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城市化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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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城市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由此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启动了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型。

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对于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代城市化与文化价值观转型的耦合关系近代以来，城市不仅体现了其物质功能，还体现了复杂的社会进程，更体现了深刻的文化含义。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城市成为推动文化价值观变迁的重要动力和主要载体。

作为动力，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从社会内部改变了人们的聚落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模式，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了人们的风俗习惯等等，从而导致文化价值观变迁。

作为载体，城市既具有文化的辐射作用和推动作用，也具有文化的吸引作用和消纳作用。

城市的扩张，城市向农村地区扩散，推动了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渐进式融合和激烈碰撞，从而促进了文化价值观的转型。

中国古代也有城市，但古代从都城到省会、府、州、县城，城市基本上都定位于封建王权对全国进行有效统治的行政中心和军事中心，城市功能以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为主，城市规模小，人口少，聚集力弱，城市文化形式简单。

古代城市虽然存在简单的手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但国家的经济基础在农村，城市在经济上受制于乡村，离不开乡村。

在经济和文化上，城市并没有创造出异质于乡村的东西，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和差别并不大。

古代的城市与乡村在经济社会本质上具有同质性，城市对文化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到了近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19世纪后半叶，在外力的推引下，部份沿海城市开辟为通商口岸，在东南沿海和沿江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始出现了一批具有近代性的都市。

原有的一些城市也由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开始由各级统治中心向区域性政治、文化和工商业中心转变。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城市近代化进程加快，形成了上海、广州、天津、北京等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和一批新型的移民城市，带动了大批中小城市的兴起，出现了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岭南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群、城市带地区。

由于新型工商业职能楔入城市并成为城市的发展动力，近代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已经不同于古代城市。

城市的经济、文化功能逐步增强。

近代城市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基础，也为新型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近代工商业城市，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市政体制、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促进了传统价值观的转型和新型价值观的产生。

比如在经济生活方面，从传统重农轻商、贱商观念转变为重商、商本观念;在社会价值方面，从崇尚纲常礼仪转变为崇尚自由;在社会关系方面从尊崇身份等级秩序转变为崇尚社会平等;在人性价值方面从崇理节欲转变为肯定人性欲望的正当性等等。

中国传统文明的特点是保守、不喜异端、崇尚一统与均衡。

随着近代城市化发展，一种有别于传统文明的近代工商文明开始萌生新的气象。

马克思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文化价值观作为观念世界，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于其中的物质世界的反映和派生物，是人类的生产实践以及由生产实践所构成的历史的合理反映。

中国传统社会是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构起来的宗法社会，由此形成了与这样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以君主高度集权和专制为特征的制度理念和以“礼治”为特征的观念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长期受制于封建统治体系和小农经济方式，呈现出严重的等级化、封建化，难以进行自我的更新优化。

而近代城市化的发展打破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带来了生产方式、交通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导致新型社会结构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从而促进了价值观内在结构的转型。

近代城市化是近代文化价值观转型的动力和物质载体。

二、近代城市新型社会结构的产生是价值观结构转型的基础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首先表现在旧的封闭结构下的各个阶层的不断解体和新的开放结构下的各个阶层逐渐形成。

古代城市居民主要是统治阶层中的皇室、贵族、各级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以士绅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以及为适应这两种阶层的消费需求而存在的从属于工商阶层和劳工阶层的手工业、商业居民。

官僚和士类主要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承当。

随着近代城市和产业的发展，以及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士大夫组成的文人集团开始分化、没落，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型社会结构开始形成，并成为价值观内在结构转型的社会基础。

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功能职业结构的产生。

在近代城市中，劳动者有了较细的专业分工、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城市交通、卫生、市政管理等法规开始制定，城市治安、卫生、消防等方面的管理机构开始建立，这些为功能职业结构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近代城市社会结构演变的重要体现是，旧的等级职业结构逐渐为新的功能职业结构所取代。

在传统社会中，身份等级是整个社会划分的基本标准，但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近代城市中的兴起使昔日封闭的身份等级结构开始被突破，城市社会结构开始向以功能职业为基本标准的近代社会分层结构转变。

这种新的功能职业结构的形成，意味着经商是一种职业，做官是一种职业，当教师、编辑、记者是一种职业，做工也是一种职业。

这种职业结构不是依据身份等级，而主要是依据劳动分工而产生形成的。

“许多前现代社会所见到的那种财富、权势和身份关系，在一种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中结合或分离的倾向，随着现代化的演进而趋于消失。

