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瑜 对话226个死刑犯的女主播

丁瑜对话226个死刑犯的女主播
河南电视台有一档名叫《临刑会见》的节目，这是全国唯一一档对话死刑犯的节目。

丁瑜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兼主持人。

截止到目前，她已经面对面地与226个死刑犯进行了对话……
面对死刑犯
“你认为这就是爱吗?”丁瑜问―个死刑犯。

这名42岁的男子，闯入前妻家中，用一把锋利的尖刀杀死了前妻。

行凶之后，还点燃了前妻的房子，企图自杀，最终警察解救了他。

他们的女儿，在失去母亲之后，也即将失去父亲。

在二审宣判后的法庭上，丁瑜与这名犯人进行了对话。

“我不知道。

我本来不想伤害她。

谁也不想伤害，结果却伤害了她。

”男子回答。

“一开始，你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直到作案的那一天，还不想伤害你的女儿，可是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你女儿。

现在，你在想到你女儿的时候，会流泪吗?”丁瑜问。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哭过。

我杀了她(指前妻)，趴到她身上哭了。

”男子回答。

“假如时间倒流，你还会这么做吗?”丁瑜问。

“那有可能死的人是我。

我宁可死，也不愿伤害她。

”男子回答。

男子最后对着摄像机向女儿道歉，采访结束了。

不久，这名死刑犯的未成年女儿，在《临刑对话》中，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每次采访结束，丁瑜都会向对方道一声“谢谢”，随后站起身，目送警察将犯人带离采访地点。

在另一期节目中，主角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女孩的男友杀死了她的外祖父母。

过程是：为了偷外祖父母的钱，女孩将安眠药放在老人的茶杯内，不幸安眠药没有达到效果，老人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现了男孩，由此引发争斗。

男孩将老人杀死了，为掩盖罪行，他又放火烧了老人的尸体和房子。

女孩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男孩被判处死刑。

“为什么没想到给你父母或给他父母要点儿呢?”丁瑜问。

“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要了，我们俩也这么大了，也能劳动了，怕父母担心。

”男孩答道。

“你有什么话想对她(指女孩)的父母说吗?我可以告诉他们。

”丁瑜说。

“请他们以后要坚强地过下去，以后不要再遇到我这样的人。

对不起。

”男孩说。

采访完了以后，丁瑜觉得不舒服，一直用手锤自己的头部。

她说：“他们还这么年轻，就因为―时错误的选择，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没有人不想活着。

一个死刑犯，从被逮捕到终审判决，一般要一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在这段时间里，也会对自己进行―些思考。

所以，当死刑真正来临时，这些死刑犯的表现通常会是麻木的，而非如我们一般以为的会腿
软。

他们多会因恐惧心理的积压而变得麻木，失去思维，脑海里一片空白。

但在等待行刑时，人的意识会产生微妙的转变，开始接受死亡带来的恐惧。

这个过程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自作自受’。

”
采访开始的时候，丁瑜会问：“真的要走了，害怕吗?”罪犯们一般会回答：“害怕，但这是我自己要接受的。

”或者：“怕不怕，结果都已经这样了，又有什么办法。

”
“有的人，会被自己内心巨大的忏悔和悔恨所折磨，只求一死；有的人会说不想死，只要法律给予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尽他的一切所能，回报这个社会；有的人出于认知的局限，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错。

”
“当然第三种属于少数”，丁瑜在与这些少数人对话时，总是难掩内心的憎恶。

在河南焦作，一伙匪徒绑架了一名12岁的少女，可少女并不是他们预先定好的绑架对象，他们意识到错了以后，并没有将这名少女放走，而是残忍地杀害了她。

“怎么就能下得了那个手呢?又不是禽兽。

”丁瑜问主犯。

“所以说罪有应得吧。

”主犯回答，语气和神态毫无悔意。

“采访过这么多案件，我以为我已经见惯了太多罪恶了，但当我听你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让我的心里很难承受，为那个无辜的少女，所有人应该国际们。

”说完这话，丁瑜流下了眼泪。

“我很庆幸你被抓获，你是个渣滓。

”她最后说道。

《临刑会见》的生命关怀
《临刑会见》诞生于2006年，源自于丁瑜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一次采编会上的突发奇想。

