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粉》对《小巷深处》的元话语解构

《红粉》对《小巷深处》的元话语解构

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苏童的《红粉》都是在五十年代新中国解放背景下关于妓女改造的作品。同题材的作品却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小巷深处》写旧社会饱受摧残的妓女徐文霞在解放后接受政府改造,通过政府和社会关怀,自我救赎,使自己的灵魂升华并获得幸福。《红粉》写妓女秋仪和小萼在解放后由于妓院被查封,被送去改造而开始她们的坎坷命运。它们对妓女这个特殊群体的命运安排有明显差异,甚至是相反。这涉及两位作者的叙事角度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复杂,有社会原因也有作家个人原因。

陆文夫1956年发表的《小巷深处》虽然写徐文霞的个人命运,我们可以看看徐文霞的命运轨迹:十六岁被迫沦为妓女——新中国解放得以拯救和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学习——得到爱情并重生。作家借人物命运轨迹反映那个人人歌颂的伟大时代。当年有人评论说:“陆文夫能够从一个被遗弃、被忽略的小人物身上,看出一个人向上的灵魂,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这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点。”这种观点至今都具有代表性、受大家认可。大多评论把徐文霞命运的转变视为歌颂大时代的绝好题材。可见陆文夫在塑造小人物形象的时候,仍没摆脱“宏大叙事”的叙事方式。

利奥塔德大力批判“元话语”,反对“宏大叙事”。“元话语”是利奥塔德赋予了特定涵义的术语,即一门学科知识证明自身地位合法化的话语,也指传统哲学中的基本范式如理性价值、整体范畴、财富发掘以及人性解放等。利奥塔德认为人性解放其实也是一种“宏大叙

事”,这让人们在创作中崇尚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正、正义, 关注和揭示社会政治压迫, 关注弱小群体的命运, 追求社会理想以及社会解放等。陆文夫笔下的个人命运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小巷深处》正是用所谓的“元话语”来完成宏大叙事。

然而,两位作家选取的叙事角度的不同,话语方式差异导致作品人物截然不同的命运。《红粉》的人物命运就与《小巷深处》大相径庭。这种差异就是《红粉》对《小巷深处》“宏大叙事”的解构,通过对“元话语”解构完成历史叙述的改写。

一.对个体历史命运的改写

《小巷深处》中,曾经最羞辱、最下贱的徐文霞得到肉体和精神的解放,获得了爱情和幸福。文中写道:“生活在徐文霞面前放出约丽的光彩:尊敬、荣誉、爱抚的眼光,一齐向她投过来。她什么时候体验过做人的尊严呢!……那就让它过去吧,像恶梦般地消逝吧。”新中国解放让徐文霞感到“生活的光彩”,她第一次感受到尊敬、荣誉和爱抚,她感谢这个美好、伟大的时代。陆文夫赋予徐文霞赞颂时代的重任,那一段历史在他笔下是光辉、伟大的。

苏童笔下的妓女改造可不像陆文夫的顺利。查封妓院、改造妓女、“三反”、“五反”这些历史事件的所有光芒都被小人物的悲剧遮蔽:秋仪遭到尼姑庵和亲戚唾弃最后下嫁鸡胸驼背的冯老五;小萼难忍劳动之苦投靠老浦,虚荣的她逼得老浦贪污公款被枪毙,最后不得不把儿子留给秋仪,改嫁北方。这是两个妓女的悲剧,也是时代的失败。秋仪说:“把我们撵散了这个世界就干净了吗?”她对这个时代充满质疑

和不信任。因此小人物命运脱离历史意义,个人不再是历史的附庸,而有了自己的生命意义和特色,恢弘的历史背景被淡化,作家更多重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先锋作家苏童通过这样的改写,让人们看到历史本身的悲剧性和复杂性。

