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下历史研究_碎片化_倾向探析_王雪

后现代思潮下历史研究“碎片化”倾向探析

王雪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发展，传统历史学“宏大叙事”方式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史学研究“微观化”渐成大势，

却导致断裂历史的“碎片化”现象滋长，引起学界争议不断。文章通过探索后现代史学思潮影响下“宏大叙事”危机和面临的挑战，分析后现代史学“微观化”研究视角的发生发展，梳理史学“碎片化”现象和方家论争，希冀运用后现代史学合理科学的研究方法，避免由于割裂历史导致难以对历史进行重建和复原，推动史学研究与时俱进。【关键词】后现代史学；宏大叙事；微观化；碎片化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4）03-0056-05

近年来史学界“碎片化”研究倾向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近代史研究》杂志在2012年的第4期和第5期专门开设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专栏，吸引了众多史学工作者参与讨论。两期杂志涉及的13篇文章中，近一半以上并不认同这种“碎片化”研究倾向，主张重建宏大叙事的总体史观，防止“碎片化”导致的史学整体学脉断裂。不少学者也提到或指出：“近二三十年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1]二战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新的史学观念和理论给传统史学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主张非理性、文本化、倡多元和去中心化的新史学，向传统的“大写历史”发起了尖锐的冲击，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如此，人类的历史，应是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2]337。

后现代主义起源于世界大势波澜激荡的20世纪60年代，一部分学者开始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和抨击。70年代后，在学术文化等各个领域兴起了广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史学是后现代主义攻击的最后堡垒。在此思潮涌动下，后现代史家不再注重兰克学派的“据实直书”、年鉴学派的“整体叙史”，而是追求史学文本化，主张反映“当代社会四分五裂、无中心、不确定但又激动人心、转瞬即逝的场景”[3]9；不再追求宏大、整体、全面叙事，而是把研究注意力集中于“微观化”的史学研究上，强调史学多样性、史家主观性和研究对象独立性。在史界风潮和全球多样化大势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3-07-31

作者简介：王雪（1989-），女，山东东营人，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Vol.33No.3

2014年5月第33卷第3期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May.2014

下，史学研究逐渐转向一个个断裂的、独立的“碎片化”现象，这无疑背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中国经典史家们的初衷，引起了传统学者的警惕。本文将从历史学宏大叙事的危机、后现代史学的“微观化”视角和“碎片化”与“微观化”三部分探讨后现代史学“碎片化”倾向，不揣浅陋，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历史学宏大叙事的危机

“通常情况下，‘历史’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履行其文化导向功能”[4]15。纵观近两个世纪世界史学发展，19世纪初伴随自然科学兴起，历史学的研究更加注重理性和科学，由此兰克史学崛起；20世纪后，全球化浪潮席卷，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使人们走向质疑“西方中心论”和“科学万能论”，进而导致兰克史学走向衰落。年鉴学派顺势而起，强调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性叙述蔚为壮观。然而，当年鉴学派在60年代达到高潮时，伴随世界范围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反思，尊重多元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这种后现代的批判包含有非常之重要的有效论点，它指出了单一的历史观是不可取代的，历史不仅是被连续性而且也是被各种断裂所标志着的”[5]。

回首国内史学界，中国古代历史也多强调历史的通贯整体性，“疏通知远，《书》教也”，以求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家治学终极理想。直到现代，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依旧老生常谈，他主张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在历经激烈争辩后亦逐渐被人们认可和接受。“自1949年政权鼎新以来，中国史学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转型为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史学完全成为政治的婢女”，改革开放后，“社会史异军突起”，“微观史逐成为主流”[1]。大约9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大陆传播开来，产生了一批介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著作，如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国内学界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传统宏大框架的构建。在以社会史为代表的微观史学领域亦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市民社会、宗族社会研究，甚至是一个村或一份族谱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港台学者对中国史学的“微观化”处理视角，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胡若望的疑问》，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等。

在这种重视“微观”视角的研究导向下，历史学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王学典教授在其《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中曾提到，“历史学的‘危机’说，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确确实实存在，并且日益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史学价值观念的危机；二是流行史学体系的危机”[6]。而后现代史学思潮下的历史研究，这种危机也是同样的。自古传统宏大叙事的研究叙述方式已渐渐不再流行并受到重视，相反的，越细小的“碎片”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深刻钻研。在探讨史学宏大叙事危机时，笔者认为有两点也不得不提到。其一，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不过200多年，西欧历史虽久远但各国交集颇多，并未形成大范围的统一集权以把脉历史进程，故而由于时间的短暂性和空间的分割性，西欧史家专注于有限的年代和既定的区域，因此在研究一贯的通史和整体史时，更易把握和产生研究成果。其二，西方自希腊文明时代尤重理论体系的构建，而史学理论是随着世界形势和社会发展不断进化的，新理论的产生必然抨击旧有之弊，这也不难解释为何近代以来新理论大多由西东渐。因而，基于西方学者研究通史的便利性和史学理论自身的进化性，西方史学在我们通俗认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容易贯通的整体史写作上，至近代或许已达到了某种瓶颈，因此，受新史学理论、现代科技进步和全球交往影响的史家便把注意力集中于日常点滴的、不同于传统史学视角的微观史或日常史上，寻求新的课题，倡导史家个体的主动性以挣脱传统的束缚，于是对传统宏大史学的挑战不言自喻。

国内史学界亦是同样，在古代社会，我们借用台湾大学古伟瀛教授提出的“儒家史学”概念理解，这种“儒家史学传统是指传统中国史学或者如学者所言的19世纪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学’而言的”[7]，它在支配传统中国史学时，讲求的是大一统、伦理纲常、官方主宰修史、重视精英人物的特征；同时，面对中国朝代更迭频繁、官方少数史家占主流的状况，形成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