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杨绛

钱锺书的爱情
钱锺书痴心于学术，这一生的爱情 史非常简单。概括起来，应只有两 个字 —— 杨绛。
“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杨绛，原名杨季康。父亲杨荫航是上海一名著名律师。杨绛天资 聪颖，小小年纪便才华显露。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 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 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 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 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 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1932年初，杨绛大学毕业，她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 院做外国语研究生。据称：“杨绛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才貌冠群 芳，男生求为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杨绛之所 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 月下老人的红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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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 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 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 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冰心生前评价“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 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有 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 可爱的一对朋友。”
“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娶她之后，从未后悔”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正式婚礼。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 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 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1937年女儿出世，杨绛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照顾钱锺书的 饮食起居和学习。每当钱锺书被灯泡坏了等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总是说“不要紧，有我 呢”。就连钱锺书因为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也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 杨绛产后虚弱，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钱锺书常在家闯些小祸，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他 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 上了……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钱锺书一听就放心了。果然，杨绛回到家，把桌布洗得 干干净净，台灯、门轴也一一修好。 家在杨绛心中是人生的核心。自从嫁给钱锺书后，杨绛一直甘愿做“灶下婢”，不辞 辛劳地操持家务。以至于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有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 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 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 书痴人痴福。”
共克时艰
郑土生回忆：“1966年，有人污蔑钱锺书先生，说他的桌上不愿意放毛主席的著作，并贴 出大字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罪名。杨绛先生觉得冤枉。那天晚上天快黑了，她带着钱 先生，拿着手电筒和浆糊，把写好的一张小字报贴在大字报的下面，申明没有这回事。当 时，我看到了这一幕，他们也不避我，但是彼此间都不敢说话，贴完小字报就走了。” 反贴大字报，这还得了。“所有老干部和‘老先生’都不敢在人家批评自己的大字报下面 反驳，杨绛先生立刻被拉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革命群众要她低头认罪，谁知杨绛竟 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着脚说：“就是不符合事实！”郑土生说：“整个‘文革’期间， 敢和革命群众发脾气的，外文所只有她一人。她晚年谈起这事还不无得意，因为她坚持不 认假账、不说假话，爱护了钱锺书先生的名誉。”
后来，两人一起被下放到干校，他们被分去了不同的地方，但时常会在杨绛所在的菜园里 相会。有时，杨绛为了见钱锺书，也要冒危险。一次下雨，她穿着雨衣、雨裤、长筒雨鞋 去钱锺书的宿舍看他。路上泥泞不堪，她穿田地、渡水塘、涉小河，一脚水，一脚泥，终 于到了钱锺书的宿舍。推门进去，钱锺书很吃惊，杨绛只说：“来看看你。”
1966年8月9日，杨绛在“文革”中首先被揪出来，三天后，钱锺书也被揪了出来。运动中， 杨绛还被蛮不讲理的造反派剃了阴阳头，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她泰然处之，回家后连夜 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戴在头上照样和钱锺书手挽手地去买菜，她还自嘲地说：“小时 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 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杨绛怀孕时，钱锺书谆谆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 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而杨绛心里对于“像我” 并不满意，她想要一个像钱锺书一样的女儿。女儿出世后， 钱钟书抱着女儿看了又看，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 喜欢的。” 从1994年开始，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 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 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杨绛 写道，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 1997年，被 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杨绛还得到 医院看钱锺书，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她最大的难题是怎 么告诉钱锺书。百般思量，起初继续装作女儿依然安好。过 了4个月，见钱锺书身体较好，杨绛才花了一个星期，一点 一滴说出来。 一年后，钱锺书也相继去世。杨绛兑现对钱锺书的话，开始 写《我们仨》。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与妈妈相 依相偎。写到动情处，杨绛的泪水落在纸上，不能自已。 2003年，《我们仨》出版，扉页上一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 仨”，叫多少人读之泪下。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曾这样感叹一 家人的失散。在《我们仨》的结尾处，杨绛把自己比作一个 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 觅归途。”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钱锺书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读文学。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 院研修文学，但名额已满，于是她自修西方文学，有时间就钻进 图书馆，按照文学史的顺序，一个个经典作家的作品往下读。 “作为锺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 流思想的。”“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 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 1941年，钱锺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 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 城》。为支持钱锺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 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 心甘情愿做“灶下婢”。钱锺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读 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 杨绛这个“灶下婢”不光要对付一切家庭琐事，还要有惊人的胆 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 地把钱锺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锺书的短篇小说集《人· 兽· 鬼》 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 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锺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 “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 人、朋友”。
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 掺少了，又不禁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 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 人的衣服。后来，公公病重，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过。” 杨绛之贤，由此可见一斑。
初次见面，杨绛眼中的钱锺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 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 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在 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 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 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 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 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