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聚落形态考古(张光直)
谈聚落形态考古(含图)+张光直
张光直. 考古学专题六讲[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74-93文物出版社1986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谈聚落形态考古张光直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s）是美国当代考古学最为常用的一种概念。
美国的考古工作者一般来说是人类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训练中养成把古代的人类在他们的社群里来研究的习惯，就好象社会人类学者在村落或社区里面来研究当代人类一样。
同时，美国考古学目前对文化生态学（cultural-ecology)特别重视，而聚落研究对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尖锐的焦点。
在另外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太寻常、太普遍了，它很难得到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甚至在名字上也有种种异称；除了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s)以外，这种研究题目还可以叫做“聚落形态式的研究方式”(settlement patterns approach), “聚落系统”(settlement systems).“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ehaeology).“空间或位置分析”(spatial or locational analysis).“空间考古”(spatial archaeology)或“人口集团的分布(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ggregates)，等等。
这些名称的含义未必全然相同，有时指基本的理论系统，有时指待研究的现象范畴，有时指特种的方法体系。
“聚落形态”这个名词在考古学上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我还不敢说定。
美国民族学家自摩尔根开始便对印第安人聚落居址的研究有很大的兴趣。
在北美西南，尤其对石屋(pueblo)聚落的史前分布有很早的研究历史。
但是，把聚落形态当做一个方法论上的焦点在考古学上的运用则始于安地斯山区研究所在四十年代从事的秘鲁北部海岸的“维鲁伽rn)河谷研究计划”。
社会人类学与文化生态学大师朱理安·史都华（Julian Steward)在聚落形态这个研究方式的使用上有启导的作用，但这方面划时代的一篇研究文章是1953年发表的戈登·魏利（(Cordon R. willey)的《维鲁河谷聚落形态之研究》。
史前房屋建筑与聚落考古
史前房屋建筑与聚落考古第一节聚落与聚落考古学考古学研究的实物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出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具体状况，尤其在研究古代社会组织结构时，人们曾经把目光主要集中在墓葬资料方面。
墓葬资料在探讨社会结构方面的重要意义无可否认，但墓葬资料能够反映的情况毕竟有别于现实社会，甚至难以详细反映现实社会的具体状况，如婚姻家庭等。
而聚落考古资料则弥补了社会组织结构研究方面的缺憾和不足，并且墓葬也是聚落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
因此，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聚落考古研究愈来愈受人们的青睐。
一、关于聚落的含义在中国，“聚落”一词古已有之，一般是指村落或人们聚居的场所。
如《史记·五帝本纪》有云：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张守节正义曰：“聚，谓村落也”。
《汉书·沟洫志》亦云：“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
另外，《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又有“城聚”一词，说明城自古也被包括在聚落的范畴之中。
由此可见，聚落既可以是规模较小且在空间分布上相对独立的人类集团居住的村落，也可以指规格较高且防御性能较好的城邑。
在国外，按照最早使用的德文“ siedelung ”的字意，“聚落”一词的原意当为居住地，与汉语聚落一词的含义基本一致。
李希霍芬曾经指出：“人类定着于地表，并占领地表，其中一种占领样式（Art ）”即为聚落（１）。
因此，有人根据欧洲文字如英文“ settlement ”的含义，指出还是应该把聚落称之为居址，进而把聚落考古称之为居址考古（２）。
在人文地理学者看来，聚落是地表上重要的人文景观。
人文地理学者一般认为：“聚落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它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进行生产劳动的场所” （３）。
无疑，聚落的这一定义基本符合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也就是说，在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基于资料、方法和研究重心等因素的制约，故而对聚落的研究往往偏重于较晚的历史时代，甚少涉及史前聚落。
中国考古学教学参考书目
中国考古学（上）学习参考论著目录第一讲1 ．荆志淳：《西方环境考古学简介》，《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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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莫多闻等，《环境考古研究(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版(2007年10月1日)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2版(2007年5月1日)18、周昆叔等，《环境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版(2006年10月1日)19、周昆叔，《环境考古》，开明文教，(2007-03出版)20、汤卓伟，《环境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4-10出版)第二讲：1. 吴汝康等：《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当我们沉浸在考古学中宏大的历史长河和神秘的文明密码时，不禁会注意到人类定居点的特殊组织形式——聚落形态。
聚落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空间表现，展现了人类如何利用和塑造环境，以及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和经济发展的侧面印记。
