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玄学派诗歌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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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玄学派诗歌的影响分析
作者:刘露溪南方
来源:《天津教育·下》2018年第01期
约翰·邓恩(1572-1631),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奠基人与代表人物,以富于理性思辨、新颖大胆的诗歌意象和直率雄辩的诗风挑战了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创作传统,创建了诗思高度合一的玄学派诗歌。国内外学界一般认为,邓恩诗歌以及英国玄学派诗歌大致经历了一个从17世纪最初的辉煌到18、19世纪的冷清,最终在20世纪大放异彩的文学作品经典化过程。正如这种“U”形评价图示所显示的,邓恩的玄学派诗歌对17世纪和20世纪英语诗歌创作的影响力已有目共睹,但18和19世纪的评论界如何看待邓恩的玄学派诗歌似乎并非“U”形图所示那般明了。
其实,邓恩的玄学诗在18、19世纪的诗学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和深刻。18世纪诗人对邓恩诗歌的改写与仿写使邓恩诗歌以曲折的方式嵌入到18世纪英国诗坛,而柯勒律治、德昆西等浪漫主义作家对邓恩玄学诗的赞美表明后者对19世纪诗学的影响。因此,本文致力于揭示和分析邓恩玄学派诗歌对后世英美诗歌创作以及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深远影响与有益启示。
17世纪:膜拜邓恩诗歌的纪元
伊丽莎白时期彼特拉克诗歌传统依然统治着16世纪的英国诗坛,华丽甜蜜的文风、浮夸空洞的情感和程式化的意象充斥着诗人的创作。而与这种歌舞升平的文学创作场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时人心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由于自然科学进步引发的信仰危机。在这种现实与想象形成巨大差别的历史背景下,邓恩的玄学诗横空出世。他的诗歌一扫当时诗坛扁平空泛的意象、虚张声势的文风与意义贫瘠的情感表达,以玄奇的诗歌意象、直率大胆的文风和深刻智性的主题震撼了英国诗界,征服了读者与评论家的心。邓恩的玄学诗很快成为当时受人追捧的新锐创作,并直接影响了当时以及17世纪英国诗歌的走向,继而形成了包括乔治·赫伯特、安德鲁·马维尔、亨利·沃恩、理查德·克拉肖和托马斯·卡鲁在内的英国玄学派诗歌团体。其中,马维尔的《致他娇羞的女友》、克拉肖的《哭泣者》被誉为英国玄学诗的经典名作,而邓恩的《跳蚤》《封圣》《告别辞:莫伤悲》以及神圣十四行诗系列更是英国玄学诗的扛鼎之作,对其同时代的诗人创作影响巨大。
邓恩诗歌在18世纪的影响
邓恩的玄学诗是对彼特拉克诗歌创作传统的自觉偏离与反拨。在他的诗歌中,似是而非的矛盾意象清算了程式化的意象,强势直白的书写击退了温柔浪漫的表达方式,庞杂深邃的思想冲击了浅显明了的主题。邓恩这种标新立异的诗歌创作令人耳目一新,更符合了17世纪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风貌对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因此获得了当时学界和读者的一致赞许。然而,在英国18世纪是理性当道的时代。追求和谐、讲究秩序的美学理念和价值观令充满矛盾张力的
玄学派诗歌滑向英国诗歌的边缘,而权威评论家塞缪尔·约翰逊对邓恩诗歌艺术价值的负面评价更导致邓恩的玄学诗歌告别了热忱的17世纪英国诗坛。学界由此得出邓恩诗歌在18世纪受人冷落这样的结论。但是,恰逢学界高歌以亚历山大·蒲柏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诗学之时,蒲柏本人却对与新古典主义诗学背道而驰的邓恩玄学诗歌表现出欣赏之情。蒲柏热衷于改写邓恩的诗作,因为他“对邓恩的兴趣几乎延续了他作为诗人的一生,也正是邓恩成了他主要担忧牵挂之事。”同时,蒲柏的重写也显示出他本人对邓恩诗歌的熟悉程度。在蒲柏看来,邓恩的玄学诗学思想深刻,但其格律未能满足新古典主义的要求,因此,蒲柏的改写基本上是针对邓恩诗歌的格律问题,并未否定邓恩玄学派诗歌的创作理念与写作实践。
除蒲柏外,诗人威廉·梅森等也曾尝试仿写邓恩的诗歌。可见,邓恩虽不是18世纪英国的一流诗人,但他的玄学诗并没有被人遗忘。后代诗人对其作品的改写与仿写表明,邓恩诗歌的影响力依然延续在18世纪。而那些负面评论或否定态度不仅不表示人们漠视邓恩玄学诗的存在,反而揭示出人们仍旧关注邓恩诗歌的价值与意义。
19世纪对邓恩诗歌的接受
虽然18世纪的评论界已对邓恩诗歌发出批评之声,但是蒲柏等有分量的支持者对邓恩玄学诗的褒扬态度令邓恩诗歌的接受场面还算差强人意。然而,19世纪的英国诗坛浪漫主义如日中天,其诗学主张直抒胸臆,追求情感的自然表达。显然,邓恩曲折晦涩的诗学理念及表达与浪漫派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他的诗歌难以博得读者的欢心是情理之事。但是,浪漫主义诗学与邓恩诗学其实具有如下相似性。首先,浪漫主义诗人关注自然、崇尚自然,希求从自然汲取治愈与救赎的力量。而邓恩诗歌也非常关注自然的力量与价值,如在《推克纳姆园》一诗中,邓恩希望从植物中获得超脱救赎的力量。其次,浪漫主义诗人欣赏日常生活用语与情感的自然流淌。虽然邓恩的诗歌被冠以表达晦涩之名,但其作品中的日常口语体却有效传达出诗歌说话人的真实情感。在诗歌《封圣》中,邓恩运用突兀的口语体将说话人复杂真切的情感与内心活动形象地传达出来。原来,诗中的说话人与自己的爱人情投意合却不被俗世人理解,因此内心愤懑,但是面对真爱,他表达了自己捍卫爱情的忠诚与坚定。于是,粗暴的语言甚至气急败坏的指责其实恰当地呈现出说话人复杂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诉求。邓恩玄学诗深邃庞杂的思想与感知体验难以通过简单流畅的语言得到完满展现,因此他选择了不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来实现其写作意图。从这个角度上说,邓恩诗歌的表达方式是真诚、自然且合理的。
