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四大家族略考

《红楼梦》四大家族略考----转自于红楼梦论坛《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很巧妙的将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

在作者的头脑中，历史的变迁而诱发的思考，不断与个人的经历诱发的思考融合，与审美意向统一，不断的使各种理念内化合与情境、意境相结合而升华，从而产生了其特有的文学结构。

书中第四回通过门子的话点明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

“皆连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庶饰，皆有照应的”。

“四大家族”的原型对研究《红楼梦》的历史社会背景至关重要，对全书的结构研究也很重要。

四大家族原型的揭示，既是对《红楼梦》一书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批判、理解、反思的种种表现的揭示。

也识从《红楼梦》去认识历史世界的一个途径。

对《红楼梦》的研究，无论是哪个角度、哪个方面，都是严谨的态度为前提的，而对《红楼梦》中的历史背景问题，尤其是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实际上更应考虑其重要性，这些问题看起来是一些小问题，而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如错误，则“差之毫厘，？？以千里”。

对待这些问题，报需审慎，颇应斟酌。

的确《红楼梦》中含着曹雪芹的家世，也暗含着了“四大家族”的历史原型。

而“四大家族”的社会存在本身，就是《红楼梦》要表达的社会历史生活。

在这点上，历史的文献资料十分重要，而历史的文献资料的可靠性更显得重要。

对这些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上，对于其细节如时间段、可能性的分析，从至每一细节都是至关重要的。

有这样一来一种对隐含“四大家族”的说法，其意在于说明有关曹、李两家的史实事，先是引用了《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说：“赵孊孊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

这样说，咱们家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贾琏道“这何用说呢！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凤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见个大世面了。

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

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有造化赶上”。

赵孊孊道“唉约约，那可是千载难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咱们贾府正在故苏痒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架一次，把银子花的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着说“我们王府也预备嗰一次，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

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赵孊孊道“那是谁不知道？如今还有个口号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

还有现在的江南甄家，唉约约，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

别讲银子成了泥土，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字竟顾不得了。

庚辰本在此段文字之前凤姐忙道“省亲的事竟准了不成”上眉批云：大观园用省亲出题，是大关键，方见大手笔文立意。

上面这段文字，在甲戌本里面，已成为甲戌本第十六回前评，并紧接这段文字之后，有一段重要文字。

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新中国多少忆惜感今。

接下来便是这种说法，对曹寅、李煦承办接驾大典，没下巨额亏空，为后来两家抄家败落之原因，以及对这一回文字的确隐括着曹、李二家一桩“兴衰际遇的泼天大事”。

诚然在这段分析清楚入情入理，历史料充分，载选得当，可谓经典。

而后接下来的分析，变有些疑惑了：“……引用这一大段文字，还隐括着李煦家的另外一段往事，这就是王熙凤说的…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

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段落话。

原来康熙二十三年，李煦曾任宁波府知府，这是向外商开放的确口岸，当然会与外国人接触，康熙二十年，开放海禁，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四处机构。

李煦之父李士桢于康熙二十一年任广东巡抚，此时正在广东巡抚任上，当时的对外通商口岸，以广州为第一，许多外国货物，大多经粤海关入。

所以李士桢、李煦父子两人与外商接触较多。

上引王熙凤这段话，实际就是以李家父子的事实为素材（以上参阅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红楼梦>的关系》）上一段，乍一看，分析的有理，但细细琢磨，便又丛生疑窦：“我爷爷专单管各国进贡朝贺之事，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句出于王熙凤之口，而且是“单”管，并四大海关皆管。

而且是管“朝贺”吗？众知，李家应为史家原型，而如果说李、王、史三家不混淆了吗？那曹雪芹只写“贾、史”两家既可，还要虚构或合并一些史实吗？。

李士桢于广东巡抚任上时外来贸易到底如何？他管了多少此类事？四大海关是否归巡抚管辖？看来，这一且还需从李士桢这位广东巡抚历史记载上找答案。

李士桢，生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本姓姜，山东昌邑人，成人后降清，于（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正月由江西巡抚调任为广东巡抚，江西巡抚由佟康年（佟佳氏）补任。

这年，李士桢六十四岁，而在（1687）康熙二十六年，李士桢六十九岁时，吏部有这样一个折子，“左都御史王鸿绪疏蚕广东巡抚李士桢贪污不法，年老昏愦各疑，除事在赦前，及疑无确据者，无庸议外，李士桢年六十九岁昏愦是实，应照年老例体致。

从之”。

于是李士桢在六十九岁，走完了他的仕途，在广东巡抚任上五年，于（1695）康熙三十四年，七十七岁亡故。

实际上李士桢在广东巡抚任上，还是做出了一些实事，如科举、兵治、水利、缉匪，康熙二十三年《清史稿》记“和兰以助郑氏功，首恶请开禁海通市，许之。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李士桢疏中有：“……自奉皇恩,大开海禁，贸易船只皆由海运利便，商民欣耀，一切船饷税务，奉有欣差，吏部朗中臣宜，户部员外郎臣成临粤监督管理市船司旱路船饷，自康熙二十四年起，已归関部征收……今日关部所收之海税,即以前市舶司收之旱税,关部业已移取档案接管……。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白上疏中：“……财赋之公私宜霞，清设专官，便商民以足国用事……今苛皇恩驰禁开洋,一切商民货物，俱有海上船运，自康熙二十四年起商人俱赴盐督纳税。