二.对人物形象的改写

《小巷深处》中徐文霞曾沦为妓女,改革开放使她重生。她对过去不堪回首,她积极接受改造并憧憬新生活。她勤劳并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渴望爱情和幸福,她是一个“向上的灵魂”、被挽救的典型代表。张俊是徐文霞的恋人,一个阳光的大学毕业生。当他知道恋人的过去之后,没有因此离弃她,而是一如既往地爱她。“她忍受着那许多痛苦来爱自己,又那么向往着美好的未来而不断地努力。”张俊展示出的是一个积极乐观又高尚的知识分子形象。此外,作家还有意设置了如纱厂厂长的积极形象。纱厂厂长是政府的代言人,他对徐和蔼可亲,“别织布了, 学电气去, 那里需要灵巧的双手。”这反射出政府对底层人民的呵护和帮助。陆文夫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完成了他对历史的定位。

《红粉》中的秋仪和小萼与徐文霞最大不同是她们自愿并且乐意做妓女,拒绝劳动改造。政府查封妓院反而促成了她们的悲惨命运。秋仪性格刚强但骨子里依赖男人。她跳车逃跑后立即投奔老浦,“她想以后依托的也许还是男人,……女人一旦没有钱财就只能依赖男人。”她的意识里女人只是金钱和男人的附庸,根本没有自主劳动意识。小萼更甚。她进劳动营后,因每天缝不完三十条麻袋就想寻死,

她意识里没有“妓女是被摧残的对象”的概念,认为妓女挣钱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她说,你们是良家妇女,可我天生是个贱货。”她贪慕虚荣,嫁给老浦后逼得老浦贪污公款来满足她。她是一个“向下的灵魂”。苏童注重从侧面来改写妓女形象。妓女们被卡车带着离开繁华的城市,她们却哭着央求回去,这颠覆了陆文夫的妓女形象。秋仪跳车逃跑,一个军官骂了一句脏话:“操不死的臭婊子。”这与《小巷深处》的纱厂厂长形成鲜明对比,可见社会对妓女并不都是关爱和谅解。

《红粉》的妓女自轻自贱、贪慕虚荣、处处受到歧视和贬低,不同于读者对旧社会妓女的认知和理解,它使人们对妓女有新的认知,表达了苏童想说的“社会的历史进程与个人的命运遭际间可能存在的悖反关系”,这也是新历史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时的特点。新历史小说摒弃了传统的典型化写人手法,注重人物个别性的书写。这些人物庸俗渺小,却能代表广大群众。同时,作家用人物命运的颠簸坎坷来突出对历史、社会、人性的新认识。

三.探究两部作品差异的原因

造成《小巷深处》和《红粉》的差异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笔者仅从创作环境、文学自身的发展和作家个人因素来试析其原因。

历史文化语境和文化环境以及业已存在的文学传统和各种惯例,对作家的创作始终有或隐或显的影响。《小巷深处》发表于1953年。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当时全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确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全国文艺的总方向。在这样的创作

环境下,陆文夫很难突破限制书写自己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那个激昂的年代,为政治服务也是作家的自觉。作品发表后影响颇大,大多评论把《小巷深处》作为歌颂大好时代的好作品。徐文霞能摆脱妓女命运,与新政府取缔妓院以及人民当家做主有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歌颂新社会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作家意识难免受到当时政治意识和文学思潮的影响。《红粉》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解放了作家们的思想。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强调:“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作家们不再阈于为政治书写,而更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淡化其政治功能。苏童是有个性的作家,但他的个性创作也要归功于一个良好的、开放的创作环境。

两部作品创作时间相隔三十多年,这期间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不容忽视。如果把《小巷深处》看做是“历史小说”,《红粉》就是“新历史小说”。三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使新旧之间突出了文学内部的发展,如叙事理论的发展演变。两部作品都是现实主义,忠于现实,叙事方式却不一样。陆文夫选择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苏童却选择一种反抗“元话语”的途径,解构传统观念和叙事角度。这也显现出“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性。

作家历史观不同。在中国现当代文化语境中,历史常被看做潜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高高在上,社会个体往往要皈依历史。历史意义与价值总是以最高、最有力的规范与标准高居于个人的头顶之上,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