本文将带大家深入探讨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从其概念、研究方法到文明发展的映射，最后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和启示。
一、聚落形态：定义与背景聚落形态是指人类在特定地理环境下，为了满足生产、生活和生态需求而形成的居住区的空间形态。
自古以来，聚落形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不断演变，从早期的原始村落到复杂的城市网络，体现了人类对环境的认知和影响。
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聚落形态研究旨在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揭示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文化习俗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演变过程。
通过聚落形态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为人类历史的演进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二、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与应用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空间分析等。
通过这些技术手段，研究人员可以对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测量和绘图，进而分析聚落的空间布局、规模、形态等特征。
此外，聚落形态研究还涉及人口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揭示聚落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三、聚落形态与文明发展聚落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与文明发展密不可分。
从历史上看，一些重要的聚落形态转变时期，如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都伴随着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
这些变革往往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如权力集中、资源分配、社会等级等。
同时，聚落形态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例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资源短缺等条件，可能促使人类改变聚落形态和居住方式，以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聚落考古是一项揭示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然而，在进行聚落考古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许多方法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考古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本文将探讨聚落考古的基本概念和历史，以及主要的研究方法，同时针对方法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聚落考古主要研究人类聚居的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古代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文化和社会组织等方面。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是研究人类历史和进化的重要途径。
聚落考古的主要方法包括地层学、遗址学和人类遗物的研究。
地层学是通过分析地层堆积和土质土色等，推测古代人类的生活环境和活动；遗址学是通过研究遗址的布局、规模、年代和功能等，揭示古代人类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人类遗物则是通过研究古代人类留下的各种实物，如工具、器皿、装饰品等，了解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
然而，在聚落考古中，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方法问题。
首先，数据处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由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数据量较大，需要采用各种数字技术和软件进行整理、分析和展示。
此外，信息解读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对于出土的遗物和遗址，如何正确解读其中的信息和含义，避免主观偏见和误读，是考古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外，结构分析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于遗址和地层中的各种结构，如何进行正确的识别、分析和解释，也是聚落考古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方法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和提高技术水平。
首先，对于数据处理，可以借助各种数字化技术和软件，实现数据的高效整理、准确分析和可视化展示。
例如，可以采用GIS技术对遗址进行三维建模，实现遗址的数字化保存和可视化研究。
其次，对于信息解读，我们需要加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借助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多个角度对出土遗物和遗址进行综合分析。
我们也需要尽量避免主观偏见和误读，保持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
对于结构分析，我们需要结合地层学、遗址学和人类遗物等多方面的研究，对遗址和地层中的各种结构进行准确的识别、分析和解释。
考古学理论
考古学张光直总结为：考古学是一种具有特殊对象和独特技术、方法的特殊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是富于变化的，而且要和许多学科做点和面的接触；因此，考古工作者的训练应有灵活性和多样性。
夏鼐的定义：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
