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陷与完善

4、第二审程序中，被告人有上诉权，且“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被害人只有请求抗诉权，其上诉权被公诉人的抗诉权完全排斥了。很明显，被害人的请求抗诉权是不能与被告人的上诉权相提并论的。
此外，在整部刑事诉讼法中，还有许多对被害人的其它诉讼参与权加以限制的规定。如该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却没有规定应送达被害人，这直接影响到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和被害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的对等性;又如，法律给予了罪犯可以获得监外执行、假释、减刑的机会，而被害人对此却无任何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有可能使被害人在心理上再次受到伤害，等等。
历史考察表明，建国以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经历了一个肯定、衰落、兴盛的过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在开始一段时间受到重视，正式颁布法典后有所忽视，到了当代又重新受到关注。这说明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是刑事诉讼规律的要求。
三、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存在的缺陷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明确赋予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并且“从保障人权和健全法制的高度，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以及合法权益的保护都有新的规定。”1但某些规定仍没有真正体现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难以全面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1、新刑诉法在第四章“辩护与代理”中对辩护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对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则无相应的规定，这使得其在诉讼过程中比辩护人更有可能遭受各种各样的阻挠，包括司法机关设置的障碍。另外法律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并明确列举了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范围，但对被害人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前能否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及提供法律服务的范围无明确的规定。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现状
建国后的第一部刑事程序法典1979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诉和自诉并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格局，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之后，司法机关又作了一些补充性司法解释，使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利益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情况就逐渐凸显了出来，其表征之一就是被害人上访现象出现。加之，在国际范围内，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因此都相应加强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种宏观背景使得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与起诉权相关的是上诉权。上诉权从本质上讲是起诉权的延伸，是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重要标志。既然公诉人与被害人均有起诉权，那么公诉人享有抗诉权，被害人则应享有上诉权。与“公诉权”和“私诉权”一样，公诉人的抗诉权应先于被害人的上诉权，但也应该使两者相互制约。当公诉人已提出抗诉，则抗诉权制约上诉权，被害人无须再提起上诉;当公诉人不提起抗诉，而被害人认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没有给其利益以足够的维护，则应当允许被害人提起上诉。现行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仅赋予被害人请求抗诉权，却剥夺了其上诉权，而请求抗诉并不必然导致第二审程序的启动。法律只强调抗诉权对上诉权的制约，忽视了上诉权对抗诉权的制约;只注意了对国家利益的保护，而没有兼顾对个人利益的维护。
我国刑事被害人学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尽管起步很晚，但由于学者的不懈努力，再加上我们的后发优势，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学对维护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积极预防被害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在刑事被害人保护方面与国外的发展情况有较大差距。由于理论研究滞后，立法及我国实际情况的限制，法律对刑事被害人保护的规定还存在着缺憾，与全社会对犯罪人人权的日益关注和改善相比，刑事被害人仍是一个被轻视的社会群体，刑事被害人的失落正期待着社会的冷静的深思。今年宪法修正案新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刑事被害人人权的保护应是现代司法理念下的刑事诉讼中的应有之义。本文试图从刑事诉讼角度对刑事被害人问题作一研究探讨。
2、法律规定被害人有报案、控告权和直接起诉权，但报案、控告权要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限制，有报案、控告不一定就会立案。至于被害人的直接起诉权，如前文所述更是难以行使。相反，法律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却是极其充分的，几无任何限制，“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因此，被告人在合议庭形成判决前，仍有最后影响判决的机会和权利。被害人却没有同等的机会，只有在判决作出后才有请求抗诉的权利。
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有必要明确刑事被害人的概念。
我国刑法规定，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不仅仅是具体的自然人、单位及其合法财产和权益，有许多犯罪行为直接侵害整个国家和全社会的利益，如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犯罪。可见，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遭受犯罪行为侵犯的自然人、单位在内的具体的被害人，还应当包括遭受犯罪行为侵犯的国家、社会、信仰在内的抽象的被害人。因此，所谓刑事被害人是指由于犯罪行为而使其合法权益遭受到损害的个人、单位以及因为犯罪而受到严重危害的国家和整个社会。其中，自然人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刑事被害人。本文试图研究的，仅指自然人形态的刑事被害人。
综上所述，立法者在强调惩罚犯罪，保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虽然从保障人权出发力求平衡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但在保护个体利益尤其是被害人的利益时仍显得顾虑重重;明显地限制或剥夺了被害人许多重要的诉讼权利。国家应通过司法解释等多种方式真正确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进一步加强对被害人各种权益的保护。
