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纲要上人物传记9孙武和孙膑

中外历史纲要上人物传记9孙武和孙膑

编辑张书林

孙武

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孙武是齐国陈氏后裔。田完四世孙陈无宇生陈恒和陈书。陈书字子占，为齐大夫，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邑于乐安，生孙冯，冯生孙武。以田、鲍四族为乱，奔吴为将军。

经伍员的推荐，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庐（阖闾）。阖庐说：你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试一下列阵吗？孙武回答说：可以。阖庐说：可以用妇女来试吗？回答说：可以。于是出宫中美女百八十人。孙武把他们分成两队，用吴王宠爱的宫妃二人为队长。孙武命令所有的人都拿着戟，并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心、背和左右手吗？向前，就看心所对的方向；退后，看背所对的方向；左，看左手方向；右，看右手方向”。妇女们回答说：好。约束已经宣布，便把铁钺排列起来，即刻反复说明规定，“三令五申之”。然后击鼓发令向右，妇女大笑不止。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击鼓，命令向左，妇女们又大笑。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他准备斩左右队长。吴王看见，大为惊骇，急忙传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我离开这两个宫妃，吃饭都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她们。”孙武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终于杀了两个队长，而用以下的人递补。孙武重新击鼓发令，妇女们左右前后跪起，都整齐规矩，合乎要求，没有敢出声的。孙武遣使报告吴王说：“兵已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说：“将军回去休息吧。我不去看了。”孙武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阖庐从此知道孙武能用兵。

吴王阖庐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于公元前506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进驻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阖庐知孙武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兵法》

孙武有兵书传世，后人称作《孙子兵法》。这书相当系统地表述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兵书。

孙武是一个为吴王服务的职业军事家。他重视战争对社会的影响，重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危害，重视战争规律的研究。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他认为，解决敌对势力间的矛盾，战争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办法。他反对凭着主观意图而轻于用兵。他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武的战略思想，相当丰富。其主要的内容，约有四点：一、战争的政治环境；二、战争与将帅的素质；三、敌我军情的掌握；四、因粮于敌和因敌致胜。

战争的良好政治环境，孙武称之为“道”。道的作用，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令民与上同意”，就是要得到民众的拥护，这当然首先要有可以得到民众拥护的政治环境。得到民众拥护而达到“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死”，这就是上下一心，形成了坚强的战斗意志，为制敌取胜取得了重大的精神力量。《谋攻篇》把这说成是：“上下同欲者胜。”

《计篇》说，战争胜负的条件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得，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几条被称为战争“七计”，而“主孰有道”放在首位，“道”又是为“主”所有。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吴王阖庐第一次伐楚，欲攻楚都郢。孙武对他说：“民劳，未可，且待之。”后来吴王又欲攻楚，征询伍子胥和孙武的意见。两人都回答说，“楚将囊瓦贫，而唐、蔡皆怨之。”吴王听了二人的意见，联合唐、蔡，大举伐楚，五战而进入郢都。在吴王第一次伐楚时，孙武的话是说，当时还没有具备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次伐楚时，孙武和伍子胥的话是说，楚国政治上的不良现象有利于吴国对它的征伐。这两个事例，从不同方面说明政治环境对战争的胜负有极大的作用。

战争的胜负，又跟将帅指挥的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孙武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他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对于将帅的素质，孙武在《计篇》提出“智、信、仁、勇、严”五个字的要求。

智是智力的运用。在备战及战争进行中，可以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和各种临时的变化，将帅须有事前的周密考虑，也须有应变的决断，这都需要将帅的智力起作用。孙武说：“是故智者之虏，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杂于利害，即系顾到利和害。信，同伸。在有利条件下考虑到不利因素，则任务可以完成。在不利条件下要考虑到有利因素，则祸患可以解除。这都须智力发挥作用，作出决择。

信和勇，孙武没有较多的表述。仁和严，孙武是看作治军必要的互相配合的两个方面。《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行军篇》说：“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对士卒的体恤和纪律要求的严格，在良将身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孙武强调对敌我军情的掌握，留下了“知彼知己”的名言。他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事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又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所谓“知彼”“知我”，都不是简单地专指敌方或我方说的，而是把敌方和我方联系起来说的。而且，知彼知己都还联系到战区的地形和作战时要遇到的气候，知之必知天，在军情的掌握上，孙武也是看得很重要的。毛泽东同志很赞赏孙武“知彼”“知己”的论点，他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孙武的战略思想，富有辩证法的光泽。他虽不能从理论上形成辩证法体系，但在思想路线的实践上有明显的辩证法特点，这在他表述“因粮于敌”和“因敌制胜”的时候更为显著。

古代用兵，因交通之不便，往往困于军粮的运输。孙武提出因粮于敌的办法，使敌军之粮为我所用，因而削弱了敌人，充实了自己，且减省了由于运输而消耗的人力和物力。军粮以外，对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