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近代外交史概况

论文题目：中国近代外交史概况（1895-1945）一．中国近代外交史概况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1．晚清政府（1840－1912）①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到八国联军侵华（1900－1901），中国要么战败，要么不败而败，一步一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宜。

《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③1861年所设的总理衙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外交机构，标志着洋务运动即将步入正轨，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也标志着清朝开始放弃“闭关锁国”政策，面向世界，从传统的理藩政策向近代外交转变。

④《辛丑条约》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这标志着清朝中央机构完全半殖民地化，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1905－1925）①1905年，孙中山把“十六字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其中民族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②南京临时政府在《告各友邦书》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目的是为了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结果根本没有得到支持和响应。

③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增加了反帝的内容；接着在“北上宣言”中，进一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统一中国。

3．北洋军阀（1912－1928）①1915年，袁世凯为了争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达到复辟帝制的目的，几乎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向帝国主义国家大肆借款，扩充势力，镇压革命。

②段祺瑞政府等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充当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工具，比袁世凯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③1919年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一战”中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的正义要求，遭到英、美等列强的无理拒绝后，北洋政府的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④1927年初，湖北、江西人民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部分被侵略的权利。

4．国民政府（1927－1949）①1927年，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勾结，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充当侵华工具，卖国求荣。

②1928年，国民政府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结果不了了之。

③1931－1945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扩大的侵略，国民政府先后推行“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积极抵抗－消极抵抗”等的政策。

④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分别与英美签订协议，废除了近代以来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这成为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最大成果。

⑤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借助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接受美国支持，出卖国家主权，积极策划并发动内战。

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从中取得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特权。

二．外交观念和体制的近代化1．中国外交理念与世界意识的变化清朝初期，中西方的交往仍属于松散的、名义上的朝贡体系。

一方面，统治者仍以朝贡的眼光来审视外国来使；另一方面，西方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贡使角色”，以期与中国进行贸易。

这种以清朝前期强大国力为基础的关系延续到马嘎尔尼来华，中西早期外交碰撞后开始瓦解。

1792年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问中国，他的使命是让英国与中国建立平等正常的外交关系，帮只限于在广州经商的英国商人争取使用其他港口通商的权力。

选在乾隆皇帝庆祝82岁生日举办万寿节的时候，显然为了赢得皇帝的好感从而达成政治和商业上的目的。

而对乾隆皇帝来说，英国国王派遣使臣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给自己祝寿，无疑彰显了自己的治国之功，中国泱泱大国的威仪和德政确实已经泽被天下了。

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乾隆皇帝几颁谕旨照顾英国贡使，甚至操心其回国途中所需物用，然而最后马嘎尔尼提出的所有请求都被拒绝，包括允许设立仓库，取消过境税，禁止地方官员向英国商人勒索获得非法收入等，今天看来中国与近代世界交流的机会就此失之交臂。

而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增加口岸、设立使馆带来的好处却不比对统治秩序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更为明显。

马嘎尔尼出使失败，礼仪之争也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原因。

清朝官员要求使团觐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马嘎尔尼则坚持，如果遵从中国方面的要求，那么清朝官员也要在英国国王的画像前行三跪九叩的礼节，最后马嘎尔尼以参见英国国王的礼仪觐见中国皇帝。

当马戛尔尼代表英王出使这个自认为还是“中央帝国”时,朝贡制度显然是不合事宜了,因为“大英帝国”已不是中国眼中传统的“藩属”，它携带着近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企图通过资本主义的扩张贸易使中国这样的“天朝大国”纳入一个新的世界市场体系。

这次外交的失败体现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漠视，最终导致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后果。

在传统“夷夏”观念里“中国”如“夏”，位于宇宙模式的中心，享有号令天下的最高权威；而周围各国如“夷”，位于这个模式的边缘，必须向中国臣服。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文化作为区隔“夷”和“夏”的标准。

相对欧洲国家普遍地域狭小，空间及物产有限，中国则地大物博，且封建统治维持千年，周围小国纷纷臣服，已经形成了天朝上国的心态，很难平等看待其他国家。

清朝中外交流很多时候鸡同鸭讲，就体现了文化和国情上这种无形的鸿沟。

西方国家正在进行资产革命和工业革命，跨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时代。

而中国推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二百多年，既看不到世界形式的变化，也未能适时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

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英国舰队的坚船利炮年轰开了中国国门。

在道光最初10年，外交辞令中使用“天朝”50余次，中国不满10次；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至十七年四月天朝6次，中国5次；道光十八年一月至五月，天朝6次，中国14次，中国首次超过了天朝。

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最初五卷中天朝出现5次。

至光绪年间，天朝已经式微，几乎不用了。

天朝使用次数减少后，出现在史料中的自称主要是大清国、中国。

天朝的使用次数下降，中国和大清国使用次数迅速增加，成为对外的主要称呼，清朝统治者终于开始抛弃传统的天朝上国意识，转向学习西方，开展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的救亡图存运动。

19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由于战争屡屡失败，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严重，民族自尊心严重受挫，清朝的外交开始艰难地由“天朝上国”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过渡。

为了解除不平等条约的威胁，维护国家利益，急需向欧美学习近代国际外交知识，清政府开始意识到直接了解世界形势的重要性，，60年代派斌椿等人“游历”西方，派蒲安臣使团出访包括欧美各国；引进了国际法。

从70年代起，逐渐产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初步懂得了国家与民族的真正权益之所在。

中国外交观念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时期的变化，逐渐完成了由传统“夷夏”观念占主导地位向务实观念、平等思想和自主观念的近现代外交的转变过程，并逐渐形成近代国家平等的世界意识和对等的外交交往理念。

2外交体制的近现代化近代外交体制自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始转型，至南京政府时期也完成了趋向国际规范的转变,并主要体现在国内外交体制转型和驻外机制发展演变两个方面。

1国际法的引入鸦片战争后，清廷一些官员一方面出于对西方列强强权的义愤，力图解除不平等条款对中国的束缚，伸张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出于与西方国家办理外交事务的实际需要，这些官员逐渐认识到有必要了解西方在调整国际关系方面的法律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

因此力主将近代国际法引入中国。

《万国公法》一书的刊印出版，是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

由此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普遍通行的基本外交原则和外交惯例有了初步了解，并开始在外交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同时这也引起了传统外交观念的转变，“万邦宗主”、“万国来朝”的虚幻理念渐渐淡化，中国外交由传统逐步步入了近代化历程。

清政府首次正确运用国际法解决了普（鲁士）丹（麦）大沽口船舶事件，在和普鲁士的交涉中，清政府援用国际法，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领海主权，从而使清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信心。

在以后的交涉谈判中，清朝外交官员便以国际法为武器，和西方列强展开了艰难的外交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次外交谈判是：曾纪泽通过同俄国外交官布策的艰苦谈判，废除了《里瓦几亚条约》，索回了“已投虎口之食”；薛福成通过和英国谈判，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划定了中缅边界；黄遵宪在主持苏杭谈判期间，驳回日本外交官珍田舍己关于两地“治外法权”的无理要求；杨儒不畏强暴，通过和维特的艰苦谈判，拒签俄约，废除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唐绍仪同英国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力保西藏主权等。

2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接受英、法、美、俄等国公使入京设馆。

作为对等性的反应，1868年，清政府向欧洲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

1877年，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节也被派往伦敦，翌年，在欧美其他国家开始设立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