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古代文学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

——以三个时期的圣徒生平传略为例

公元十世纪末期，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定基督教为国教，为了宣传基督教的教义从拜占庭，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引入了大量宗教书籍。圣徒传记就是其中一种，如这一时期从拜占庭翻译过来的《叶甫斯塔菲—波拉基塔传》。圣徒传记是一种纪实性的人物传记。但此时的俄罗斯人民在吸收外来文学营养的同时也在酝酿着自己的圣徒传记。

《鲍利斯和格列勃的故事》就是这时期一篇俄罗斯人自己创作的圣徒传记，这篇传记据说出自僧侣雅可夫之手，写于11至12世纪初。《鲍利斯和格列勃的故事》取材于真实的历史故事。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去世后，其长子斯维雅托波尔克登上大公王位，为了独揽大权，斯维雅托波尔克便想要除掉亲兄弟鲍利斯和格列勃。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死讯传到鲍利斯那里时，鲍利斯的卫队欲以武力为其夺取王位，但考虑到“国家的安定和利益以及‘弟弟必须服从兄长的道德原则’”，鲍利斯不愿与兄长争权夺利拒绝了卫队的请求。良禽择木而栖，于是他的卫队弃他而去。之后，鲍里斯身边只剩少数亲兵跟随着他。后来，鲍利斯得知兄长斯维雅托波尔克想要取他的性命，但他并没有集结亲兵反抗或收拾行囊逃跑；反而默默的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并祈祷上帝饶恕其兄谋害亲兄弟的罪行。斯维雅托波尔克在杀死亲弟弟鲍利斯之后，又派人给格列勃送信，谎称“要他火速赶来看望病危的父亲”。格列勃也对这位残忍的兄长毫无疑心，日夜兼程向基辅行进。行至途中，另一个兄弟雅罗斯拉夫派人告诉格列勃：他们的父亲已死，鲍利斯已经被斯维雅托波尔克杀害，劝格列勃不要再靠近基辅。格列勃听闻后为父亲的离世和兄长的惨死哀声痛哭。而此时，斯维雅托波尔克派来的杀手已到，他们跳到格列勃的船上，想要取他性命。生死关头，格列勃从容镇定的向杀手请求让他做完最后的祈祷。当格列勃祈祷完毕，杀手们遂将他杀害。在两位兄弟死后，雅罗斯拉夫举兵声讨斯维雅托波尔克的谋害亲生兄弟的罪行。1019年雅罗斯拉夫击败斯维雅托波尔克，斯维雅托波尔克仓皇逃出罗斯，最终死于荒野。传记的作者将鲍利斯和格列勃作为品德高尚的圣徒为其树碑立传，谴责斯维雅

托波尔克残害兄弟的暴行。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略微窥见基辅罗斯时期诸侯内讧和兄弟相残的历史现象。人性无国界，不论是在同时期的中国宋朝还是在初生的基辅，为了权利，诸侯之间，亲族之中甚至骨肉相残的事件都时有发生。作者将鲍利斯和格列勃塑造成忧国忧民，重情重义，仁慈虔诚的圣徒形象，表明了作者甚至是当时大多数基辅民众的理想的君主形象。希望君主能放下争权夺利的私心，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营造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仁慈宽厚，以德报怨，虔诚的信奉上帝。而传记结尾雅罗斯拉夫率兵讨伐斯维雅托波尔克并将其击败的表述，也表达了人民心中讨伐暴君，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内心愿望。但文学创作总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鲍利斯和格列勃的故事》虽然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史实，但也不是对历史事件百分之百的还原。斯维雅托波尔克杀害亲兄弟固然是确有其事，但鲍利斯和格列勃是否真如传记记载的那样顺从的等待着厄运的到来，并向上帝祈祷原谅兄长的罪行却仍值得商榷。人性是复杂的，绝对坏和绝对好的人都是不存在的。历史的选择总有它一定的道理，斯维雅托波尔克能登上大公之位并维持自己的统治除了和中国有些相似的长子继承制的先天因素更多是应该自身因素，而这些因素有值得批判的也肯定会有值得称赞。权利往往会选择合适的人如奸雄，而不是选择应该选择的人如英雄。而之后养兵蓄锐举兵讨伐斯维雅托波尔克的雅罗斯拉夫，除了圣徒传记中写到的为兄弟报仇的因素，也不能排除更多的是为了争夺权力的利欲。这一时期的圣徒传记更多彰显的它的宗教意味，塑造的多是成高于尘世的宗教理想中的完美的圣徒形象，供信徒和民众去瞻仰。具有强烈的榜样性和不可实现性。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写于俄罗斯入侵和东北罗斯统一时期。它介绍了1252—1263诺夫哥罗德的公爵，罗斯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生平事迹。诺夫哥罗德是罗斯西北部的边界，肩负着保护罗斯的土地免受外来侵略的重任。在十三世纪中期，罗斯四面受敌，危机四伏。蒙古人的侵略；邻近的芬兰与强大的立陶宛部落的压力；德意志人漫长的东进运动的继续与扩大（这一进程当时已推进到了罗斯的邻居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来自瑞典和条顿骑士团对罗斯的几次大规模进攻（条顿骑士团最初是为收复圣地而成立的一支十字军，后来将其攻击锋芒转向波罗的海，旨在强迫该地区诸民族皈依罗马天主教，并使他们臣服与德意志化）。在此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生于1219年，卒于1263年，在1252年到1263年担任了诺夫