除此之外,柯勒律治对邓恩的诗学创作观表示理解与支持,而他那些“充满哲学和宗教思考的诗受到邓恩哲学思辨诗的影响,显得深邃而耐人寻味。”可见,邓恩的诗歌与19世纪英国诗坛依然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邓恩的玄学诗与浪漫主义诗歌之间存在的重要相似性表明,二者之间不仅包含不容忽视的亲近感,而且对后者而言,邓恩的诗歌创作还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20世纪:邓恩诗歌全面复兴
伴随H. 格里尔森、T.S.艾略特、海伦·加德纳以及英美新批评派学者对邓恩诗歌以及玄学派诗歌的卓越研究与权威推介,邓恩再次跻身英国主流诗人行列,玄学派詩歌得以重回主流英诗的伟大框架之内。邓恩玄学诗歌的创作理念与写作模式又一次迎来了热情的追随者。其中,以艾略特、叶芝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承袭了玄学诗理性与感性融合的创作理念,邓恩诗歌的口语体特征预言了托马斯·哈代的文体风格,而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则继承了邓恩诗歌意象的广泛关联性与对自然的关注与思考。同时,邓恩诗歌知觉合一的创作模式还影响到了西班牙、俄罗斯和中国的诗歌创作。此外,邓恩玄学诗歌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和哲学思潮的流转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邓恩对艾略特、叶芝和毕肖普的影响
对于邓恩以及玄学派诗歌在20世纪的全面复兴,艾略特的研究与推介功不可没。艾略特非常欣赏并认同邓恩理性与感性高度结合的诗学观,并将这种认同转化成自己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艾略特的诗歌理论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反过来,他的创作也证明了其主张的合理性。如果说艾略特的诗歌强硬地彰显了诗歌的智性力量,那么,叶芝的诗则令知性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受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诗学影响,叶芝对诗歌意象的运用炉火纯青。他一生对真理的奋力探求融化在他对爱尔兰民族命运与个人前途的思考与争取当中。这种思考逐渐演化成叶芝融合了高度的神秘主义、智性力量与鲜明个体性特征的循环历史观,并指导诗人创作出诗思合一的伟大诗篇,凸显了邓恩玄学诗理性与感性有机熔铸的创作理念。
美国诗人毕肖普对英国玄学诗的兴趣始于其年少时期,其早期诗歌创作表明她对玄学诗歌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的影响力几乎持续了毕肖普一生的创作。自然是毕氏诗歌的重要主题。在她的自然诗篇中,诗人主张人与自然相依共生,反对人对自然的掌控与奴役,表现出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取向与价值关怀。毕肖普这种朴素的自然观与邓恩诗歌蕴含的生态意识表现出亲缘关系。此外,与邓恩一样,毕肖普善于在微观领域、宏观世界、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发掘相似性,因此她的诗歌意象富于广泛联系与延展性,并且善于运用这些复杂的意象表达具有开放性与多元性的深刻思想。
邓恩诗歌對非英语国家诗歌的影响
以奥克塔维奥·帕斯为代表的西语诗人、以约瑟夫·布罗茨基为代表的俄罗斯诗学和中国的九叶派诗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邓恩玄学诗的创作影响。帕斯的作品集中关注了人对自我身份以及自我价值如何实现的探索,诗作中“超现实主义意象、传统的象征技艺以及玄学的思辨又常常结合一体,来真实的展现深沉的个人创造力的内战需要”。帕斯的诗歌写作“坚持不懈地在组合与改组、吸收与排斥、解拆与结合的迷宫中进行探幽,竭力寻找人类从破裂解体以及自我异化复归和谐统一的途径”,这与邓恩诗歌于矛盾冲突中实现和谐的思维一致,体现出帕斯对邓恩诗学的继承。而俄语诗人布罗茨基对邓恩诗歌的兴趣与他对后者诗歌的翻译密切相关。在翻译邓恩诗歌的过程中,他逐渐发觉并赞赏邓恩诗歌的复义性以及知觉合一的创作特质,并自觉将其内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同时,奇喻、悖论等典型玄学诗艺术技巧也成为布罗茨基诗歌写作的有机组成,因此形成了融合俄罗斯传统文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特征的布氏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