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节目刚开始制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丁瑜和她的团队一直坚持到现在。

只要是一审判了死刑的案件，在理论上，丁瑜的团队就可以去报道了，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就是二审开庭的时候，和法官一起，因为从2007年开始，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

“二审法官开庭时，会把罪犯提出来。

庭后采访，那个时候，我们很省事，庭上的法警和我们配合，法官和我们配合。

我们采访完再把罪犯送回去。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丁瑜的团队没有和法官凑到一起，就是二审还没有开庭或者二审已经开过庭。

没有机会见到罪犯，丁瑜的团队就只能是协调看守所，到看守所去采访。

丁瑜的团队会在节目中打上“此案正在进行二审，或者本案的判决结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实际上的临刑会见，比如8点执行，我们可能会在7点赶到看守所。

只有一小部分节目会采用。

尤其是这一两年。

我不太选择这样的时刻。

”“我不想再送他们。

”丁瑜解释，一个是要在那个时候采访有很多条件限制，公检法司都要协调好，需要费很大精力去协调。

她也不想让自己的内心太沉重。

是否接受丁瑜的采访，完全取决于罪犯的自愿。

绝大多数情况下，犯人都可以正常表达。

当然也会有无法正常表达的，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

去年春天，丁瑜在郑州市看守所见到了死刑犯张广新，当问及他的成长经历时，他的回答要么是记不清了，要么是答非所问，一个人自言自语，已无法正常表达，丁瑜只得放弃。

还有一次，2010年冬天，郑州看守所的一名犯人原先答应接受采访，但等丁瑜的团队赶到，对方又反悔了。

丁瑜也无可奈何。

“已经面对面采访了226名罪犯，应该有一大部分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

我觉得每次跟他们交流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平静、很释然。

内心不再充满了怨恨，悔恨不再吞噬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不再像以前那样度日如年。

也许我们的访谈会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一些平静，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丁瑜告诉记者。

“我们可以通过节目为死刑犯的家人朋友转述一些情况，通过我们的节目死刑犯可以有机会向他的家人倾诉自己的内心。

”丁瑜说。

有一个名叫吴艳艳的罪犯，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吴艳艳表示，作案前受到了丈夫的打骂。

吴的父母去公婆家，谢罪，祈求轻判。

后来双方的老人手拉着手坐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节目镜头里。

法官最终判决吴艳艳死缓，受害方获得了经济补偿。

这样的节目呈现出来的是对夫妻双方家庭的深切关怀。

然而，关怀不仅限于此。

“《临刑会见》从责任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通过对特别案例的剖析和访问，使观众能得到警示，避免悲剧的发生。

”中国政法大学的顾永忠教授这样评价道。

通过与法院、特别是河南省高院的密切合作，《临刑会见》在选材上获得了非常大的便利。

他们更注重情感、婚姻、家庭的关系，青少年犯罪和邻里纠纷范畴内的恶性犯罪案件。

该节目的编导王李说：“案件中犯罪者人性的挣扎、变异，更能给人巨大的心理震撼。

这些案件的犯罪环境大家都很熟悉，能让普通人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心魔。

”
丁瑜介绍说：“我们会从对罪犯的生活轨迹、犯罪轨迹的观察与分析，来了解和探究他的犯罪心理。

邻里纠纷的案件有一个比较典型――为了20元的一棵树，杀了一家四口，无效的沟通是导致犯罪的首要原因。

我们选择在生活中可以得到共鸣的案件，与老百姓生活近似的，可以使人们得到一些警示。

这是我们选题的大标准。

”
“曾有一个犯罪分子，因犯罪入狱，妻子离开了他。

他知道后，遂产生了杀妻之念，女儿知道后，阻止了该名犯罪分子的杀妻之念。

但该名犯罪分子仍将仇恨转嫁到与其妻年龄相仿的30多岁女子身上，形成二次犯罪。

一些观众朋友会来信说了他们的类似经历。

”丁瑜说。

大量的观众给节目组打来沟通电话。

在一次与观众互动
的交流会上，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感慨道：因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经也动过杀死他的念头。