”在近代城市中，无论是统治阶层、知识阶层还是工商阶层、劳工阶层以及游民阶层都较近代以前在制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

基于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1933年，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以城市居民职业为基础的全国统一的职业分类标准，其包括了农业、矿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公务、自由职业、人事服务、无业等九个大类，对职业结构的转型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确认。

在近代城市化进程中，新的功能职业结构已经大致取代了旧的等级职业结构而成为当时城市社会结构的主体构成。

随着新型职业结构的形成，与此相适应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如血缘、地缘关系的作用不断减弱，并且日益让位于以业缘、趣缘为主导的新型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流动频率加快，成员之间的异质性不断加大;社会阶层之间、同一阶层内部的差距也在拉大，进而出现新的分化、整合。

城市职业的分化为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新式知识分子的产生。

新式知识分子是近代城市化进程中文化价值观转型的主要承担者。

新型知识分子包括记者、报人、作家、律师、教师、医生等。

新式知识分子的知识谱系已经大大不同于旧时代的士大夫，也与旧时士类倾向注重个人修养不同，新式知识分子更加关注社会。

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和西方文化的入侵，许多知识分子深感学问饥荒，积极求知于国外。

由于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同西学，学习西学，并试图将其作为变革社会、振兴中国的一剂良药。

这些留学生和其他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积极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中心，引领着社会价值观转向，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或奠基人。

如严复就是其中之一，他留学英国，对西学深研有得，他通过对西方哲学、经济、社会学等的翻译，极大影响了近代社会思潮。

总之，新的知识群体在历史的大变局面前敢于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而致力于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去寻求、探索。

在寻求、探索的过程中，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为目标的现代价值在知识群体中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第三，新式商人的产生。

新式商人是价值观变革的重要社会基础和力量。

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重农抑商思想深入人心，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地位。

但是，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货输入，百货流通，商业贸易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和生活越来越多地与商业活动相联系，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商人阶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不仅商人阶层开始扩大，而且“士”和“商”开始结合，在晚清开始形成所谓的“绅商”阶层。

新式商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构成比例与性质，而且由他们所构成的各类商会组织，由近代绅士及上层商人等演变而成的绅商集团，也相当大地推动并制约着城市化的进程。

商业及商人阶层在近代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从业志趣。

在人口聚集、商旅往来、五方杂处的城市中，传统的社会关系规则和行为规范效力开始减弱，因而以往所重视的血缘亲族关系趋于淡化，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更看重人是否有钱，是否有赚钱的能力及赚钱的机会与资源，而不再看重以往所重的社会身分、出身门弟、官衔名分，以及血缘亲情、师友故旧等关系。

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传统义利观开始发生变化，新的利益观念、平等观念开始获得人们的认同。

第四，“公共领域”的产生。

社会团体和报刊媒体等“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存在的重要体现。

在近代城市化进程中，不仅城市道路、公园、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逐步兴起，而且城市中聚集了工商、金融、科学、文化、教育、医院、新闻等机构，这就为“公共领域”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19世纪末以前，中国政府严禁集会结社，社会团体是非法组织。

但在近代城市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协作和信息交流的扩大，公共活动的增多，大众传媒开始在城市产生，知识分子新式社团，以及商人、企业家组成的商会开始出现。

广大知识分子供职于学校、报馆、医院、公司、学会，在近代报刊、书籍出版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信息，对国家政治事务发表评论，形成了不受官方和上层直接控制的民间公共舆论空间。

尽管各报刊的宗旨不尽相同，但信息内容都体现了非官方的色彩，人们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具备了相对独立、贴近市民生活的公共性质。

这些近代报刊“大都以进化、自由、民主、个性等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基准，排挤封建国家所固守的舆论空间”。

“公共领域”的产生对价值观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随着新型社会结构的产生，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以个体的人为旨归，维护个性的独立与发展，强调追求个性解放、个体自主的近代价值观念开始受到大众认同。

个体欲望满足和个体价值实现的重要性开始受到重视。

个体的独立性愈来愈强，社会集体由情感依赖维系转变为由社会制度来维持。

这些都一再地削弱着传统社会的权力控制和中国伦理约束道德的力量，促进了平等、自由、独立等意识的形成，促进了文化价值观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