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李时人内容提要：越南古代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其古代散文体小说基本上是“汉文小说”，其发生、发展深受中国小说之影响。

16世纪前期模仿和借鉴中国《剪灯新话》的短篇小说集《传奇漫录》的出现标志着越南古代短篇小说的起步，17世纪以后出现的《皇越春秋》等长篇小说则深受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关键词：越南古代小说；渊源；发展；中国古代小说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曾将“诗歌”说成是人类“童年”的艺术，而将“小说”说成是人类“成年”以后的产物。

[1]这应当是一个既符合历史、也很形象的说法。

确实，散文体小说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叙事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此为世界范围内文学发展之规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概莫能外。

欧洲各国的散文体小说在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之际兴起，至19世纪达到创作的高峰。

而随着近世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政治、军事的强势“输出”，西方文学，特别是欧洲的小说亦大量输入世界各地，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其它地区文学发展的格局和方向，以致这些地区文学以往的历史都在西方文学的遮蔽下显得暗淡和模糊起来。

比如在“东亚汉字文化圈”[2]，不仅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散文体小说和多次小说创作的高潮，而且由于受到中国的影响，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古代小说创作方面也有过突出的成就。

本文即试图对中国古代小说在越南的影响以及越南古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情况进行必要的分析和介绍。

（一）越南有两千多年可考的信史：前一千多年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曾是中国历代王朝直接统治下的郡县；后一千年，即自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丁部领削平“十二使君”，建“大瞿越”国开始，则成为独立的国家。

而从丁部领于开宝八年（975年）被宋王朝封为“交趾郡王”、李朝国王李天祚于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被孝宗封为“安南国王”始，至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以前，越南的历代王朝又一直是中国的“藩属”。

[3]正因如此，越南的历史文化与中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以郡县北属中国的时间内，今越南地方深受中国文化的泽被。

秦汉以来，正是中央政权派出的地方行政长官，如东汉时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等，“教其耕犁，使之冠冕”，“建立学校，导之礼仪”，使这一原先尚处于比较原始社会状态的地区，逐渐得到开化。

[4]至东汉灵帝中平年间已有交趾人李琴通经史，举茂才，仕至司隶校尉。

[5]唐时的爱州（今越南清化）还出了一位登进士第，累官至德宗朝宰相的姜公辅。

姜公辅创作的《白云照春海赋》（见《历代赋汇》卷六）流传至今，其弟公复也曾中进士，仕至比部郎中。

[6]越南独立建国后，历代的典章制度、政治措施无不模仿中国。

来自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广泛、深入地渗入到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儒家思想被称为“儒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历代皆建文庙，四时祭祀。

与此相应的是文教方面仿照中国的科举制，主要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

由于中国文化的长期滋润，古代越南不仅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甚至民俗民风亦打上中国的烙印。

越南人的姓名同于中国姓名，宗族关系、婚丧礼俗亦与中国相似，甚至节日风习，如除夕辞岁、元日迎春、五月端阳，亦与中国相同。

所以连胡朝（1400年——1407年）开国的国王胡季S在《答北人问安南风俗》中也这样写道：“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

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7]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的面貌，汉字的长期使用和汉籍的大量输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越南通行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但汉字在越南却通行了二千年，贯穿整个越南古代的历史。

即使是作为独立国家的一千多年，越南举国上下仍然统一使用汉字、汉文。

虽然13世纪时越南开始出现一种利用汉字的表意、表音功能拼写越南语的“喃字”， 14世纪逐渐体系化，在文学创作上开始应用，但喃字的创造又与汉字有着极大的关系，而且自始至终都未能摆脱对汉字的依赖。

这是因为“喃字”主要是借用汉字或汉字构件形成的复合体方块字，结构复杂，笔画繁多，又一直是一种自发形成与发展而未经规范的文字，特别是要想写出和准确理解“喃字”，首先必须通晓汉字，所以越南“喃字”的使用不仅要依赖汉字，而且使用的范围有限，始终未能成为通用的文字。

