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

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究陈剩勇/马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所有权的重新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迅速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

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更，使国家部门之外社会空间的扩充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变得尤为明显，公民社会组织开始快速增长，出现了新一轮的增长高峰。

尤其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国家有意识地从私人领域逐渐退出，为公民自主性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各种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大量涌现，截止2005年底，全国经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民间组织已经达到31.5万个。

在现阶段众多的社团组织中，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等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势头尤为迅猛，其中又以温州民间商会和异地商会最为引人瞩目。

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兴起，逐渐打破了社会领域政府主导的单一格局，成为温州正在发育的筑基于市场经济之上的现代社会架构中必不可少的中间结构的一部分，承担着其他组织和团体都无法替代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单一权力中心的政府治理向权威分散化的多中心治理方式的转变奠定了组织基础，初步展示了地方公共事务多元治理的基本局面。

本文以政治学的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和探讨温州异地商会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并对异地商会兴起的意义试作解释。

一、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治理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最为流行的理论范式之一，它的兴起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

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是对传统政府与市场二元范式的一种超越。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作了如下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①。

地方治理是以当代治理理念为思维和基础，将治理思想贯穿于地方政治与行政改革和地方公共事物管理模式再造的发展过程。

它是在一定的贴近公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的地理空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的公民组织等各种组织的网络体系，共同完成和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以达成以公民发展为中心的，面向公民需要服务的，积极回应环境变化的，使地方富有发展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②。

治理和地方治理的兴起，从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上打破了国家和政府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推动了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一系列转变：“从国家角度转到国家和市场社会两个方面；从公共部门角度转到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志愿(第三)部门共同参与的角度；从静态的制度转向动态的过程；从组织结构角度转到政策和结构角度；从‘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到‘掌舵’和让其他部门或个人来提供服务；从命令、控制和指挥转向领导、推动、合作和讨价还价；从等级和权威关系转向网络和伙伴关系。

”③治理和地方治理概念的提出，最为明显的效应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它意味着公共事务不再仅仅是政府统领的范畴，非政府组织甚至包括私人部门在内的一系列公共行为主体正在以多元的模式承担着对共同事务管理的责任，形成了“分散化的公共治理”或“多中心治理”的格局。

由于单一的市场机制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终不能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作为市场与政府的中间组织，商会是市场主体为了表达自身的愿望与要求、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而组成的社会团体，它具有协调市场主体利益、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功能，能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

因此，商会作为现代地方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广为流行。

在制度化较强的场合，商会组织作为一种管制方式，被称为“私人利益政府”(private-interest government)，其行为方式包括：组织和(强制)实施成员间合作、与其他协会订立集体性合约、通过变通或影响政府公共政策以保持和增加其本身和成员利益以及提供影响交易行为和效果的各类信息④。

进一步看，商会组织可以被视为并列于市场、企业、国家、非正式网络的第五种经济治理机制，具有建立市场行为规范、发挥监督和实施规则、减少冲突和促进成员的选择能力等重要的治理功能⑤。

浙江温州是我国市场发育最早、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大批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兴起，促使温州经济和社会领域从单一权力中心的政府治理向多中心治理方式转变。

由民营企业家自发自愿组建起来的商会组织，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商会的领导人；依靠会员企业的会费、理事单位的自愿捐助和章程规定的服务性收费等方式成为商会运作的资金来源，不花国家的一分钱；为了保证组织决策的民主性、代表性，不断完善和健全商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并且，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发展出了一套基于群体自愿遵守的制度规范和纠纷化解机制，使其成为行业规范和纠纷化解的重要一极。

同时，组团参加国内外博览会，宣传和提高温州产品的知名度，开拓国内外市场；协调和沟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温州烟具协会、眼镜商会以行业代言人的身份走出国门，在欧盟、土耳其等地，主动应对国际贸易竞争，更受到国人的尊重和世人的瞩目⑥。

更加引人注意的是，最近十多年来，温州商人把他们在本地组建民间商会的成功经验推向全国，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组建了上百家温州异地商会。

异地商会的兴起，是对现行社团管理体制和行业管理体制的一大突破，并对中国大范围的市场格局和多中心治理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温州商会的大量涌现及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日益突显，大大增强了社会的自组织化程度，并且以其独特的组织优势公开地介入社会公共事物的治理之中，成为不同于国家力量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力量，对社会的运作甚至是政府的决策和目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效地促进了地方治理的转型。

