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 学习指南

张岂之先生指导我读研究生方光华入门1987年9月，满怀对研究生生活的憧憬，我来到西北大学，跟随张岂之先生研习中国思想史。

当时与我一并考上张先生硕士研究生的还有韩健平、任泽峰两位同学。

开学初，先生找我们谈话，对我们第一个学期的学习提出了一个要求：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传》五种典籍通读一遍，并做好读书笔记。

那时大学里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并不多，更遑论钻研中国思想原典。

听了先生的讲话，我们的感触是：得安安静静地研读原典，并学会独立思考。

于是我们按照张生生指点的版本，开始认认真真地阅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五书。

在校园西北角的一个偏僻的自修室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读到夜晚十一点半，回到寝室，还要一起讨论，至深夜才罢。

当时张先生正担任西北大学校长，并没有很多的时间给予我们具体指导，但每天都能见到先生的身影，因为他将他的休息室就设在自修室的隔壁。

每隔十天半载，先生总会问问我们读书的收获，特别是一到节假日，先生总要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向我们介绍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进展，主题多半是先生即将发表的论文的主要论点。

在这样的鞭策之下，我们研读原典一点也不敢马虎，一个学期下来，基本按先生的要求读完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传》五部原典。

记得先生为了考查我们对这些原典的掌握程度，还出了一套试题，几乎全是这些典籍上不容易理解的语句和段落，让我们闭卷回答。

我们都得到了高分，受到先生表扬和鼓励。

多年之后，我才体会到先生对我们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尽快进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大门。

中国思想史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它的延续性。

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很少直接表述他们的观点，而是往往依托经典，通过对经典的注解和阐释体现自己的思想意识。

例如孔子就是在对《诗》、《书》、《礼》、《易》、《春秋》的整理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他删削《诗》、《书》，编辑《春秋》，使它们成为体现自己思想的凭藉。

不但儒家如此，道家老子、庄子亦是如此，近年来，关于老子与《诗》、《书》传统之间的联系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提及。

离开了对《诗》、《书》、《礼》、《易》、《春秋》的深入理解，就不太容易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创新。

如果要尽快进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大门，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充分熟悉《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

但对一个中国思想史没有什么基础的硕士研究生来说，如果一开始就让他抱着一部《诗经》或者一部《尚书》去钻研，容易失去研读的兴趣，而在这几本经典基础上所形成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在文字上不像前者那样诘屈聱牙，在思想上又比前者要明快直截，特别重要的是它们后来也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基础，对它们的解读往往成为对《诗》、《书》、《礼》、《易》、《春秋》重新解读的先声，让一个对中国思想史刚产生一点兴趣的年轻学者认认真真地阅读一下这五部原典，不失为一个最直接而有效的进入中国思想史研究之门的办法。

在后来的研究岁月里，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研究生第一个学期所读的几部原典是多么重要，而当时所形成的一些粗浅的体会在后来发生的影响又是多么强烈。

引路第二学期一开始，先生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列出了一大堆书目，要求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继续有重点地阅读一些原典。

经过第一个学期原典阅读，我们都对研读原典的快乐有所体会，并有进一步研读的主动性。

当时韩健平同学对《老子》发生浓厚的兴趣，将道家类典籍找了不少，摆放在自修室里，一本一本地啃。

任泽峰同学则对孔孟、老庄背后的文化传统比较痴迷，大有穷究《周礼》，贯通《诗经》的抱负。

我那时有点贪多，想努力将先生所开列的书目都翻一遍，手里拿着这本，心里想着那本，有点像贪吃的羊羔，发现了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既兴奋，又着急。

八十年代晚期的中国就象即将出生的小孩，既有对那令人目炫的生命光芒的热切期盼，同时也有分娩中的阵痛。

社会上读书无用的论调甚高，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急剧滑落，教师不安于本职，下海经商的很多，在校园里时常有人兜售降价处理的重要文化典籍，我现在收藏的中华书局版《汉书》、《后汉书》就是在那时以极便宜的价格从校园的地摊上购买到的。

人们急于摆脱现状，报刊杂志充斥着对社会现状的猛烈批判，并牵连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反思，一时间，黄河文明只有奔腾到海，溶入海洋文明才有希望的舆论甚嚣尘上。

一切似乎与我们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无关，但它又那样真切地牵动着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心里引起了阵阵波澜。

在如此沸腾的年代，抱着一本又一本的古籍，我们青春是不是在浪费？而且古人所凝结的智慧明显是一座又一座的大山，以我们的个人微弱之力，又能穿越多少？我们都不免有所疑惑。

先生很敏锐地觉察到我们思想上的波动，与我们共同讨论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他并不回避问题，集中就众矢之的的儒学与我们交谈，指出儒学的生命力。

这些讨论的话题，先生后来都已整理成文，公开发表，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参看先生的文集《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的儒学篇。

先生论述了儒学的实质，具体分析了儒学的许多核心命题，剖析了儒学的道德学说与礼教的关系，揭示出儒学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价值。

听了先生的话，我们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象当时社会主流传媒所传播的那样，已经成为历史的垃圾，相反它必将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积极作用，问题是需要我们对它做深入的分析，把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