与汉字在越南通行相辅相成的是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

10世纪末越南独立并成为中国的藩属后，曾从官方途径获得大量的汉文经典，如史载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宋廷曾赐前黎国王黎恒《大藏经》（《安南志略》卷一），景德四年，又赐前黎“九经及佛书”（《宋史·真宗本纪》）。

另外，出使中国的安南使臣也曾大量购买书籍。

如《宋史》记载，宋徽宗大观年间，安南贡使至汴京，就经过特许，购买了大量汉文书籍。

[8]至于以后千余年通过民间商贸往来和其他形式的交往输入安南的书籍更应该是大量的。

虽然由于气候炎热潮湿，加上历代兵祸频仍等原因，越南未能像日本和朝鲜半岛那样保留下来大量中国古籍，但汉籍曾经大量输入，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长期使用汉字以及汉籍的大量输入，深刻地影响了越南的古代文学：一方面是以汉字为书写工具，并且采用“汉文学”各种艺术形式的文学创作，即越南“汉文文学”不仅与越南古代的历史相始终，且渐次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后起的“喃字文学”，作为越南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也深受汉文学的影响。

与中国的情况相仿，越南的“汉文文学”作品也是以诗文为主流的，特别是中国的诗词歌赋更为历朝国王、贵族和士人所推崇和仿效。

虽然在越南独立之初的丁朝和李朝，通晓汉文者以佛教僧侣为多，现存诗歌多呈禅语，但至陈朝（1225年-1400年），从国王、宗室、大臣到普通读书士子，吟诗作赋已经蔚然风气，如《越史通鉴纲目》记载当时刊行的诗文集已达20余种。

后黎朝享国最长（中间有间断），汉文文学更显鼎盛。

其建国初年有著名诗人阮廌（1380年-1442年），至黎圣宗时，因科举以经义诗赋取士，科场文尚典雅，词气浑厚，称“洪德文体”，圣宗自称“骚坛元帅”，与文臣申行忠、杜润等二十八人互相倡和，编为诗集《琼苑九歌》。

后黎后期还出现了杰出诗人邓陈琨（1710年-1745年）和黎贵惇（1726年-1784年）这样精通汉文经典、著作等身的学者和作家。

1802年阮福映统一越南，科考更重视文章诗赋。

[9]读书人多攻经史、诗赋，故作家辈出，使因战乱而显得衰微的文坛重现生机。

至20世纪初主张越南文字拉丁化的潘佩珠（1867年-1940年）等人，也曾是汉文诗文的名家。

越南的“喃字文学”主要是诗赋等韵文作品，最初，陈朝的文人学士用“喃字”作诗，采用的是中国七律形式，称为“国音诗”，但词藻多用中国。

15世纪后又根据越南语音创造出一种“六八体”，最后是将汉语七言诗和六八体结合起来，创造出“双七六八体”诗。

自15世纪初至18世纪后期，喃字诗赋的创作逐步发展，其间出现了阮廌的《国音诗集》、黎圣宗和骚坛会的《洪德国音诗集》、阮秉谦的《白云国语诗》等代表性作品。

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拼音文字通行前，则是“喃字文学”最为繁荣的时期。

这一时期不仅作品数量繁多，而且先后出现被后世越南文学史家称为越南“三大古典名著”的《征妇吟曲》、《宫怨吟曲》和《断肠新声》（《金云翘传》）。

“喃字文学”中，有不少以叙事为主的“喃传”（又称“国音传”、“演歌传”）。

一般认为“喃传”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开始产生，最早的作品可能是佚名《王嫱传》、《苏公奉使传》、《林泉奇遇传》（又名《白猿孙恪传》），皆用中国的七言诗连缀的形式。