人工遗存三叠层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采用按土质、土色来划分文化层的方法，结果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仰韶、龙山和小屯三叠层，确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是中国考古学中地层学出现的标志。
蒙特柳斯瑞典考古学家，类型学的集大成者。
他的一生着力于北欧、意大利、希腊等地的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没有文字记载，被称为先史时代。
因此，年代学的研究成为首当其冲的任务。
蒙特柳斯对南欧及北欧地区的青铜器和陶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排比，并参照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地层关系，找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他重点研究了铜釜、铜剑和扣针等器物的形态演化和器物组合，判断了它们的年代关系。
从而用类型学的方法成功地确立了北欧新石器时代（分为4期）和青铜时代（分为5期）。
他一生著作甚丰，1903年出版的《东方与欧洲上古文化诸时期》的第一卷就是专门论述类型学原理与运用实例的。
考古学文化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
文化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描述文化的分布的概念之一，它涉及的地域范围比文化区和文化区域更为广泛。
文化圈的概念是由德国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首先提出的。
传播论描述物质特征从一个文化向另一个文化的传递，在此过程中，文化的特征可能因此发生改变。
民族考古学是通过对现存落后社会的观察与研究，以理解和阐释考古遗存的一门学问，其参与主体是考古学家。
民族考古学对于认识和复原古代社会具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宾福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新考古学的领军人物。
他认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考古学应该从文化史编年转向利用科学方法，以阐释文化以及遗址的形成过程为目标。
关于“聚落考古”问题的简单梳理
关于“聚落考古”问题的简单梳理发布时间：2021-09-16T06:47:04.005Z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10月下作者：张尚飞[导读] 聚落考古以聚落为单位，用以诠释某一文化的形成初期，发展过程以及后来的同化或被同化的命运等。
商洛市商州区博物馆张尚飞 726000摘要：聚落考古以聚落为单位，用以诠释某一文化的形成初期，发展过程以及后来的同化或被同化的命运等。
关键词：聚落共时性考古一、关于聚落考古的相关学术定义聚落考古是聚落形态的研究方式，它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理论，是研究的手段，是整个考古作业的一部分目前对于聚落考古的定义学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首先，戈登?威力最初对美国聚落考古的认识为：人类把自己居住在地面上一切痕迹处理起来的方式。
针对我们中国的聚落考古发展现状，张光直先生将其定义为：聚落考古学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
这种说法强调的是所研究的范围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其中体现了一定的学科背景[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
]。
总括以上的各个角度，张忠培先生认为：聚落考古，是考古学引进社会学及人文地理学原理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考古学研究，目的是探讨居住同一聚落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聚落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以及聚落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
二、聚落考古在世界以及中国的发展历程聚落考古作为一种新的考古手段，最早是在对乌克兰境内特里波列文化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应用。
上世纪40年代，戈登?威力正式将聚落考古这一方法运用于具体实践中，聚落考古才应运而生。
中国最先进行聚落考古是在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中，当时只是有了一个萌芽，并没有系统的方法论作为指导，在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首次使用聚落考古手段展开研究，因此，半坡遗址的发掘应为中国聚落考古的开端三、聚落考古的基本内容聚落考古研究方式是伴随着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就目前来看，其中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就是聚落内在的问题。
阅读文献
第一章考古学文化相关文献1.核心文献：（1）林沄：《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2期。
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马赛：《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思考——“先周文化”研究反思》，《文博》2008年5期。
2.扩展阅读：（1）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2）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3）严文明：《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
（4）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收入《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
（5）张忠培：《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
（6）焦天龙：《西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南方文物》2008年3期。
