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领导文化的比较

题目：中西领导文化的比较

内容提要：领导文化作为领导科学最为重要的形上之思,其建构性研究成为新的着眼点。作为领导科学“形上之思”的领导文化,其“形而上”对“形而下”的实践功效,已成为学界研究的问题域。问题域研究的起点是对其内涵的深刻探究和挖掘,并探析其在器物、制度和意识形式上的表征。在此基础上,还必须通过中西领导文化的比较研究,积极吸取他国优秀的领导文化成果,为我国现代一和谐领导文化的建构提供借鉴“因子”。这样才能从结构上逐步建立现代一和谐的领导文化体系,为中国特色的领导活动提供“形而上”的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领导文化;现代与和谐;建构;进路

正文：一、领导文化内涵厘析

领导文化是领导活动在思维中的特殊表现,是文化发展至文化自觉性觉醒时期的产物。在领导者自觉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领导行为、制度和意识等方面的规律性或非规律性文化现象的总结,具有功用性和可借鉴性,分为器物、制度和意识形式这三个层面。在论述领导文化概念中,首先可运用属加种差定义,将其规定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态,为其获得文化合理性提供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对领导文化规律性进行剖析:包括具有规律性的领导文化,即领导者可以从中获得间接经验和教训的领导案例,还包括非规律性的领导文化,主要是从领导文化的“与时俱进”特质分析。根据文化的结构学说,可将文化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部分,与此相对应,领导文化也划分为器物层面领导文化(即领导文化最低层次的表达方式,也是以“物”的形式存在);制度层面领导文化(即是以硬制度的方式存在,主要包括路线、政策和政治文化法律制度形成对领导活动的“框架性”指导);意识形式层面领导文化(是高级形态的领导文化,对领导活动的影响主要是“精神家园式”的指导,具有思维指导性的意义)。此三者合成,才能够将领导文化“串联”成为完整的阶梯式结构,为实际领导活动提供不同层次的指导性意义,真正体现领导文化的价值。

二、中西领导文化发展轨迹及比较

中西领导文化的发展轨迹是中西领导文化比较的基点和起点,下面我们以时间为逻辑进路,概述领导文化的发展轨迹,并进行比较,以便从领导文化的比较中获取有益的“营养”。

(一)时间逻辑视野下的中西领导文化发展轨迹

1.图腾崇拜领导文化。图腾一词源自北印度语,意为同族。这种图腾使人民坚信人与自然物之间存在一种难以名状的亲缘或血缘关系,以求人与自然之间某种直接联系和依靠。图腾崇拜实际上是对氏族或部落的首领崇拜的神化,通过神化合拢氏族势力,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并逐步成为文化习性,最终形成了“萌芽状态”的领导文化。

2.传统社会的领导文化。在古代东方国家,亚细亚文明的“传统社会”一般是指“从秦汉到清末这一段两千年的中国而言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皇权为中心,以士绅统治为半径,划出“熟人社会”的自治之圆,通过这些特征,构筑了传统社会的超稳定政治经济结构。这种结构的治理方式在领导文化上,表现为帝王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领导文化最为集中的表现是专制,一切官僚和非官僚都围绕着皇权展开,以奴性为其最根本的特质。中世纪欧洲国家,基督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当时基督教的普世会议通过一系列基督教教义的主导原则,即规定了信仰的象征。这种教义主要内容是相信耶酥可以复活,相信人死后可以复生和三位一体,在实际教化过程中,将这种教义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整个欧洲社会具有典型的宗教特征,宗教统制着社会意识形式,宗教学说是所有思想的理论根源,所有的科学(法、文、哲等)都必然符合其宗教教义,教义成为社会垄断者,在世俗权力中,充满着对基督的崇拜,形成神权高于世权的领导文化。