那么公诉案件中与被告人地位对等的另一方当事人是谁?这成为法律的一个空白。新刑诉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奠定了基础。保障人权要求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给予被害人和犯罪人以充分的诉讼参与权。在刑事诉讼法中，两者权利义务在很多方面是对等的。新刑诉法增加了被害人的许多权利，表明立法者已经认识到提高被害人地位的重要性，力求从保障人权的高度使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对等。但我们看到两者的诉讼权利在一些方面并非完全对等，主要表现在: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被害人的地位由诉讼参加人提升为当事人，并赋予其当事人的一系列诉讼权利。其中，在总则中增加了被害人的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在立案阶段，增加了被害人对被侵害的事实和行为人有报案权并有权要求对其控告行为的保密采取保障措施;对不立案决定不服，在原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有申请复议权的基础上，增加了保障这一权利行使的措施。在侦查阶段，增加规定了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询问时有要求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的权利;被害人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在起诉阶段，增加规定了在审查起诉时，被害人有权发表意见;对不起诉不服，被害人有提出申诉和起诉的权利。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增加规定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一审判决的，有权在收到判决书5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收到请求后5日内必须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在第二审程序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等，对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有权提出意见;二审法院开庭审理的，被害人等有权依照第一审程序行使权利。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对生效判决提出申诉。
被害人的起诉权是确立其当事人地位的首要标志，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赋予被害人以控诉犯罪的权利。我国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肯定了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时的起诉权。对于公诉人不立案的案件，刑诉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了控告人 (包括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至于复议的期限、次数及法律后果等均无明确规定。如果公诉人不受理复议申请，或受理后迟迟不复议或复议后仍不立案，被害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此，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规定:自诉案件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即当公诉人不立案或作出不起诉决定时，被害人可以启动自诉程序。被害人负有举证责任。按照该项规定:被害人必须有证据证明侵害人的行为己构成犯罪，此其一;被害人必须有证据证明侵害人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其二;被害人必须有证据证明公检机关不予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此其三。公检机关运用国家权力，借助国家机器，尚难以证明侵害人的行为是否已构成犯罪，却要求被害人凭借私权去收集证据证明犯罪，谈何容易!即便被害人在受害后有足够的法律观念能及时收集证据证明犯罪，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公民对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了如指掌，从而去证明该犯罪行为不属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绝对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情况。至于证明公检机关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不予追究，根本不应成为被害人的举证责任，更何况法律没有规定被害人应举主要证据还是全部证据。可见，刑诉法虽赋予了被害人有“私诉权”，却为此设置了严格的限制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被害人是当事人，但立法者在立法时仍更多地考虑了对国家利益的保护，而对被害人的利益并没有从保障人权的高度予以应有重视。
（二）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地位不平等，两者的诉讼权利义务不对等
“天赋人权”思想反映在诉讼中，就是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和自由平等权等基本权利不可被恣意侵犯。现代刑事诉讼中，被追究对象的犯罪人，其弱小地位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抗衡，因而其合法权利更易被侵犯且往往难以得到有力的救济，这种情况决定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点是保护犯罪人的合法权利2。人权运动的发展使刑事诉讼越来越重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却没有对被害人的人权给予应有的重视，以致于常常使人感到刑事司法系统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和满足其需要而建立的。而当前许多学者认为，“以前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只重视如何保障刑事被告人和嫌疑人的权利，而今后应当赋予被害人以平等的防御权，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3可见，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有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但这长期以来被忽视了。
（一）被害人在诉讼中的诉权的不完善
犯罪既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又是对被害人个人利益的损害，那么国家对罪犯就享有追诉权，此谓“公诉权”，同时被害人也应有权对罪犯进行控诉，此谓“私诉权”。诉权作为任何公民都享有的一项权利，当他受到犯罪侵害时，有权决定是否提起诉讼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就产生了两种诉讼:“公诉”和“私诉”。显然两者不能并行，否则就可能产生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那么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毫无疑问，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公诉”先于“私诉”，但不能忽视“私诉”。“公诉”和“私诉”应当互相制约:在公诉人提起公诉且能代表被害人意志时，“私诉权”应该通过或借助“公诉权”来实现。同时，“私诉权”也应制约“公诉权”，当公诉人不立案或作出不起诉决定时，被害人应该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或者当被害人认为公诉不能完全代表其意志时，应当允许其向人民法院补充起诉。现行刑诉法对“公诉权”制约“私诉权”给予了高度重视，而对“私诉权”制约“公诉权”则重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