3.思考：林文中探讨了哪几个方面的问题？主要观点是什么？目前从考古学角度探索先周文化有哪些途径？对此，马文是从什么角度提出质疑的？第二章地层学、类型学及相关文献1.核心文献：（1）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第5期。
（2）严文明：《考古资料整理中的标型学研究》，《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收入《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
2.扩展阅读：（1）苏秉琦、殷玮璋：《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第4期。
（2）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收入《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3）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张光直与中国考古学
类 学 产 生 浓 厚 兴趣 。 到 台湾 后 ，考 入 台湾 大 学考 古 人 类 学 系 ， 张光 直一 生 中主 要 从事 学术 研 究 的时 间都 是在 美 国度 过 的 ， 师 从 李济 、石璋 如 、董 作 宾、 高 去寻 等老 一 辈考 古 学家 学 习考 古 美 国 自由 、开 放 的学 术 风 气 给 张 光 直 提供 了一 个 很 好 的研 究 空 学 ，从凌 纯 声 、芮逸 夫 、 李宗 侗 等人 类学 家 学 习人类 学 ， 并跟 从 间 ， 张光 直在 和 俞 伟 超 谈 到 他 为 什 么 要 加 入 美 国 国籍 时 ，他 说 凌 纯 声参加 过 人类 学 的 田野 调查 。。 李 济等 老一 辈 的考 古学 家是 中 “ 因 为 台湾 地 盘 太 小 ，我 在 那 里 搞 考 古 ， 恐无 法 发 展 。如 在 美 国现 代考 古 学 的创始 人 ，他 们 的 思想 代表 了中 国传统 意 义 的考 古 国 ，可 以看到 更 多的 中国材 料 ，考虑 面也 会 更广些 。 ”。 的确 ，张 学思 想— — 以证 经补 史 为 目的 历 史学 。正 是 由于 张光 直 对 中 国传 光直 先 生一 生主 要致 力 于 中 国早期 文 明 的研 究 ，在 台 湾 ， 由于 政 统 考 古学 的足 够 深入 的了解 ，才 能为 他后 来 有针 对性 的批判 、改 治等 方 面 的因素 ，大 陆的考 古材 料 和信 息无 法 得到 及 时和 全面 的 革 中 国传 统考 古 学 奠定 了基 础 。而 且 李济 等先 生 都是 发 掘殷 墟 的 交流 ，而 在 美 国，情 况 则 改善 好多 。而 且 也正 是 由于 美 国那样 的 元 老 ，他 们 研究 的方 向集 中在 三代 ，特 别 是商 文 化 的研 究上 。张 环境 才造 就 了张光 直更 加 国际化 的学 术成 就 。 光直 受他 们 的影 响 ，后 来 的学 术研 究 也主 要集 中在 中 国早 期文 明 中 国 考 古 学创 建 于２ Ｏ 世 纪 二 三 十 年代 ，但 在 后 来 的半 个 世 特 别 是商 文 明 。大学 期 间人 类 学 、 民族 学 课程 的学 习也 为其 后 来 纪 ，特别 是 １ ９ ４ ９ 年 以后 ， 虽然 田野 考 古发 现材 料越 来越 丰 富 ，取 考 古 人类 学 的学 术倾 向打下 了基础 。另外 凌纯 声 和李 宗 侗都 曾师 得 了 巨大 的成 就 ，各 地 渐 渐 地 都 在 建 立 者 自己 的考 古 学 文 化 序 从Ｍ ａ ｒ ｃ ｅ ｌ Ｇ ｒ ａ ｎ ｅ ｔ ，Ｇ ｒ ａ ｎ ｅ ｔ 从人类 学 角度 对 中 国古典 文献 的分 析 列 ，但 是 中国考 古 学在 方法 和 理论 问题 上 都是 停滞 的。 由于 中 国 和 他对 中国 早期 历史 十分 精 彩 的综 合研 究 对张 光 直 的学术 思 想 留 大陆 社会 意识 形 态方 面 的原 因 ，马 克 思主 义成 为一 切行 为 的指 导
聚落形态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
聚落形态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聚落形态考古在我国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殷墟的发掘，正式开始于1954年至1957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到80年代，由于张光直等先生的推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
近年来，聚落形态考古研究更加深入，不再局限于单个聚落的研究，更多地通过聚落之间的关系和聚落群的研究来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组织与结构以及人地关系。
而对社会组织与结构的研究也正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和重点[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聚落形态考古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然而怎样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学者们论及较少。
笔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
一、关于聚落形态考古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s）的定义最早见于戈登·威利（Gordon R. Willey）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书[3]。
聚落形态考古，也被称为“聚落考古”，其称谓不一，有“聚落形态式的研究方式”、“聚落系统”、“空间或位置分析”等种种异称[4]。
炊格尔将聚落考古定义为“用考古学的材料对社会关系的研究”[5]。
张光直则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为“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6]。
严文明则认为聚落考古不仅研究社会关系，也要特别强调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7]。
张忠培有基本相同的看法[8]。
王巍更强调聚落考古研究的目的，指出聚落考古并不是仅仅了解过去人们居住的房子的具体结构，而是要通过聚落形态的研究，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组织与结构以及人地关系[9]。
总之，聚落考古是一种社会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注重环境考古学的研究。
从聚落的主体——人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对两种关系的研究，即人人关系和人地关系。
聚落考古据不同的研究角度，会有不同的研究内容。
