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土话的濒危程度及濒危原因分析

湘南土话的濒危程度及濒危原因分析
湘南地区语言资源十分丰富,湘南土话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湘南土话参与的语言活动主要有单方言、双方言和多方言等不同情况。

从湘南土话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其生存现状不容乐观,可视为具有濒危性质的方言。

具体地说,湘南土话的濒危程度可分为三个等级:严重危险、受到侵蚀、受到侵蚀但相对安全。

影响湘南土话濒危程度的因素主要有行政变更、地理环境和语言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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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方言的问题近年来在语言学界越来越受关注。

在2009年末召开的首届濒危方言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濒危方言和濒危语言具有同质性,国内的濒危方言研究滞后于濒危语言研究,汉语濒危方言研究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个案研究应该更加合理、合用。

一般说来,濒危方言更容易出现在有语言接触、方言岛等语言或方言力量不均衡的地带,由于力量的失衡,会出现弱势方言,弱势方言进一步演变,则有可能成为濒危方言,甚至灭绝。

湘南地区是双语双方言区,当地通语是西南官话,湘南土话只对内使用,处于绝对弱势,学界一般认为湘南土话是具有濒危性质的方言。

现有的从濒危角度对湘南土话展开的研究或研究计划主要是确定湘南濒危方言的分布范围和数量,抢记更多的濒危方言材料,并将所记材料归档或做成音像材料(范俊军,2008;谢奇勇,2009)。

这些固然也是濒危方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但都没有讨论湘南土话的濒危程度问题。

确定濒危程度在濒危方言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一、湘南土话的基本使用情况①
湘南地区语言资源十分丰富,有汉语、瑶语、壮语等不同语言。

汉语又包括湘语、西南官话、湘南土话、客家话、粤语等方言,因此,湘南地区的语言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其中,湘南土话参与的语言活动主要有单方言、双方言、多方言等不同情况。

(一)单方言
在湘南一些极偏远的山区,极个别从未离开当地的老人尤其是妇女只会说土话,不会说西南官话及其他方言,他们是单方言使用者。

(二)双方言
在湘南土话分布的区域,广泛存在着西南官话和湘南土话并存并用的情况,其中西南官话为当地通用语,湘南土话主要对内使用。

(三)多方言
在湘南永州市江永县有三个粤语村:粗石江镇鸡咀营村、桃川镇石枧村和岩寺营村,村民对内都使用粤语,对外说西南官话。

一些母语是湘南土话的人嫁入或入赘当地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也多半使用粤语,从而具有使用西南官话、湘南土话和粤语三种方言的能力。

陈立中(2002:39)认为,湘南郴州资兴的一些客家人会说客家话、西南官话和湘南土话三种方言,这是在“湖南的客家方言被赣方言、湘南土话及西南官话等分割成许多细小的孤立的小片”情况下出现的。

从湘南土话的使用情况来看,单方言使用者只限于极个别老年人,随着使用者的离去,这种现象将不见踪影。

双方言的分布范围虽然十分广泛,但湘南土话只对内使用,交际功能受限。

多方言并用的情况下,粤语村内湘南土话的交际功能已基本退化,一些入赘或嫁入当地的外乡人由于长期不使用,母语的熟练程度已不如从前;在客家话势单力薄的地方,客家人湘南土话的使用程度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根据客家人对自己母语的忠诚度和西南官话在当地的影响力来分析,应该在两者之上。

总之,湘南土话的使用前景不容乐观。

二、湘南土话的濒危生存现状
总的来说,湘南土话的生存现状堪忧,因其交际功能受限,语言活力不足,语言地位日趋衰微。

这主要表现在湘南土话使用者的数量、年龄和熟练程度、语言功能、语言态度等方面。

(一)使用人口的数量和分布
在强势方言的强烈冲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湘南土话的使用人口日益减少,除老年人是坚定的使用群体以外,相当数量的儿童、青少年开始放弃使用土话,以致现在有些学龄前儿童的母语已经不是湘南土话了。

当地的中青年虽然基本上使用土话,但他们不是土话的忠实拥护者。

因此,湘南土话的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熟练使用者的年龄也渐渐趋高。

(二)语言功能
湘南土话在政务、传媒、教育等正式场合的功能已基本丧失,在家庭等非正式场合的交际功能也逐渐萎缩。

以教学语言的使用情况来说。

湘南地区现在使用的教学语言基本是普通话,或者西南官话。

而据很多老年人介绍,他们上小学尤其是一二年级时,老师多使用土话教学,或者虽然用官话授课,但学生有疑问时还得用土话解释,一般要到三年级以上,学生能听懂官话以后,才使用官话或普通话授课。