3.实证性领导文化。实证性是近现代领导文化最显著的特色,特别是20世纪以来领导科学蓬勃发展后的最大特征。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以部属满意度为特性,二是研究领导文化必须以量化研究为根本,在领导活动过程中,力图通过实证的方式,实现对领导理论研究的实用性和功用性的运用,达到领导活动、领导对象、领导文化三个层面的有机耦合,实现领导文化建构的自觉性。

(二)中西领导文化的两种比较模型

1.情理法的优先权模型。“情+理+法”这是任何国家领导文化中必须面对的三种状态。所谓“情”主要是指人情关系,是从宗族秩序的角度,强调人与人之间由亲疏远近血缘关系而生成的差序格局。所谓“理”就是合理性,合乎人的生存或行为的思维方式,强调的是一种软约束对于人行为的约束力量,追求个体心态的平衡,即行为之后人与人之间感到良好的公正公平,对外主要是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所谓“法”,强调的是以法为行为根本准则,以武力和法律制度的方式规定人的行为,它与合理相对应,

追求的不是心理平衡,更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平静,而是以是否按“既定的制度”行为方式行事,这种公正性带有强迫性和统一性。

东西方领导文化中存在着情理法优先权的差异。东方国家对道德的要求极其之高,历来都强调官德,要求公正地处理公共事务,同时辅以法律体系,以求在情理之外无法公正地处置事件,诉诸“第三者”。“公正的人”处理将显得公平,达到各方平衡,这样便于统治。

西方国家的民主思想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陌生性和独立性方面,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必须遵循共同的标准,因为熟人在关系圈中所处的地位相对不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公正性是以统一的标准进行的,法律成为社会统一的衡量标准,领导者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优先推“法”。同时,尽管法律面对的是公正的群体,但由于法律所面对的是每个特殊的个人,因此在“一刀切”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合理的尺度”,即必须将合法的判断框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这种合法性突破了人性,那么合法性便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失去支持的合法性最终只能走向非法,因为国家权力是民众给予的,一旦民众认定其为非法,那么这种合法性便丧失了生存的根基。因此在法治为优先之时也适度考虑合理,同时也注重人能成其为人的“人情”,三者合力,形成了西方国家领导的路径选择。

2.神一人关系模型。东方国家从原始社会开始,与西方国家一样产生了图腾崇拜,但是东方专制国家与西方国家在神一人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东方专制国家,在利用神的过程中,从未将神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只是作为一种“摆设”,而“天子”则成为神在世间的最高统治者,神的权力从未大于世俗权力,这点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中世纪的西方国家大相径庭,此其一。其二,东方政治较少实现政教合一,封建社会以来,皇帝成为政权最高统治者,而政权的至上性使得宗教等势力必须依附政权,宗教权力小于政权力量。而且统治者都相当崇拜宗教,但是他们都从未“出家”,因此他们只是利用宗教为统治服务,不将神纳入权力中心,防止权力分散,影响到中央集权。其三,东方专制国家强调“和谐”和“天人合一”,人与神之间不具有对抗性,对神都是“崇敬之心”,从自发的角度崇尚一种大同世界的完美。这种和谐的状态导致了东方国家长期以来的人与自然和谐。西方国家则强调政教合一(东方阿拉伯国家也类似),导致了长期以来的神权压制世权,世权成为神权“代言人”,呈现出西方世俗权力与东方国家的巨大差异。其四,西方国家既强调人定胜天,这与其民主文化思维化相关,又强调冒险,形成西方人较为激进的人性特征。此外东西方国家神一人关系中涉及到管辖范围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神较多地干涉人间的事务,因此教徒参政成为司空见惯;而东方国家的神较少干涉到人间的事务,而是管辖好份内之事,因此世外之人变成为“尘缘已了”的人。

三、建构现代一和谐的领导文化进路

走向“现代一和谐”是领导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进行领导文化改造、实现领导文化自觉的必然途径。只有通过领导文化的自我改造,抛弃旧的领导文化,不断催生新的领导文化,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为社会服务,逐步实现领导文化与现实有机结合,最终实现现代一和谐领导文化的生成并对实践起指导作用,而这正是领导文化发展的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