正是看了《面临刑会见》，才悬崖勒马。

“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

”
2010年10月，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纽厄尔来到郑州，跟踪拍摄了两期《临刑会见》后，制作了同名纪录片。

去年10月下旬，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六届罗马电影节上，观众看到了《临刑会见》主创人员的身影，由中国大陆桥文化传媒公司和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联合拍摄的60分钟纪录片《临刑会见》入围了第六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

纪录片《临刑会见》大致介绍了中国的死刑制度及相关司法现状，主要侧重于丁瑜团队的工作流程，其中穿插了大量的丁瑜对死刑犯的访谈，因此也可视为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国际版。

“我不是天使，只是见证者”
通过一期一期的节目，丁瑜发现，一切犯罪都是有原因的，“人和人之间只要正常地去沟通，正常地去了解、生活，不愉快的事件很难落到自己头上。

”工作中的日积月累，丁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维。

遇见一种事情，她会思考有几种解决方式，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什么?这样，犯罪的概率就会极大降低。

“思维决定行为。

冷静是前提。

”
很多时候，丁瑜很想采访一下受害人，了解受害人说出的当时情况。

但是，这些受害人已经不存在了。

这是丁瑜最大的遗憾。

丁瑜身材高挑、瘦削，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概括。

但即使干练如斯，5年来面对226个死刑犯，对她的内心影响，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杀死自己母亲的包荣亭，2008年，在接受丁瑜采访后一个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在他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丁瑜见到了他。

“这是要去哪里啊?是上西天啊!”包荣亭走出一道门后，自言自语，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工作人员要他留下遗言，他说没有。

又问他有什么说的没有?他回答：“说什么呀，要死了，说什么呀。

”没有亲属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原谅他。

在众多穿着制服的人里面，他认出了丁瑜，在走向人生的最后旅程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跟他有联系的人。

丁瑜向他道别：“我们只能祝你一路走好。

”他转向丁瑜，说：“能握一下手吗?”丁瑜愣了下，随后用中指滑过他的手掌――这可能是被所有人抛弃的包荣亭跟这个世界的最后
一次接触。

丁瑜事后解释：“不知道握手能给他带来什么，能给他带来什么慰藉?他的手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

很久我都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

“好多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工作)：天使与恶魔。

我不是什么天使，我只是一个见证者。

”丁瑜说。

“有一次，我到福建出差，火车上，凌晨一点。

因为晚上车窗拉着窗帘，望见朦胧的自然的夜色下，田野里，齐刷刷地站着一排全都是我采访过的、已经被执行死刑的人!
那么清晰，不同的表情，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有的人漠然，各种表情的人。

他们就那样站着那里看着我，我当时都快崩溃了。

因为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丁瑜还告诉记者，她不是靠倾诉去缓解压力的，而是靠理性去自行调节的。

每次采访结束，当丁瑜知道犯罪人员人生的最后想法时，她开始选择闭口不言，目送罪犯离去的身影，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生命的存在。

她说她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里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就是看守所，父母也都从事公安工作。

因为熟悉环境，所以从我一参加工作，就做法制节目，应该说我的耐受性还是比较强的。

“我这两年已经把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尽量剥离。

”她说，“其实知道过这么多故事，见过这么多人，听说过这么多案件，了解过这么多真实的东西，怎么说呢?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心里的垃圾也很多。

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生命离开世界，哪怕是一条小狗小猫，我养的一条小鱼死掉，我都会伤心。

但这样的人死掉，我不会伤心。

从来没有―起案件，让我伤心过。

”
当犯罪人员被押赴刑场，身影远去的时候，丁瑜会想，相对受害人，犯罪人员是幸运的，至少对死亡他们做好了准备。

但对于受害者，死亡是突然降临的，他们不会有任何准备。

“我不同情他们，我只是惋惜他们。

”或许这就是丁瑜
可以摆脱226个死刑犯的唯一方式。

“看那么多人在你面前死去，看到那么多受害人，看到那么多罪犯悔悟他的行为，认识到他的错误，先不从法律上看，但从一个人来看，生命的消逝，都不得不对人心灵产生一种震颤。

只要能活着，只要还有生命在，其他还有什么事情解不开、放不下的呢?”
丁瑜希望恶性犯罪能够消失，她能够停下脚步，结束这档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