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系列励志故事

女性系列励志故事

女性能顶半边天的事实已经不容忽视，不管在哪个行业领域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成功女性的身影，她们作为我们励志女性的代表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故事，她们的事迹会给我们其她女性一怎样的启示，她们的成功背后隐藏着多少辛酸!

偶像杨澜

70亿身家

杨澜以70亿元身家登榜“2020胡润女富豪榜”，这位采访过无数名人的名人主持时刻保持着她的优雅，她的气质与修养为女性提供了榜样。而她的着装更是白领女性参照和模仿的标准。一起来看这为时刻优雅得体的女性——杨澜。

创办澜珠宝

在一次高朋云集的国际艺术活动中，一位美国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深深吸引了杨澜目光。那是源于她胸前一只翠蓝的别针，如此静谧却又触动人心。在了解到那原是中国的珠宝时，杨澜被震撼了，久久不能平静。LAN就此诞生，把爱与荣耀的象征意义延伸到东方元素之美与现代工艺的设计中。然后与席琳·迪翁CelineDion合作请其代言。

杨澜：我所经历的艰辛和失败

我的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仅仅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以前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和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

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

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

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

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

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

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准确立了

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

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

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

尼克松写的那本书，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

的时候，我以前最想报的就是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

理想产生影响。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

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2000年，我做了阳光卫视，制作和播出

以纪录片为主的电视节目。

我做企业有点误打误撞。我是个做内容出身的人，没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没想做多大的商业链。我做企业的出发点就是想做内容，然后

为了这个内容来配备一个相匹配的运作机制。这有点想喝杯牛奶就自

己养头奶牛的意思。因为市场上没有卖这杯牛奶的，你就必须自己养

奶牛。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时间久了，你对养奶

牛的事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感情。奶牛有奶牛的意义。慢慢地，

你看到周围这片草原上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人，他们也养着自己的一

头或者一群奶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

当然了，我这是有点难为自己。我大学学过国际经济，但这和真

正做企业完全是两回事。我为了养这头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欢、

起码是不完全热爱的事情。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传媒系统已经非常

完善，你只要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就能够了。但上世纪末，中国传媒

从过去的僵化体制到逐渐开放，它需要很多鲜活机制在运作成长，才

可能有市场，才可能有个体的创造。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也许再

过30年，我就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了。

吴征一开始就是鼓励我的，但是对我来说，从做节目到做企业，

这个转型极其困难，一开始就摔了个大跟头，就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我的文化理想的冲动，远远大于我的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知识水平

和认知水平。

我在阳光卫视创建的最初，就没做好商业判断上的准备。一开始

我就按照整个一个电视台的建制，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资数千万的

电视制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创节目，每年几百个小时。其实这是不符

合市场规律的。纪录片是一个小众市场，又是基于一个境外卫视不能

够完全落地的现状，我当时应该更多地以采购节目为主，减少制作成本，尽量不要做这么多的原创和这么大的制作中心。

这就说明我的幼稚。在商业上当时我是很幼稚的。我还记得，当

我非常兴致勃勃地让吴征去参观我刚刚建好的制作中心的时候，他吓

了一大跳，当时他就跟我说，我没想到你们拉了这么大一个摊子，是

要出事的。

前后有5年的时间吧，我很累。关键是当你的商业模型不对的时候，你会越做越累，并且事倍功半。现在看来，一开始这个公司其实

从资本运作上也存有问题。这样一个收入模型还没有得到稳定来源和

实践肯定的公司，一下就上市了，然后上市又对财务报表有要求，这

使得你在短期的营收和长期的战略定位上经常产生矛盾，实际上是给

整个经营团队带来很大困扰，也给我自己带来很大困扰。

那几年，我哭过很多次。吴征他是知道我的，我有这份文化理想。在阳光卫视后期，他跟新浪、贝塔斯曼等公司做了一系列资本操作。

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他说，他是不是喜欢资本操作，但其实他是希望用

资本操作的方式引进不同的合作伙伴，同时也让这个卫视平台能够撑

得更久一点。我理解他的这份苦心，其实这也是说明他对我的爱吧。

我觉得是。所以回头想想，他也非常不容易，真的。

最后说服我放弃的还是吴征。他说，文化理想能够有很多种实现

方式，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的商业模型又出了问题，出于投资

人利益考虑，你也应该学会放弃。我一开始不愿意面对和承认，前后

有3年，反反复复。我也跟他吵过架，埋怨他做出了错误的商业决策。那时候我们在上海住得多。有一次，在上海的家里，他很严肃地跟我

谈这个事情。他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必须要变成一

个现实主义者，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退出就是对这个事业、投资者

和现有平台的一个的负责任的方式。

他这个话对我是很大的刺激，让我觉得，我得有充足的勇气来面

对自己。我终于做了决定。2003年夏天，我把阳光卫视卖掉了。

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它商业上失败，

但是有文化价值。毕竟那之后才有了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各种

纪录片频道和人文频道的出现。我经常被人嘲笑说，是用个人的一个

商业行为，来完成一个国家该做的事情。

去年在世博会的一次活动上，我碰到王石，他还主动跟我谈起阳

光卫视的事情。他说阳光卫视有它的成功之处，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尝试了一种文化和商业的结合，虽然商业上

不成功，但是为后来的人指出了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我不

是一个溢于言表的人，但是你做的一件事情过了那么久还有人记得，

并且有人肯定，我觉得很温暖。

我现在感到很庆幸，做阳光卫视的时候我才30岁，算是很年轻。

在输得起的时候输一次也没什么，30岁失败总比50岁失败来得好点儿吧。但是当时，这件事情让我有极大的挫败感，甚至接下来的两三年

都没缓过劲来。我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不停地工作。我发现，工作是带

给我平复的的办法。我继续做《杨澜访谈录》，2006年开始做《天下

女人》，后来，又有了天女网、澜珠宝和其他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