今天距离先生的讲话已经18年，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传统不完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阻力，相反，越是摸准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脉搏，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际交往中越是能有更加清醒的文化自觉，中国的发展就会更加和谐，就会更加合理，但是这样简明的道理当时却很难听到，先生的话语对我们这些青年学子来说是多么地及时啊!为了引发我们的研究兴趣，大约在第三学期开始，先生就要求我们就自己在阅读过程中感到确有心得的内容，写成文字，交他审阅。

我那时有点像初生牛犊，一口气就交了三篇读书笔记，一篇是《孟子对孔子仁学思想的发展》，一篇是《论先秦儒道的对立与互补》，一篇是《僧肇与中国古代本体论思想的转折》。

其中第一篇主要说明孔子仁学内涵极为宽泛，孟子的四端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归纳，而且孟子还正面讨论了所谓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的冲突及其解决的方式，暴露了孔子仁学的矛盾。

第二篇主要讨论《论》、《孟》、《老》、《庄》和《易传》之间的联系，认为在《论》、《孟》中有《老》、《庄》的影响，在《老》、《庄》中也有《论》、《孟》的痕迹，《易传》是儒家学者应对《老》、《庄》挑战逐步形成的作品。

第三篇主要论述僧肇改变了玄学的本体取向，有点象存在主义改变西方古典本体论思维一样，僧肇使中国本体论讨论与现象界的讨论融为一体。

很惭愧，我所交的任何一篇读书笔记，没有一篇是先生完全满意的。

先生总是用毛笔在笔记上做出批改，指出需要修改或需要进一步思索的地方。

比如那篇关于先秦儒道的对立与互补的讨论，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对道家受儒家影响的论述比较薄弱。

关于僧肇的那篇更是被批点得体无完肤，认为文章对西方的本体论概念不明晰，对玄学本体论的论述深度不够，对僧肇的理论贡献讨论条理不太清楚。

所有的批语最后总有一句：这仅仅是读书笔记，离学术论文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望继续努力。

当时看了先生的批语，一方面很泄气，觉得先生指出的弊病确实存在，但另一方面很受鞭策，觉得如果按照先生的指点，是不难把读书笔记修改成为一篇完整的论文的。

但在经历了硕士研究生的三年学习之后，我们发现，无论我们怎么修改读书笔记，或者提交新的读书笔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同学，没有任何一篇笔记，得到过先生的全面肯定，也没有任何一个同学，在硕士生的三年学习期间在任何一本正式出版的杂志上发表过任何一篇论文。

有位高年级的师兄，把他的一篇读书心得投给了陕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人文杂志》，先生知道后，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数年后，我们才意识到先生的苦心，他是多么想我们牢靠固地打好基础，练好做学问的基本功，不要为学习中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沾沾自喜。

看到我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较强的兴趣，先生让我把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定在佛教与中国的本体学说方面，并嘱我好好看看陈康关于《巴门尼德斯》篇的注释、黑格尔的《小逻辑》以及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说实话，对于这些著作，我现在也没有弄懂，但当时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佛教使得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心想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佛教给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到底提供了哪些养料，最后提交了《佛学与中国古代本体学说的发展》这样的硕士学位论文，摊子铺得很大。

今天来看，论文漏洞很多，深度也很不够，但没想到，论文得到先生难得的鼓励。

将论文初稿送给先生大约是在1989年11月，先生把它带到北京，在为学校办事的空隙，写了数页修改意见，意见现收录在《张岂之先生与研究生论学集》中，我当时看了极受鼓舞，觉得如果继续做些研究，肯定能把心头的问题搞清，由此而坚定了继续攻读博士生的决心，并于1990年5月顺利通过考试，继续在先生门下攻读中国思想史博士。

练兵1990年9月刚开学，先生把我和已经博士毕业的其他几位师兄叫到一起，说是要开展近代学术史的研究，让我着手收集一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方面的资料，并要准备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方面写博士学位论文。

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我那时对佛教典籍兴趣正浓，指望将博士研究生的主攻课题定在佛教思想方面，而且那个近代学术史的研究课题刚通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我自揣没有资格与已经博士毕业的师兄们一起去做这样的课题。

先生看出了我的疑虑，斩钉截铁地说，硕士阶段关心的话题将来会有时间深入思考，博士论文的选题不宜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延伸，要有勇气开拓新的学术领域。

带着半是对佛教思想的依恋，半是对近代学术思想的新奇，我又象读硕士生一样，开始对近代学术原典的研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八十年代那种气势磅礴的学术批判的激情逐渐淡化，许多学人开始意识到，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相对客观的研究，或许更为有效。

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模式发生的变化也十分明显。

传统学术转变的具体过程怎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又出现了哪些理论命题？解决的思路有哪些？当时并不是十分清楚。

如果能深入做些研究，当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经验教训的理解，也不会象纯粹从政治角度讨论近现代问题那样容易受感情的影响。

大约在论文进展到一半左右的时候，先生嘱我到北京去拜访何兆武先生与黄宣民先生。

何先生和黄先生都是侯外庐先生的助手。

在何先生那里我了解到何先生将中国近代史学的根本性转折划在戊戌变法以后的理由。

从黄先生那里，我听到侯外庐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章太炎有内在的联系，并了解到侯先生撰写《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一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