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聚落考古一般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单体聚落的个案研究，（二）同一考古学文化同时期聚落的分布以及相互关系的研究，（三）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或不同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聚落的相互关系探讨，（四）同一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聚落的相互关系、异同对比及时空演变；从聚落本身的层次看，聚落考古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即微观聚落形态研究和宏观聚落形态研究；从聚落的时空存在看，聚落考古也有两方面的内容，即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
读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笔记
读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笔记这两天读了张光直先生的《考古人类学随笔》，我知道此书已经很久了，然而至于今日才拜读。
这是他众多小书中的一本，也是很有名的一本，文章比较短，写得深入浅出，简单易懂，也不枯燥，将考古的理念、方法和自己的想法展现给读者，是一本不错的书。
张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的世界舞台》一文中说到了中国古史尤其是上古史研究的局限性问题。
中国自太史公司马迁以来，至于今日的两千多年间，研究历史者众多，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学家，然而总不能走出自己国家的范畴，研究更加广阔的世界史。
二十世纪的中国除了许多大家甚至大师，然而他们的名衔皆是国学大家，极少有对于外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人，亦少有闻某中国学者被外国知名大学请去教英国史、欧洲史的。
我想造成这种原因的这种现象的原因或为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小农基础不需要和外国过多的交流，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实在不可取，观夫今日中国之学术，大多是在研究中国之历史中国之文化，开会也逃不出亚洲，就拿考古来说，前几十年来总是局限在中原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考古才逐渐兴旺，然而终于还是难以走出国门，不惟是政治上的原因，也是由于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和现状所决定的。
这些年来总算通过新疆在中亚开了一个口子，也算是开了一个头，希望中国的考古会走向世界。
其他的学问大致也类似，我们自小受到教育说闭关锁国不可行一定要开放，然而在经济上开放走在了前列，而在文化上却相对滞后，孔子学院算是一个文化输出的窗口了，然而在学术上在众多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还是说不上话，只闻外国有汉学家，未闻中国有多少著名的外国史专家、考古学家。
欲除此弊，非一日之功，需要众多学者努力将中国的学术推广出去，努力发掘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就像开拓经济市场一样，多了解洋人的规则多引用世界名家的论点，在富有中国和东方的视角下研究外国和世界文化。
我想，我们多多少少要学一些世界史，这不仅由于近日国际之形式，世界之一体化趋势，更是由于置于其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有对比和环境才能看得更加清楚，要不然总是在一个角度看未免有些局限了。
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张光直: 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本文为张光直先生夫人李卉女士在张光直遗物中发现，约写于1990 年前后，经陈星灿先生整理。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一或与此类似的题目一一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
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 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1] 。
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对什么是“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在何处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议。
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题目下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1987 年可举安志敏[2] 、陈星灿[3] 和邹衡[4] 为例，1988 年可举蔡凤书[5] 、李先登[6] 和郑光[7] 为例。
1989 年相信在这个题目上的讨论还是接连不断的；《考古》第 1 期便有童恩正《与安志敏先生商榷》一文[8] ，安志敏回答的文章已准备近期刊出。
我说这是老问题，因为虽然最近有热烈的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却并不是一个新的题目。
在西方思想传人中国以前，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一套体系充分说明，是不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论题的。
但是西方学者很早以前便把中国文明起源当做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
近代西方学者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 de Lacouperrie) ，他在1885 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9] 。
这类中国民族和它的文明西来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10] 。
到1920 年代安特生在河南和甘肃发现史前时期的彩陶以后，安氏更指出中国史前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之间的类似[11] ，于是中国文明西来说更自考古资料获得支持。