后有《庈庍传》首用六八体。

16、17世纪“喃传”的作品还不是很多，阮有豪（？ -1713年）的《双星传》及佚名《天南语录》等是少数知名作品。

至18、19世纪则出现了“喃传”创作的高潮，主要作品有阮辉似（1743年-1813年）《花笺传》，范彩（1765年-1813年）《梳镜新妆传》，阮攸（1765年-1820年）《断肠新声》（《金云翘传》），阮辉琥（1783年-1888年）《梅亭梦记》，李文馥（1785年-1849年）《西厢传》、《玉娇梨新传》，阮廷炤（1822年-1888年）《陆云仙传》以及佚名《女秀才传》、《芙蓉新传》、《二度梅传》、《佛婆观音传》等。

陈光辉曾对越南的“喃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存之“喃传”除了少量取材于中国的史传传说、佛教宝卷、戏曲及粤曲（木鱼书）外，多数都与中国古代小说有关，或直接取材于中国古代的小说，或受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所创作。

[10]而这些“喃传”的创作一方面可证明中国古代小说对“喃传”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亦可证明当时中国古代小说传入越南的种类和数量都应该是可观的。

（二）“喃传”以韵文形式叙述故事，因此实际上是一种长篇叙事诗。

而纵观整个越南古代，散文体的叙事小说只有汉文小说，也就是说，越南的汉文叙事实际已经达到了叙事艺术的一个更高层次。

当然，这种散文体小说的出现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渐进积累而终至成熟的过程。

越南最早的散文体叙事类作品也是史书。

在中国史学的影响下，陈朝首开国史馆，陈圣宗时由翰林侍读、兵部尚书、掌史官黎文休（1230年-1322年）撰写的汉文《大越史记》三十卷是越南的第一部“正史”，成书于1272年。

此书完全按《史记》体例，并在叙事后有“黎文休曰”的评语。

[11]完成于陈废帝昌符元年（1375年）的汉文《越史略》三卷则是越南最早的编年史，“此书自唐以前大体全袭史文，自丁部领以下则出其国人之词，与史所载，殊有异同。

”（《越史略》卷一）又，黎仁宗延宁二年（1455年），曾命潘孚先续撰汉文《大越史记》，成《史记续编》四卷。

圣宗时，吴士连又奉命综合黎文休、潘孚先著作重修《大越史记全书》，[12]至洪德十年（1479年）完成。

大约从14世纪开始，受中国影响，越南也出现了“史传”以外的汉文叙事作品。

最早是一些带有中国古代杂史、杂传和志怪书性质的作品，其中首推14世纪初李济川所撰的《粤甸幽灵录》，[13]传世本皆有李济川作于陈宪宗“开祐元年（1329年）春正月”的序。

其内容主要是记载越南各地祠庙所祀诸神及其灵验异事，全书28篇，又分“历代仁君（附后妃）”（7篇）、“历代人臣”（11篇）及“浩气英灵”（10篇）三类。

每篇内容，首叙诸神之传略，次述其显灵事迹，最后则记其褒封之名称。

《岭南摭怪》是越南另一部著名的早期汉文叙事作品，性质与《粤甸幽灵录》相差不多。

传世《岭南摭怪》抄本和异本甚多，多种抄本都有武琼（1453年-1516年）于黎圣宗洪德二十三年（1492年）所写的序。

据武琼序，《岭南摭怪》原有旧本，他只是进行了一些加工润色。

至于作者，武琼说：“不知作於何代，成於何人？意其草创於李、陈之鸿生硕儒，而润色於今日好古博雅之君子矣。

”如按武琼的说法，似乎《岭南摭怪》的旧本应是公元14世纪以前的著作，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估计其成书不会早于15世纪，至少晚于《粤甸幽灵录》，因为《岭南摭怪》中有四篇（《李仲翁传》、《伞圆山传》、《龙眼如月二神传》、《苏沥江传》）实际上是直接袭取自《粤甸幽灵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