二、温州异地商会兴起的生发机制：原因与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蓬勃发展的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相呼应，全国各地的温州人开始自发组建自治性的社会团体——温州异地商会。

自1995年第一家温州异地商会在昆明成立以来，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的温州人纷纷在各个省和自治区的大中城市组建异地商会。

根据温州市经济协作办公室的统计，截止2005年底，全国各地由温州人建立的地级市以上的异地商会已有136个之多。

这些民间组织活跃在中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成了温州商人在异乡合作创业以及与当地政府和民众沟通联络的“娘家”，其中51个商会成为温州市政府招商引资的联络机构。

目前，欧盟、美国、阿根廷等地也建立了温州商会，截止2004年底，海外温州人在六大洲40个国家和地区，共建立了85个侨团(包括以温州华侨为主的侨团、温州华侨担任侨领的侨团、与温州华侨关系密切的侨团)，其中有36个侨团成立了市政府招商引资联络处。

1.“温州人经济”的快速发展：温州商会兴起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凭借其地理位置偏僻、旧体制和禁锢性政策的约束力相对薄弱的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政策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率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以生产小商品的家庭工业为主体、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千军万马闯市场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迅速发展了地方经济，并在短短的十多年间就初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温州本地的原始积累已完成，资本开始出现向外扩张的需求。

而异地温州人的经商模式已开始从个体商贩向商圈经营转换，温州店逐渐扩张成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商贸城，“工厂+专业市场”的温州模式开始向外克隆。

在外经商、投资和创业的温州人，创造了蔚为壮观的“温州人经济”，突出表现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领域不断拓展，经营方式不断创新。

近两年，温州人在外新创工业企业3140家，商品交易市场100个，增加工业总产值500亿元，贸易业销售额480亿元。

而且随着民资准入领域不断扩大，目前在外温州人经营产业已由加工型、贸易型向多方位发展，在房地产、建筑业、公用设施、教育、旅游、对外贸易、高科技产业等领域均有涉足，其中加工型产业方面已涉及22个行业。

在创新营销方式上，温州人开始走向品牌化经营。

永嘉人在广州做品牌代理的达2000人，年销售额达50亿元左右，拥有世界著名品牌的金利来、卡丹路、花花公子、梦特娇、华伦天奴、都彭及一批国内品牌的代理资格，并基本控制了皮具世界著名品牌的代理权。

如卡丹路品牌源于意大利，被温州人孙小飞以2000万元买断⑦。

可以这么说，与当初温州人在外摆地摊、办市场不同的是，今天的“温州人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据温州市经济协作办统计，截至2003年底，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累计投资额达到1760亿元，创办工业企业1.88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600亿元，相当于当年温州工业总产值的60.4％，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960家，产值超亿元企业就有180家；创办商品交易市场240个，贸易业销售额达到2880亿元，相当于当年温州贸易业销售额的3倍。

新的经济模式需要更高级的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而近年来温州异地商会的大量涌现及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的显著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温州人经济”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

2.温州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壮大：异地商会兴起的阶层基础随着“温州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投资创业的温州民营企业家队伍也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的温州人达220万人之多。

在许多温州人创业集聚的城市，如上海、北京、西安、杭州、昆明、南京等地，温州人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或阶层。

“温州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主阶层的崛起，客观上需要一种利益代表、利益聚合和利益表达的组织或机制，以适应该阶层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聚合和表达，实现行业利益和阶层利益的最大化。

由于当前我国法制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某些地区市场意识的滞后和当地民众的排外心态，在外投资创业的温州企业家，一方面凭借自己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善于把握商机的能力，不断壮大自己的财富，而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地不公正待遇。

作为个体私营企业，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信息市场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市场上，如招工、用地、税收、贷款、融资、担保、经营许可、产业准入等方面，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相比仍然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

更严重的是，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往往受到当地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故意刁难，乱收费、滥罚款，如果不通关节或没有特殊的关系网，民营企业要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都很困难。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在异地的温州企业家通过成立一个商会组织，一方面，扮演了温州商人群体的利益代表、利益表达者的身份，向政府及时反映本阶层的经济和政治诉求，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影响当地政府的公共政策，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商会积极发挥其中介作用，沟通和协调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排解不正当的行政干预及其他侵权行为，努力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积极为民营企业争取其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的“国民待遇”，将行业利益、企业家阶层的个体利益有序地组织、集中起来，传达到政府决策体制中去，从而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准制度化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