但是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产生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美)张光直1著 胡鸿保2 周燕3 译 陈星灿4 校(1美国哈佛大学;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2;3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北京 102600;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编者按:Settlement Patterns in Archaeology(《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原是作为Current Topics in Anthropology之一种(vol.5,no.24:1-26.M 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于1972年出版的。
这篇长文和张光直先生主编的论文集Settlement Archaeology(《聚落考古学》,Palo Alto:National Press, 1968)等一道,奠定了先生在西方考古学中聚落考古理论方面的领导地位。
论者认为,张光直先生关于早期人类聚落形态及其演化的研究,“使几代考古学者受益,其中不仅仅是那些对中国有兴趣的人。
”(Wolfg ang Saxon,“K.C.Chang, 69,anthropologist w ho documented Chinese Bronze age society,dies”,New York Times,January16,2001)也有学者指出,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他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学方法论的讨论做出过重要贡献”(Robert E.Murow chick et al.“Editor's Preface”viii,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Vol.1,1-4.1999)。
张光直先生(1931～2001年)生前对本刊非常关心,本刊也先后发表过先生多篇论文和采访录。
这篇原本计划收入张先生文集的早期论文,为纪念张光直先生逝世一周年,经文集编者同意先行在这里发表,以表达本刊对这位伟大学者的悼念之情。
张光直：融通中西的考古学巨人
张光直：融通中西的考古学巨人编者按：2001年1月3日，享誉世界的美籍华裔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离我们而去。
我们在他逝世21周年的今天，推出此文，以缅怀他持之以恒地推动中美考古合作，培养人才，推动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以及对考古学和人类学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官方网站上，一篇纪念文章这样评价一位华裔学者：“今天在世的人，无人能匹敌他的广阔视野。
无人能以类似的权威在更广泛背景下阐释中国考古的复杂性。
作为一位学者，作为一个人，他带来的启迪是永恒的。
”1这位华裔学者，就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1931.4.15-2001.1.3）。
张光直先生（1931.4.15-2001.1.3）张光直有着一张极亮眼的“名片”：曾先后担任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主任，当选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终身杰出成就奖。
还曾担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山东大学等学府的客座教授或荣誉教授等。
然而，名片上没办法体现的，是他的极度勤奋、谦逊与平和，以及他总是给人带来的如沐春风之感。
作为一名学贯东西的学者、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老师，张先生身上闪耀的光环依旧照亮着后学钻研之路，依旧温暖着人心。
遇见西方张光直的一生，与北京和台湾有着天然的联系。
他的父亲张我军是台湾人，母亲罗心乡是湖北黄陂人。
其父因到北京上大学而与其母相遇相恋。
张光直与大哥和两个弟弟都出生在北京，都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也会说台湾话。
从1937年通过口试成功进入北京当时最好的小学之一师大二附小之后，张光直的求学生涯一路坦途。
他被保送进入师大附中的初中和高中。
1946年，他刚上高中不久便生了一场病，耽误了功课。
本打算继续在北京读书的他，最终决定随母亲回到台湾，然后入读台北的建国中学。
1950年，张光直考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四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之后，他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于1960年获得博士学位。
读《考古学专题六讲》报告
张光直先生作为引领聚落考古风潮的大学者，其于上世纪60年代出稿的《古代中国考古》，既开拓了聚落考古的新方法，同时又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研究第一次纳入到西方的学术体系，出版后产生巨大影响，并多次再版，到今天依然是这一领域的“圣经”。
和这本皇皇巨著相比，《考古学专题六讲》真的不算什么，但对一个想要了解什么是考古学以及考古学对史学研究有何助益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最简要又最有启发性的读物。
通俗晓畅的语言，鲜活的例子，俯拾即是的比喻，使这本书风靡一时。
在这本小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先生一贯主张的运用人类学的眼光、世界性的眼光、整合的眼光来看待文明演进的思想。
他把中国的文明放在东亚、环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考虑，倡导用中国的资料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
在他看来，世界的文明分为连续性与断裂性两种，前者以中国和玛雅为代表，后者以苏美尔为代表，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演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在中国就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
这也许才是张光直先生毕生心血的凝结。
张光直先生自称对于考古学的兴趣，发端于小时候偶然读到的一本《人类学泛论》，为日本西村真次教授所著。
我对于考古学的兴趣，乃是来自于对于考古学这门学科的诗意想象，魅惑于考古学直面历史、沟通时间之维的神奇。
张光直先生在《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里面写道：“我想不出比田野考古更大在精神上的享受了。
”吾对此言，心有戚戚。
当然，我知道此生大概与考古工作无缘了，更不敢奢望有张光直先生般的成就，然而当一个局外的旁观者，分享一点考古工作的诗意，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无上愉悦。