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孩子从上幼儿园就接触普通话和西南官话,甚至在上幼儿园之前父母已经用普通话或官话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了。

如教孩子识字,给孩子讲故事等,湘南土话已退出教
学领域。

(三)语言态度
很多当地人对湘南土话持消极的语言态度,对普通话和官话则持积极态度。

在我们调查的近百名发音人主要是老年人中,大多数人觉得土话无甚用处,可以不使用。

一些老年人虽然习惯了在家里跟晚辈使用土话,但还是希望孩子们从小更多地使用西南官话或普通话。

另有一些年轻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证明,无论生产还是生活,土话都应该弃用,“官话官天下”是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

本地人对湘南土话的消极态度直接影响了外来人的使用态度。

一些母语非土话者在湘南定居以后,也并非都入乡随俗,而是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

在江永铜山岭,一祖籍石家庄的女子已嫁入当地约三年,现在仍使用普通话,她基本能听懂当地的土话,还会说一些土话(尤其是詈语),但很少用土话跟人交际。

在道县梅花,一母语是西南官话的妇女已经嫁至当地数十载,仍不能熟练使用当地土语,她虽然能听懂当地土话,也可以用土话表达基本的日常用语,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主要使用西南官话。

由上可见,一方面,湘南土话的社会评价趋低,交际功能逐渐萎缩;同时,它还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使用群体,相当一部分的青少年和儿童还在使用。

所以整体上说,湘南土话是具有濒危性质的方言,但濒危程度不太严重。

三、湘南土话的濒危程度分析
语言或方言的濒危是分层级的,或者说濒危程度是不同的。

关于语言濒危层级的描述,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徐世璇、廖乔婧,2003),其中达成较大共识的一种提法是以使用者的年龄段为主要依据,把语言的濒危层级分为七个:安全、稳定但受到危险、受到侵蚀、濒临危险、严重危险、危急、灭绝。

大致说来,湘南土话目前的使用情况是有相当数量的成人和儿童在使用,但有一部分人转而使用西南官话。

这与上述“受到侵蚀”的含义“只有部分成人和儿童使用自己的本族语,另外部分人已经转用其他的语言”[1](P140～142)基本吻合,所以我们认为湘南土话的濒危程度基本可以认为是受到侵蚀。

但是,由于语言环境、地理环境不同,湘南土话内部不同土话小片甚至不同土话点的生存状况和濒危程度可能不同,除了受到侵蚀以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表现。

下面以湘南永州的江华沱江和江永桃川为例来分别说明。

(一)严重危险——江华沱江桂子山土话
江华瑶族自治县地处湖南省永州市南部,县内的方言主要有西南官话、土话和客家话等。

江华分布的土话主要是指梧州话,县内虽有差异,但有的能互相交流。

江华县城沱江镇基本使用官话,只分布着少量土话和客家话,其土话与县内广为存在的梧州话不同,当地人叫作七都话,仅见于沱江镇王家村桂子山自然村。

王家村现有12个村民小组,9个自然村,1000多人口,除桂子山自然村的人能说土话外,其
他自然村只使用西南官话。

沱江桂子山土话在教育、传媒等正式场合已完全退出,在家庭等非正式场合也颇受限制,使用范围很窄。

沱江桂子山土话的使用者限于中老年人,青少年和儿童几乎不用;使用家庭总数不足30户,一共只有140多人,使用者的数量很少。

按照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沱江桂子山土话已基本失去传承者,生存前景不容乐观,因此可以认为,沱江桂子山土话的濒危程度严重危险,随着进一步的发展演变,很快将被强势方言代替。

(二)受到侵蚀但相对安全——江永桃川土话
江永县内的方言主要有西南官话、土话、客家话、粤语等,其中粤语分布在江永桃川石枧村、大地坪村岩寺营自然村和粗石江镇鸡咀营村,使用人口不足2000人。

据当地人及其族谱介绍,这几个粤语村的先民都来自广东阳山,五百多年前征战至此,发现当地土肥水美,遂定居下来,他们所操的粤语又叫阳山话。

经比较,江永桃川石枧村的“粤语”和广东阳山话确系同性质的方言,有关音系特点我们将另文说明。

粤语村村民除了粤语以外,都可熟练操用西南官话,一些人还有意识地学说一些土话中的日常用语,并用于交际。

在桃川镇石枧村,一半以上的人能听懂一些当地土话,甚至会说一些简单的土话。

他们认为,要想跟邻村及周边的人交流,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生活,会说一些土话很有必要。