今日监督征收海上出入界口贸易之货税，原是一项……今日粤东铂饷，既设监督征收。

……”臣思开海贸易，乃皇上恤商裕民之德意，伏读上谕谆谆，以裨小益民，惟恐重累为念，深仁厚泽，海内莫不感颂沾濡。

至于当日禁海之时，奉旨香山奥旱路贸昌……今日货物壅滞,商人稀少,关部二十五年所收之税,不及二十四年初开洋船之税,今若重征,竟使一货两税,……为此,不避昌渎之罪……伏乞皇伤痕府念市舶税已归部……。

臣谨会同两广总督吴含疏具题，伏乞下该部议覆施行。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口日。

（抚粤政略二奏疏）。

不安定因素难看出，以上的两个折子中李士桢的大体意思，既对，开禁海令，非常欢迎，又对关税问题，尤其是对关税征收，和设立机构，说了他的看法。

其实，我国最早的“关税”最早的“海关”起源于春秋时代。

当时叫做“关市之征”。

就是国家规定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要进行检查和征收赋税。

《周礼天官》载：“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

当时周代中央收赋税，关市税是其中的一种，直接归王室使用管理，这样的管理一直持续着，而真正意义上的海关是清初出现的，康熙二十四年，当时清政府刚刚解除海禁，为加强对外贸易管理，清政府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了四个海关。

清初，顺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四年（1675）五次颁布禁海令，顺治七年（1660）康熙元年（1662）十七（1678）三次下达“迁海令”，此后朝廷大臣，地方督抚，对海禁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以武英殿大学士纳兰明珠，直隶巡抚李光地等，拥护禁海而其他一些大臣，尤其是闽、粤、浙。

苏各省的地方官吏，则反对禁海。

康熙十五年（1676）始，福建总督范承谟，江苏巡抚慕天颜，福建巡抚吴兴作以及监察御史李清方，广大巡抚李士桢，工科给事丁泰等，上疏皇帝，反映海禁造成的经济衰败，财政困难，百姓窘迫，铸铜枯竭等情况，认为只有开海禁贸冒才能解决“赋税日缺”“铸铜匮拙”等问题。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统一了台湾，三番之乱亦已平息，为废除海禁创造了条件，康熙皇帝，支持了范承谟等人的主张，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统，宁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今出洋贸易，得旨开海贸易”。

（清文通考）第二年，宣布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四个海关，专负责海外贸易事务。

时康熙二十四年（1685），虽在广东设立了粤海关，但实际对关口贸易的实际管理是海关机构本身，并非地方官员，而李士桢上疏，也只为建议税收方式的具体问题，并赞颂开禁之德，此年实际李士桢已六十七岁，距离任广东巡抚不到两年。

这就使得，《红楼梦》中，王熙凤曾言“……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句，是暗指李士桢所做为站不住脚。

一是地方官员，并不直接管辖，四大海关之事，二是广东巡抚不可能“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这说明了一点，既王熙凤所指的“我爷爷决不可能是指李士桢，或巡抚，总督一类的地方官员，当时权力更大，有直辖粤、闽、江、浙”海关权限的贵族大臣。

再看一下王熙凤前面的话：“……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看来这位王家的高官大吏不但掌管海关贸易事务，还管外国的朝贡。

清朝的海关，对外国贸易，和外国的朝贡，虽有联系，但并不是一码事。

先来看一下对外贸易，在清代前期，海外贸易进出口物品数量是空前的，出口主要是丝、丝织物、药材、糖、纸张、书籍、瓷器、茶叶、土布、麝香、朱砂，明矾、水银、甘草、生锌、桂子、樟脑等，其中以生丝、丝织品、茶叶、瓷器为大宗，进口商品主要是日本的确黄铜、银、南洋的米、石头、象牙、沉香、速香、布、槟榔、砂仁、苏木、铅锡、珀、玉、棉花、牙鱼、盐、角、燕窝、玳瑁、沙藤、打火石、水兵牛皮、鱼翅、海参、毛纺品、海菜、胡椒、鱼肚、鸦片等，其中以米为大宗。

欧洲输入的商品有香料，药性鱼翅、紫檀黑铅、棉花、沙藤、檀香、苏合香、乳香、没药、西谷米、丁香、降香、胡椒、藤于、白腾、黄腊、银元、珊瑚、瑪瑙、小标题玻璃器皿，洋参等，其中银元、棉不、棉纱为大宗。

这此进口的货物，交易最多，最繁盛的是在广州的粤海关。

当然着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以后，欧洲国家在广州设立商馆以后逐步扩大起来的。

此时，李士桢早已做古了。

而在此以前，清政府在禁海令，迂海令实施的时期，并未取消“宗藩关系”，也未取消“朝贡”。

顺治十八年十荷清贡，清政府同意“两年一贡”康熙二年（1663）十月，荷兰被清政府令“八年一贡”康熙二十二年后，改为五年一贡，荷兰的“朝贡”并非大宗贸易，本身是以“朝贡”形式试图获取设立商馆和通市，但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才在广州设立商馆，已远远落后于英国。

但因荷兰曾协清军统一台湾，其“朝贡”一直是获准的，这一阶段，荷兰成了向清政府“朝贡”的唯一欧洲国家。

“朝贡”的物品自然与贸易商品不同，它更高档精致，包含了当时西方的新科技工艺和发明，它本身是“贡”与清皇室的礼物，在当时的中国，实实在在是“稀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