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员法制培训讲座教案

人民调解员法制培训讲座教案(一)主题：学习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重点：《规定》中的概述、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的相关含义目的：1、使各调解委员会成员能够了解工作性质及重要性。

2、规范人民调解工作。

授课内容：第一部分：司法部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开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的一些基本常识，其中主要分为：人民调解的性质和地位、人民调解的工作任务、工作原则、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构成、和工作制度。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解，能够使在坐的各位对我们从事的人民调解工作，能够形成一个系统的，逻辑的、形象的认识，以便在今后的工作开展过程中，能够有的放矢，有效的解决基层人民的各类矛盾，有效的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效力，为我们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保驾护航。

首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编著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06页——124页）第二部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人民调解协议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自愿达成的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协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

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首先，对于人民调解工作的渊源，我们应该有个初步的了解，以便能够清楚的领会和意识到人民调解工作的具体性质。

民间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合到我国的政治、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社会民情和民族心理素质之间。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从中国古代的民间调解活动逐渐演变而来，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创造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1931年11月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便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调解职能。

1942年的《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例》，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调解条例》等等，将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和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人民调解工作继承和发扬我国民间调解的优良传统，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调解工作进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时期，机构逐步健全，工作逐步规范，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行群众自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实践证明，人民调解已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之一，成为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项优良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调解制度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学习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并结合其本国的历史文化和法律制度加以发展。

如挪威制定了《纠纷解决法》，规定诉讼外调解是诉讼的必经程序，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可强制执行。

瑞典95％的民事纠纷都依靠调解（含诉讼外调解和诉讼内调解）来解决。

日本颁布了《民事调解“纠纷解决替代措施”，推行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澳大利亚把用调解等替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全国非诉讼调解理事会”，协助政府制定调解政策，指定调解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民调解面临新的形势。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期，各种体制、观念和利益的碰撞，引起在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

这些社会矛盾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发展为群体性事件，甚至激化为刑事犯罪案件，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就显得更加重要。

人民调解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任务越来越重。

但是，目前人民调解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近年来调解纠纷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与全国法院第一审民事案件受理数的比例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2001年的1.7：1左右。

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是人民调解协议缺乏法律约束力，是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法》，规定调解协议书具有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

近年来，美国也很重视推行调解制度，认为调解能防止矛盾激化，降低司法成本，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

美国制定了《解决纠纷法》，鼓励各地成立民间调解组织、实行民间调解制度。

英国把调解制度称为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促进全社会“诚信”意识的培养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的形成，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5日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一次从司法解释上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了明确的规定。

这一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一）为人民调解工作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促进人民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规定不明确，当事人可以随意反悔，这就挫伤了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

结果是，不少地方的人民调解没有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人民调解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必将充分调动广大调解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

（二）为人民法院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提供依据。

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规定不明确，人民法院往往不认可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而是针对原来发生的民事纠纷作出裁判。

《若干规定》对人“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人民法院将真正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为当事人建立一种人民调解和民事诉讼协调发展的良性纠纷解决机制。

民事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相比，尽管有诸如权利实现的直接强制性和复杂的程序权利保障机制，但同时存在若干短处。

最突出的有：1、解决纠纷的成本高。

2、解决纠纷的周期长。

3、解决纠纷的刚性化。

人民调解制度正好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它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效率高的优点，具有广泛的可适用性。

但是，人民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功效完全建立在当事人之间的道德自律基础上。

没有较强的道德自律，人民调解便很难发挥作用。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借助于国家强制力。

《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规定，可以通过人民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机制的连接，确保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并通过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力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为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地审理这类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实现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如何界定，是人民调解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对此，学者间存有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职权对具体的法律关系依法加以确认的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其理由是人民调解协议具备了法律行为效力的四个要件：1、组织合格。

制作人民调解协议的主体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2、内容合法。

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

3、意思表示真实。

人民调解协议的达成完全出于当事人的自愿。

4、形式合法。

人民调解协议采用了书面形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职权对具体的法律关系加以确认的法律文书，当事人不履行协议，不能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应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

其理由是：1、人民调解委员会既不是审判机关，也不是仲裁机构，不具有审判权和仲裁权。

2、调解人员的法律政策水平普遍较低，难以胜任判断违法与否的工作。

3、历史上虽然曾经把人民调解协议视为与人民法院调解协议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文书，但那是当时法制不健全的产物。

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协商、认可和制作的纠纷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具有一定权威性和社会约束力的群众自治组织的调解文书。

它既不是一种民事合同，也不是一种法律文书，其性质从属于人民调解的性质，是由调解主持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决定的。

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它调解民事纠纷，是一定范围或者社区内群众的一种民主自治活动。

第四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订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事合同。

其理由是：1、人民调解协议与一般民事合同具有不少共性。

二者均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2、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某些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殊性。

诸如人民调解协议的达成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必须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应当有调解人员的签字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的印章方能成立等等。

第五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一种民事程序合同。

其理由是人民调解协议符合民事程序合同的两个特征：1、具有典型的合同契约形式。

它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意思表示的一致，但不属于任何一种民事合同。

2、具有程序上的法律效力。

即它的法律效力是阶段性的，若当事人依法启动解决同一纠纷的新程序，尽管它仍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但其法律拘束力自然丧失果；二者都是双方当事人为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所达成的协议；二者都是双方当事人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达成；二者均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上述诸观点中，第一种观点违背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9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履行。

经过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可以请求基层人民政府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基层司法工作的实际。

第二种观点在内容上虽然没有错误，但未明确界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

第三种观点在内容上亦没有错误且比较明确，但将人民调解协议定性为一种“调解文书”，有语义循环之疑。

第五种观点将人民调解协议界定为民事程序合同，但又不承认这种合同在诉讼程序上的法律拘束力，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第四种观点抓住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实质，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作了准确的定性。

正因为如此，《若干规定》采第四种观点，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

《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