有这种想法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需要,还源于他们作为“兵痞”后代的自卑心理,他们深切地希望自己的身份能得到当地人的认同。

他们对土话的态度及使用土话的行为客观上都有益于土话的保存,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土话的使用范围和社会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桃川土话虽然也受到侵蚀,但又是相对安全的。

综上所述,湘南土话的濒危程度可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严重危险、受到侵蚀、受到侵蚀但相对安全。

四、影响湘南土话濒危程度的因素
(一)行政变更
行政变更有可能导致土话的生存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以江华沱江来说,当地原来没有土话,现在使用土话的桂子山村本来属于邻县江永,因受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吸引,于20世纪50年代主动申请划入江华沱江并得以批准。

这一行政变更直接导致桂子山土话脱离了原来的土话大本营,身陷西南官话的包围中,以致迅速走向衰亡。

所以,行政变更是沱江桂子山土话现在严重危险的直接原因。

(二)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土话生存状况的影响不可小视。

以永州双牌来说,当地原来只有
官话,20世纪60年代,邻县道县的三个土话点——江村、理家坪、打鼓坪划归双牌以后,才改变了双牌的语言构成状况。

尽管如此,三个土话点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明显改变,现在来看,这三个土话点的濒危程度也依然和湘南土话保持一致。

究其原因,双牌地处五岭北麓前缘,都庞岭阳明山系余脉纵横于县内,形成了一些天然屏障,双牌原县治所辖区域都在屏障之北,而后来划入的三个土话点都在屏障之南,无论地理还是交通,仍然与道县联系更为方便。

所以,虽然它们的行政归属发生了改变,但它们和道县的密切关系并未改变,土话的生存环境没有明显的变化,土话使用情况也因此基本未变。

(三)语言环境
湘南土话所处的语言环境依具体语言或方言的不同而不同,但不外乎两种情况:土话与土话相连,之间没有被其他语言或方言隔断;土话与土话不相连或不完全相连,之间被其他语言或方言分开,形成隔断。

换言之,这两种情况分别是连续分布和断裂分布。

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连续分布区域内的土话的生存环境相对安全,断裂分布带上的土话因受不同语言或方言的影响,生存环境相对危险。

湘南土话多处于连续分布区域,语言环境相同,这也与湘南土话的濒危程度大致相同,表现为受到侵蚀的原因之一。

不同的是,江华沱江桂子山土话处于典型的断裂分布带,被强势的西南官话包围,没有相邻的土话为其造势,所以其生存前景很不乐观;江永桃川土话虽也处于连续分布的土话区域,但因为其间分布着孤立的粤语村,所以它甚至对粤语村的语言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具有相对安全的特点。

实际上,不同因素之间常常会互相牵制、互相影响,共同作用于湘南土话的濒危程度,难以截然分开。

比如,在相似的行政变更后,沱江桂子山土话和双牌江村、理家坪、打鼓坪土话的发展路径不同,就是因为它们的地理环境和语言环境不同造成的。

五、结语
湘南土话的濒危程度不完全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从高到低是如何排列的,我们现在只是有一个非常粗略的认识,要想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调查了解。

笔者认为在讨论濒危方言的问题时,不能根据一些标准、数据简单地推断某一方言是濒危方言,或者濒危到某种程度。

实际上,即使某一方言确实是濒危方言,依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语言环境、地理环境等,该方言区内不同的方言点是否濒危以及濒危的程度都可能不同。

所以在讨论濒危方言的性质时,很有必要区分濒危程度,这样才能更接近濒危方言的事实。

(本文得到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湘南江永粤语使用情况调查”[项目编号08QN10]的资助。

)
内容注释:
①文中所说的“会说”某种方言是指可熟练使用,不包括只能使用
一些日常用语的情况。

引用注释:
[1]徐世璇,廖乔婧.濒危语言问题研究综述[J].当代语言学,2003,
(2).
参考文献:
[1]曹志耘.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
(1).
[2]陈立中.湘南客家方言音韵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3]戴庆厦,邓佑玲.濒危语言研究中定型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4]范俊军.岭南濒危汉语方言研究刍议[J].学术研究,2008,(11).
[5]谢奇勇.“濒危土话”与“抢救性研究”[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6]詹伯慧,张日昇.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唐伶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