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影响。

“文化”的含义比较宽泛。

文化是有思想的人创造的。

有系统的思想理论被称作为观念文化，这是各种文化形态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观念文化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

除观念文化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历史文物。

文物含器物，如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金银器、漆器、铜镜、古钱；含艺术品，如书法、绘画；还含有古建筑、陵墓、古代服饰等。

除文物外，传统文化中还含有社会制度，即所谓制度文化，以及关于文学、史学、医药养生、农学、天文历算、科技等古代书籍。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四个方面：一、“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有这样的特征：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

因而古代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视礼仪形式，提倡德治，力求使社会各个等级和睦相处。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古代“人文”精神特别重视社会的细胞——家庭。

古代“人文”精神还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企求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世界。

二、“自然”精神。

道家经典《道德经》将“无名”作为天地的原始，将“有名”作为万物的本根。

《道德经》一书还提出要如实的去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人的主观想象，因为天、地、宇宙来源于“道”，而“道”是自然的。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

道家的《庄子》则强调人们应当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不能破坏自然。

《庄子》并非要人们在自然面前无所事事，而是主张按照自然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去认识它，在不伤害自然的前提下，向自然索取人类需要的生活资料。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从自然界汲取美感，进行艺术创作。

三、“奇偶”精神。

“阴”“阳”是中国传统文化两个最常见的范畴，当人们用阴与阳来解释自然和人事变化的时候，又在数字的计算方面归纳出“奇”与“偶”的概念。

奇与偶的分离和结合，乃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征。

四、“会通”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它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又能加以消化吸收，用以丰富自己，这就是“会通”精神。

中国古代哲学是相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而言的。

学术界一般把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时期，也就是传说周文王推演《周易》的时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哲学称为传统中国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

现在一般把中国哲学划分为七个阶段，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乾嘉朴学。

先秦子学。

先秦时代，礼崩乐坏，诸候异政，百家异说。

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一家之言”者，《汉志》所录竟达189家，造就了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高峰。

汉代学者以“九流十家”来概括总结先秦诸子学术先秦时期诸。

这个时期思想异常活跃，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形成了众多思想流派。

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

先秦哲学探讨的重点侧重于政治、伦理、道德、人生等问题。

可以说，先秦子学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掀起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两汉经学。

汉代统治者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终于在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从此，儒家思想始定于一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

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用了大约400年时间。

此外，在汉代，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这是外来文化第一次与中国本土文化接触。

汉代的主要哲学家有董仲舒、王充等。

魏晋玄学。

东汉末年，“苍天已死”，名教衰落，社会动荡，人心思治。

魏晋时期，一反两汉时期繁琐的经学及神学目的论，尊崇老子、庄子及《周易》，号称“三玄”。

这一时期，在思想和思维方式上出现了一次大的解放。

其时哲人，以玄谈的方式，来为名教给出新的论证，探讨儒、道的内在相关性以及本末地位，从而引发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本与末、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的关系，语言和思想的关系，肉体和精神的关系等多个重要学术辩题，哲人们的理论创造空前活跃。

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弼、欧阳健、郭象、范缜等。

魏晋时期，道教、佛教思想也在兴起，儒释道三教首次处于三足鼎立，势均力敌阶段。

隋唐佛学。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碰撞与融合，至隋唐时期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形成了众多的佛教流派。

在隋唐佛教诸宗派中，禅宗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

隋唐佛教探讨的中心议题之一是佛性问题，也就是心性论问题，内容包括人的心理活动、感觉经验、道德观、社会观、认识论以及宗教实践等。

宋明理学。

唐宋之际，民族杂糅，价值混乱。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矛盾尖锐。

韩愈、李翱发其先声，“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响应继起。

宋代的理学家们立志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出佛入老，尔后返之六经，融会三教，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

宋明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了释道两家思想而创立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这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700年的指导思想。

宋明理学主要有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张王气学三大流派。

宋明理学探讨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如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心性论、知行观、修养论、境界论等。

明清实学。

明清之际，异族易代，一代学人在抗清失败后，隐居深山古寺，整理典章制度，深刻批判反省传统文化，出现了建树卓越的一批饱学深思之士，并使中国哲学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和反思深度。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大都反对宋明理学，把理学看做是虚学。