读张光直先生此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其内容的明白晓畅，极为专业的知识在张先生笔下变得浅白易懂，然后我所注意的，是张先生在书中的几个观点，颇能引起我思考的兴趣。
1、古代中国（春秋以前）的文明，其思想宗教方面，与萨满教式的世界观的特点相吻合。
张先生从两个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A、把世界分为天地人神等层级；B、中国古代巫师沟通天地时所用的工具与全张光直先生此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其内容的明白晓畅，极为专业的知识在张先生笔下变得浅白易懂，然后我所注意的，是张先生在书中的几个观点，颇能引起我思考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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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聚落形态考古张光直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s）是美国当代考古学最为常用的一种概念。
美国的考古工作者一般来说是人类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训练中养成把古代的人类在他们的社群里来研究的习惯，就好象社会人类学者在村落或社区里面来研究当代人类一样。
同时，美国考古学目前对文化生态学(culturl ecology)特别重视，而聚落研究对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尖锐的焦点。
在另外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太寻常、太普遍了，它很难得到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甚至在名字上也有种种异称；除了聚落形态以外，这种研究题目还可以叫做“聚落形态式的研究方式”“聚落系统”、“聚落考古”、“空间或位置分析”空间考古“或”人口集团的分布“，等等。
这些名称的含义未必全然相同，有时指基本的理论系统，有时指待研究的现象范畴，有时指特种的方法体系。
“聚落形态“这个名词在考古学上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我还不敢说定。
美国民族学家至摩尔根开始便对印第安人橘络居址的研究有很大的兴趣。
在北美西南，尤其对石屋聚落的史前分布有很早的研究历史。
但是，把聚落形态当做一个方法论上的焦点在考古学上的运用则始于安地斯山区研究所在四十年代从事的秘鲁北部海岸的”维鲁河谷研究计划“。
社会人类学与文化生态学大师朱理安。
史都华在聚落形态这个研究方式的使用上有启导的作用，但这方面划时代的一篇研究文章是1953年发表的戈登-魏利的(Gordon R Willly)的〈〈维鲁河谷聚落形态之研究〉〉。
在这书里魏利给聚落形态所下的定义：“人类将他们自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处理起来的方式。
它包括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其他与社团生活有关的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
这些聚落要反映自然环境，建造者所实用的技术水平，以及这个文化所保持的各种社会交接与控制的制度。
因为聚落形态有一大部分为广泛保有的文化需要所直接形成的，它们提供了考古文化的功能性的解释的一个战略性的出发点。
”在这一段最早的关于聚落形态的定义里面，有两点值得特别的注意。
其一是相信一个考古文化的聚落形态与其说是研究的目的，不如说是研究之手段，而其目的是“史前社会的非物质与组织方面的解释”；其二是照魏利的看法，聚落形态的研究并不是考古学里面一个独立的个别的方法体系，而只是整个考古作业的一部分，在作这种研究的同时需有包括年代学等基本作业在内的其它部分一起进行。
魏利虽然对他的新方法的适用范围表示谦逊，事实上他的维鲁河谷报告美国考古学史上是一个经典性的里程碑。
这与美国及西方考古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有关，不妨稍稍述说一下。
在本世纪初期，西方考古学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发现新材料、建立年代学和推溯文化及文化成分的起源发展等所谓“文化史”的工作上。
到了三十年代，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对这类工作感觉不够，而要求考古工作者不但对“物”而且要对“人”，对人的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多做些工作。
持这种想法的显著的例子在欧洲有柴尔德，在美国有克罗孔。
可是对旧的考古学攻击最烈的是瓦德-泰勒所著的〈〈考古学之研究〉〉；这是他在1943年向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提出来的博士论文，但到了1948年才印行发表。
在这本书里，泰勒以在卡内基研究所工作而与哈佛大学有多年密切关系的美国二、三十年代考古大师祁德为主要对象，攻击他所代表的“文化史”的研究路线。
另一方面，泰勒提倡一种“缀合的研究方式”，即把器物用人类学的蓝图“缀合”起来，以便对古代社会作复原工作。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虽然考古学的新方向在三十年代后期已开始起步，但重要的创造性的著作五十年代初期才与读者见面。
有代表性的可举欧洲的克拉克所著〈〈史前欧洲——经济的基础〉〉（1952）和美洲上举魏利的〈〈维鲁河谷聚落形态之研究〉〉（1953）为例子。
专就新大陆而言，聚落形态的研究供给了泰勒所谓“缀合的研究方式”的一个具体的作业例证，因而在考古学上造成一种基本性的转变，即从以“器物”为基本单位的入手方式，转为以“遗址”为基本单位的入手方式。
因此，从1953年以来，聚落形态成为美国考古学方法上的一个焦点。
到了六十年代，美国考古学又起了一次新的重大的变化，即所谓“新考古学”（new archaeology）的兴起。
在1960年宾弗所发表的一篇题为〈〈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论文可说是肇新考古学之端的。
这以后，宾弗氏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一批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七十年代成为美国新考古学的主力；这一派考古学又横越大西洋传到了英国，引起了已故的大卫-克拉克的巨作〈〈分析考古学〉〉（1968）的产生。
今日英美的考古学界上，新考古学占有很大的势力，但主张者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并不完全一致。
大致来说，他们有几个特点：（1）注重文化生态学；（2）采用“系统理论”以了解文化；（3）注重方法（以推论或演绎及“假说验证”为主）而不求个别文化深度研究；（4）以文化社会变迁程序及法则之寻求为主要目的。