的著作，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浪漫的爱国激情。《阿瓦库姆行传》的历史背景是17世纪俄罗斯严重的宗教分裂。俄罗斯教会使用的宗教典籍大都是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其中难免有误译，成年累月下来，这类错误和其他错误已经影响到莫斯科教会的某些宗教经书和仪式用书。沙皇米哈伊尔早就为研究和解决这类问题而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对错误之处作出必要的修改。但由于普遍存在的无知，惰性和反对意见，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652年尼康被任命为牧首为止。教会的这位新首领以他惯常的果断方式行事，但没多久他的果断就引起了争议。沙皇阿列克谢统治时期的教会经历了一场宗教复兴和道德复兴，复兴的目的是改进教师们的言行，并使教会的各项职能有更高的精神感召力和更得体的风格。然而，尼康刚刚开始改革，许多复兴运动的领袖如斯捷潘·沃尼伐季耶夫，伊万·涅罗诺夫和著名的阿瓦库姆主教就开始反对他。1653年，他们指控尼康是异教徒。但1654年的宗教会议批准了对宗教经书的修改。1656年的宗教会议也支持尼康的改革。尼康扩大了改革范围，除了经书之外还对仪式进行了修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废除了用两个手指画十字的传统做法，改用三根手指画十字，这是当时希腊教会的礼仪。但尼康的反对派拒绝接受最高权利部门强加于他们的所有改变。1658年，尼康和沙皇决裂。1666年——1667年的宗教会议在谴责尼康贪图最高权利野心的同时却批准了尼康所有的改革。阿瓦库姆主教等人领导的反对派只有两条路可走；屈服或公开对抗教会。宗教分裂发生了。旧信仰派或旧礼仪派的人拒绝接受新的画十字的方法，拒绝使用对耶稣这个名字的新的拼写，拒绝连呼三声“哈利路亚”坚持原来只呼两声的做法。总之，拒绝了所有类似的修改，即拒绝了教会的权威。对旧信仰派的迫害迅速蔓延开来。阿瓦库姆本人也在1682年死于火刑。据估计，从1672年到1691年，两万多旧礼仪派在37次已知的集体自焚中把自己活活烧死。阿瓦库姆的《行传》是有关旧信仰派的精彩记录，将宗教性质的使徒传变成了描写真人真事，刻画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表明了文学要突破宗教的束缚，接近现实，参加社会斗争的倾向。以阿瓦库姆为代表的旧信仰派的信徒大多是殷实的农民和商人，在莫斯科扩张和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时期，他们对宗教改革的反抗实质上是对对尼康统治下日益加强的教会中央集权的抗议，是对贵族统治和莫斯科公国整个压迫性体质的抗议。不同于基辅时期和俄罗斯入侵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