明清实学反对空谈心性，提倡经世致用；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思想解放，因而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性质。

实学思潮遍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主要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

乾嘉朴学。

清王朝建立后，开始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

人们不敢再谈政治，因而转向了训诂考据。

朴学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文峰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少理论发挥，也称乾嘉汉学、乾嘉考据学。

乾嘉朴学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就是对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等进行了系统整理，并使之获得了空前发展。

中国古代哲人，脱胎于巫史。

经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和“怨天尤人”等几个历史具体事件，天命神学的信仰体系逐步动摇，直至崩溃。

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叔兴论“阴阳”“吉凶”，伯阳父论“地震”，史伯论“和同”，史墨论“陪贰”，都是周天子或诸候国君的史官、大夫们解释自然或社会现象。

在这里，旧式的巫史一变而为新式的哲人，最容易给出宗教神学解释的巫史们，却抛弃了依赖卜筮的专业手段，不再诉诸鬼神天帝，而是试图用理性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宣告了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的突破，宣告了中国哲学思想这一崭新文化样式的诞生。

由于他们身为巫史的独特身份，他们虽有闲暇，但却不是追求纯粹知识的“爱智者”，他们也解释自然现象，但关心的重心却总在于人事，“推明天道”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事”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系统，以解决在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思维世界中无法可依的彷徨。

中国哲人出现的具体历史机缘，既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性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个性。

中国哲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得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入世品格；中国哲学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事，使得中国哲人总是饱含忧患。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易传》作者对前人哲理作品中巫史性格的会心体认。

另一方面，古代的中国人又富于理论思维传统，他们虽然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伦日用，但他们总是寻求世俗生活的超越根据。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哲人的学术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代哲人的自觉使命。

中国古代哲学谈论的主题主要有三个，即天人之学、变易之学和会通之学。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观念文化的哲学，其主要内容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基本精神。

天人之学探讨的是人和自然地关系，即所谓“天人”关系。

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古代观念文化的创造离不开农耕的物质基础。

中国很早就有天文历法的发明，这是由于农业耕种的需要。

由此引发出人与自然的学说。

这在道家学说中有着比较充分的论证。

司马迁不但立志要“穷天人之际”，还要“通古今之变”。

这里所说的就是指全面研究自然与社会是否发展变化，以及如何发展变化的学问。

也就是所谓的变异之学，即“奇”“偶”精神在观念文化上的体现。

孔子的“中庸”说，老子的“抑损举补”理论，宋儒所说的“一分为二”都是这种“奇”“偶”变化的理论说明。

这是一种阴阳互补，动静互根的辩证思维。

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习惯于用整体的、对立统一的思维视角来认识世界，具体说有五大思维模式：一是整体思维。

就是以普遍联系、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及其一切事物。

二是阴阳思维。

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基础。

三是象数思维。

就是借助具体的象数认识体悟外界事物，是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类比、模拟、联想等方式，阐述事物的深刻道理。

四是中庸思维。

就是主张做事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处理问题要执两周中，考虑问题周全。

五是实用理性思维。

主张为人处事讲实用，务实性、功利性强。

“会通”精神在观念文化的最大体现就是各个学派的相通互识。

如荀子虽出身儒家，尊崇孔子的传统，他的思想却是广泛的吸收各家思想，并对各家，包括儒家若干派别，都做了深刻的批评。

《吕氏春秋》企图综合相互矛盾的各家学说，被称之为“杂家”，也是带有“会通”之学的特色。

西汉时期，儒、法结合，儒、道互补，后来又吸取中国佛学的若干方面，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会通”精神的表现。

这其中，同时还体现出一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

人文精神，则是中古古代哲学精神最主要的体现。

主要包括孔子提倡的“克己复礼”，道德修养与外在事功相统一的内圣外王之道和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克己”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出于对礼的重视，孔子提倡复周礼。

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思想追求。

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中国文化中道德与政治的统一。

而民本思想，则慢慢由儒家的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局限，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等新层面。

史学家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钱穆先生曾改引此句，作“国家不幸哲人幸”，认为此句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哲人的处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汉唐盛世，人文学术的主要成就都在文学方面，而衰乱之世，哲学的成就会更加突出。

无论是“古史剧变之会”的先秦，还是“适逢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世，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