专就聚落形态的研究来说，新考古学对它是重视的。
最近考古著作中对聚落形态的研究同时并进的重要焦点：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也就是以前为理论基础，以后两者为方法为主干。
我自己是坚持从事所谓聚落考古学的，即注重聚落的整体研究，并坚持通过居民社会的研究去看文化生态学。
下面对聚落形态考古方法的描述，主要采自我自己的〈〈考古学的聚落形态〉〉一书，引书出处除必要的以外在此略去。
地理学与民族学的蓝图在地理学和民族学上，“模式”这个观念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构筑，用来模仿真实作为研究的基础。
我在这里用“蓝图”这个字上方法论上的，我自地理和民族学上所知道的现实人类社会中聚落形态与人的关系，作为在考古学里没有人存在的空间性材料解释的出发点。
（一）地理学的蓝图聚落形态在人文地理中久为研究的一个重点，如英国地理学家彼得-海格所说的：“聚落是人类占居地表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因此它们形成地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应在人文地理学的手册中占有中心性的地位。
”英国地理学者琼斯将聚落的研究分为三个方面：（1）聚落址，即房屋或房屋群与其就近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2）组合形态，即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关系，常与聚落址无关；（3）分布，即聚落的比较广泛的方面，如什么地方是聚居之处，而什么地方不适聚居范围如何，等等。
在这三点之间，聚落的分布在人文地理学中的“空间学派”中研究比较成熟；他们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有时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也有一定的用途。
下面举几个例子。
人文地理学中所谓“位置分析”的一个基本的蓝图是所谓“基本网络模式”；这个模式是克里斯陶勒所首创的“中央位置理论”的基础，用来解释聚落分布的形式。
首先，我们要假设一种理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口与购买力分布均匀，地形齐整，而且自然资源在各地的分布有规则。
同时，运输条件在各方向都完全一样。
…… 简而言之，中心位置理论的要点，从考古学的使用上说，有一个方法，一个理论。
在方法上，它是把聚落当作“活动”（生产活动与交换活动）的“组”，进一步将“组”平行地组成“网”，垂直地组成各个等级。
在理论上，这种学说主张聚落地点选择是对“资源最大程度的利用”与“不同点之间出力最小之移动”这两种考虑混合的结果。
在我的立场看，这个方法是有参考价值的。
但这个理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下所作观察的总结，有多少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型态，是可以研究的。
如像席尔那样把这一套观念直接搬到考古学上去，说“遗址的位置的选择是以减少开发、运输与分布重要的食物资源所需之时间与能量为目的的”，就忘掉了古代社会中的人比现在的人更经过社会的媒介才能与自然环境加以接触这件事实。
（二）民族学的蓝图考古学方法的设计和使用是离不开民族学的。
一则是人与物之间有机联系关系的蓝图在民族学的情况中是可以详细画出来的，可以给只有“物”可用的考古学以参考。
二则是民族学可以提供多种变异的很多蓝图，作为研究与现在或与后世现象有所不同的古代现象的参考。
专就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而言，民族学至少在三个不同的方面可以给考古工作以实际的启示。
1 聚落单位的划定位置学派的地理学家把大小不同的人口群在地表上的存在，看作是“人类活动的空间组织的必然的特征。
……既然聚落在空间上是彼此分离的，其间的连锁是必要的，而一种研究的架子是把它们看作一个运输网中许许多多的结”。
这些“结”依网的大小性质而有大小不同，它们也是民族学家调查的据点。
照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的〈〈民族学调查手册〉〉的建议：“在研究一个社群的社会结构时，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自地方群的形式开始，即个别家屋，直到最大的地域群。
”伏特把地方群依聚落形态分布研究的作业需要分为：（1）个别家屋的性质（2）在一个村落或社群单位之内这些家屋与家屋之间的空间的安排；（3）家屋与其他.面图；（5）村落或社群与其他村落或社群之间在特定地区内彼此的空间关系。
综合来说，民族学者把聚落单位划为三层来研究，即个别建筑物、村落内与村落间。
2 聚落单位之间的关系一个聚落不仅是一个网架中的一个结，而且是根据许多不同标准而打起来的许多网中的一个结。
最显著的网是生态上的。
民族学上至少有两个以生态关系来解释聚落网的蓝图。
其一是聚落单位在某一段时间之内为开发自然资源而形成的空间分布。
这种分布状态多发生在渔猎民族里面，以划定开发活动地点的暂时性质与特殊功能为焦点。
其二是在同一地区之内不同民族（而不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聚落单位）分别开发不同资源的地点，其间形成所谓“共生关系”。
生态并不是把聚落单位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纽带。
聚落单位之间的关系还可能是建立在政治、贸易、婚姻、宗教等等关系上的。
这些活动有时有具体的建筑表现（如城镇、市场、仪式中心），而为参加这种活动的各个聚落单位所共有。
同一个聚落可以同时或先后参加许多活动圈常常在空间上并不完全吻合。
同时，聚落单位的大群不一定都是由活动功能所界说的，也可能来于文化的风格。
完全相同聚落网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而来自完全不同的历史经验。
上述民族学上看到的聚落形态的蓝图，即同一个聚落形态的多面性的分群关系，可以表解如下：共生的互补的↖↗生态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婚姻的∣↖↑↗∣＿＿＿＿＿功能群＿＿＿文化＼＿＿聚落单位＿＿＿∕3 聚落形态的半存文化从文化与社会进化论的立场来看，不同的进化阶段有不同的聚落形态上的特征。
考古工作者从民族学上所得的启示，是比较具体的、可能有考古遗迹可据的聚落形态得到的。
我们可以从事古代社会或意识形态部分的复原工作，但是这类工作需要极端的慎重。
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什么是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研究？炊格尔将聚落考古学下定义为“用考古学的材料对社会关系的研究”。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下定义，就是把这种考古学当作一种方法，使聚落单位当作过去活动的地点而用为考古分类的首级单位。
据此，我把炊格尔的定义改换为这个形式：聚落考古学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