有崆峒、具茨、藐姑、箕山、首阳、大蒙（等名山）的游览活动。这又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圣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总结发现了“道”，贤者则澄清怀抱品味这由道所显现之像而通于道。山水又以其形质之美，更好、更集中地体现“道”，使仁者游山水得道而乐之。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我眷恋庐山和衡山，又对久别的荆山和巫山十分怀念。不知不觉中，便迫近了老年。愧不能象神仙家那样凝气怡身。身体多病，艰于行路，但我仍坚持游览于石门等地，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啊！于是画像布色，创作此云岭。

古圣人的学说虽然隐没于中古之上，距今已千载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心意

去探索到；古圣人的思想意旨，虽然很奥妙，又隐微难见于物像之外，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用心研究书策而了解到。况且是亲身盘桓于山水之中，又是反复地观览，以山水的本来之形，画作画面上的山水之形；以山水的本来之色，画成画面上的本来之色呢？

但昆仑山那么大，眼睛那么小，如果眼睛迫于昆仑山很近很近，那么昆仑山的形状，就不得而见。如果远离数里，整个山的形状，便会整个落入眼底。实在是因距离山水愈远，则所见之形愈小，山水之景也就尽为眼睛所收了。现在我们展开绢素，让远处的山景落到上面来，那么，昆仑山阆风巅之形，也可以在方寸之大的绢素之上得到表现。只要竖画三寸，就可以表达千仞之高；用墨横画数尺，就可以体现出百里之远。所以观看所画的山水图画，就怕画上的山水形象不理想，不会因为其形制之小而影响其气势之似。这是自然之势如此。所以，嵩山和华山之秀，天地间自然之灵，都完全可以在一幅图画中得以表现出来。

我们通过眼睛去摄取山水之形象之神灵，心中有所会悟，这就得到了“理”。所以，如果画得很巧妙、很高明，则观画者和做画者在画面上看到的和想到的，也会相同。眼所看到的和心所悟到的，都通感于由山水所显现之神。做画者和观画者的精神可得超脱于沉浊之外，“理”也便随之而得了。即使再去认真地游览真山水，也不比观览画中的山水强啊！又山水之神本来是无具体形状的，所以无从把握，但神却寄托于形之中，而感通于绘画之上，“理”也就进入了山水画作品之中了。确能巧妙地画出来，也确能穷尽山水之神灵以及和神灵相通的“道”。

于是闲居理气，饮者酒，弹着琴（排除一切庸俗的干扰），展开图卷，幽雅相对，坐在那里穷究画面上的四方远景，可观看到天际荒远之丛林，亦可看到杳无人烟之野景。既有悬崖峭壁，又有云林森眇。

尽管美圣贤的思想照耀荒远的年代，但我们观看画中的山水的无穷景致，其中的灵气和人的精神相融洽，引发人以无限感受、向往和思索（对深奥的古圣人之道也就理解了）。我还要干什么呢？使精神愉快罢了，使精神愉快，还有什么能比山水画更强呢？

宗炳简介

宗炳（375一443年），字少文，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宁康三年（375）生于河南南阳地区一个低级士族家庭。其祖父宗承尝为宜都（今湖北宜昌市）太守，其父宗繇之曾做过湖南湘乡的小官吏，其母师氏，“聪辩有学义”，善于教子。在家庭中，宗炳受其母的影响最大。他在三十岁以前，所接受的基本上是儒家的教育，很重视礼义道德。父母死后，他“居丧过礼，为乡闾所称”（见《宋书·卷九十三》和《南史·卷七十五》）

青年时代的宗炳受到老庄超然物外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同时他又深入三藏，潜心法海，深得佛学思想的浸润。其妻罗氏死后，他“哀之过甚，既而辍哭寻理，悲情顿释，谓沙门释慧坚曰：‘死生之分，未易可达；三复至教，方能遣哀。’”他不满当时的黑暗现实，在政治

上采取退隐的态度。殷仲堪任荆州刺史时，曾邀其做主簿，被他谢绝。东晋重臣桓玄（369－404年），当时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荆州等八州军政，权势很大。他深慕宗炳之人品，请其做主簿，亦为宗炳所谢绝。（见《南史·卷七十五》）这时宗炳还不到三十岁，正是年青力盛，大有作为的时期，却抛弃了功名利禄，遁迹林泉，安贫乐道，过着清寒的生活。

安帝元兴元年（402），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334－416年）在江西庐山结白莲社。宗炳闻讯，欣然而往，依从慧远大师游止。“考寻文义”，自述“昔（慧）远和尚澄业庐山，余往憩五旬”（见《明佛论》）。他还与慧远、慧永、刘遗民、周续之（这两人原是玄学家）、雷次宗（386－448年）、毕颖之、张野、张诠等僧侣居士一百二十三人于东林寺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见梁·慧皎《高僧传·慧远传》）。这一故事，唐中叶后演化为“十八高贤结白莲社”的传说。

安帝义熙十二年（416）阴历八月六日，83岁高龄的慧远大师在东林寺圆寂，结束了他辛勤弘法的一生……义熙三年（407），宗炳的哥哥宗藏做了南平太守，逼其回家。他回到南阳后，“闲居无事”，却仍无心仕途。

义熙八年（412），一代雄才刘裕（356－422年）攻破江陵，杀了割据者刘毅，占领荆州，请宗炳做主簿，他仍辞谢，回书有“栖丘饮谷，三十余年”之语。

公元420年，刘裕当上宋朝开国皇帝后，重用寒门，慕宗炳之高隐，请其入朝做太尉参军，他不去。骠骑道刘怜请他做记室参军，衡阳王刘义季亲自到他家里请其做谘议参军，他都没有答应。甚至“江夏王（刘）义恭尝荐（宗）炳于宰相，前后辟召竟不就。”（见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三》和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无论是战乱之际，还是太平盛世，他都隐遁守穷，不愧为一代高士。

宗炳酷爱山水，“往辄忘归”，自述“余眷恋庐、衡，契阔（死生相约的意思）荆、巫，不知老之将至”，并把自己对人生的追求寄托于林壑烟雨之中，以此为乐，这也是他安于隐遁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一生遍游楚水吴山，“西陟荆、巫（今重庆市巫山县），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怀尚平之志。（后）以疾还江陵，叹曰：‘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观。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见《历代名画记·卷六》）“卧游”一词，即来源于此。后人有诗云：“汲来江水烹新茗，买尽吴山作画屏。”正是宗炳此情此景的绝妙写照！

约在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七年（430），五十五岁的宗炳写成了《画山水序》（全文载《历代名画记·卷六》），是为中国最早的山水画论文，从而奠定了他在祖国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画山水序》中，宗炳提出了“畅神”之说——“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这一学说产生的影响很大。但宗炳的这篇画论并不是着眼于技术性问题，而是谈道说理，论人之神与山水之神的交融和相合，可见宗炳非常重视绘画时理性的作用和精神的导向，他的山水画论之思想影响远远不止于书画界。《画山水序》宣扬的“圣人含道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