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色起义精神

论百色起义精神

作者：唐国辉

来源：《桂海论丛》2010年第01期

摘要:百色起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涵盖了党的政治信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策和宗旨等。百色起义精神光照千秋,弥足珍贵,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坚持和弘扬百色起义精神,因为百色起义精神永远给与我们无限的启示。

关键词:百色起义;精神;内涵;价值;启示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1494(2010)01-0039-05

收稿日期:2009-12-11

作者简介:唐国辉(1952-),男(壮族),广西德保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党的建设理论、中共党史、政治制度学等研究。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陈豪人、雷经天、韦拔群等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百色起义。百色起义不仅被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在全国政治上同样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同时,也孕育了百色起义精神。百色起义精神光照千秋。百色起义精神是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巨大的精神动力。

一、百色起义精神的内涵

百色起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涵盖了党的政治信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策和宗旨等。概括起来其内涵是:心怀理想,坚定信念;实事求是,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开拓创新;为民谋利,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民族平等,精诚团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心怀理想,坚定信念。百色起义前夕,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敌强我弱、敌多我少、敌大我小。邓小平、张云逸和李明瑞同志等红七军官兵心怀理想、坚定信念,坚信中国共产党必胜,中国国民党必败,红军必胜,白军必败。卓有成效地实行“将变”和“兵变”,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胜利地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右江革命根据地与相继建立

的左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5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武装力量逾万人的为全国所瞩目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极大地动摇了西南地区的封建反动统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百色起义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李明瑞和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在滇黔桂边界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实事求是,遵循规律。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张云逸等,坚持实事求是,遵循规律,正确地领导了百色起义。一是实事求是,遵循统战规律,认真做好旧军队中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党中央领导人认为,想把李明瑞争取到革命阵营是“幻想”,主张用武力把李明瑞从广西赶走。邓小平认为李明瑞虽系旧军人出身,却主动与我党作过联系和合作,有倾向革命阵营的进步性。因此,邓小平开诚布公地向李明瑞指出:“参加革命,才是出路。再搞军阀混战是没结果的。”同时明确表示,我党请他担任红军领导人。对李明瑞给予政治上的充分信任,进一步打消了李明瑞的思想顾虑,坚定了李明瑞加入革命阵营的决心。李明瑞最终明确表示“我投奔共产党,心已定,愿已足,今生别无他求,唯矢志共产主义事业。”[1]毅然率部参加了作为百色起义一部分的龙州起义。1929年底,邓小平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向中央建议,吸收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对李明瑞绝对不能存“丝毫的幻想”。邓小平实事求是,据理力争,说服了中央领导,批准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实事求是,遵循起义规律。1929年12月百色起义前,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执行中央关于起义的指示,但认为中央“限定十天,未免机械”,应在准备工作就绪后选择有利时机举行起义。三是实事求是,遵循政权发展规律。邓小平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搞同一的革命政权形式,分别在左右江地区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等政权机构。四是实事求是,遵循土地分配规律。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对“共耕社”,只在个别地方进行试点,没有普遍推开。

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关系到百色起义的成败。广西特委讨论革命发展战略方向时,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广西的实际,因地制宜,主张把革命的主力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左右江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对此敢于负责,勇于承担责任。1929年10月中旬,在广西政局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果断地率领我党在南宁掌握的三支部队,分别挺进左右江地区的百色和龙州。创建了拥有16个县、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约100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传达“左”倾冒险主义的精神和要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城市的指令。对此红七军前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前委书记兼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为代表,认为红七军不足一万人,力量装备都不强,所以不赞成去打大城市,主张首先团结内部,壮大力量。为顾全大局,邓小平与张云逸商量,以执行中央决议为宜,攻打大城市,行不通再说。

为民谋利,依靠群众。为民谋利与依靠群众是辩证的关系,为民谋利是依靠群众的前提和基础,依靠群众是为民谋利的必然要求。在政治上,正确制定和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在群众关系上,邓小平深入群众,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对侵犯群众利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给予严肃处理。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民

族政策,坚持为各族人民谋利益,使根据地各民族达到空前团结,激发了各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广大群众真心拥护红色政权,踊跃参军参战,军民密切合作,团结奋斗。广大贫苦农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翻身,因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许多翻身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赤卫队。

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历史。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调离广西。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领导人率红七军历时10个月,纵横7000里,终于完成了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使命。这次被红七军官兵誉为“小长征”的行军之难,并不亚于日后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张云逸大将曾回忆:“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值得骄傲:一是率领红七军进行‘小长征’,二是随毛主席参加‘大长征’……。”[2]新中国成立后,百色市经过民政部门能收集到姓名并追认为烈士的就有4000多人,还有数以万计的无名英雄长眠在右江土地上。田东县百谷红军村有85户131人参加赤卫队和红军,其中,16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东兰县有9000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有6339人被敌人杀害,仅记录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2225人。

民族平等,精诚团结。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唯一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沿边根据地。右江地区聚居着壮、汉、瑶、苗、仫佬、彝、回等7个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5%左右。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红七军领导人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方针政策,坚持我党、我军为各民族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坚持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了各族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认真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建设革命根据地和拥军支前的积极性。红七军成立时约5000人,其中壮族约占一半,从右江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12位将军中,就有7位是壮族。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这是百色起义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到右江地区开展工作时,新婚妻子张锡瑗就已经怀孕了。孩子出生的时候,他正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但他的妻子因得了产褥热去世。邓小平来不及操办丧事,就匆匆返回左右江根据地。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韦拔群奉命留守根据地,只带21师的番号和74名战士回到右江。1932年10月19日,因叛徒出卖被害,时年38岁。韦拔群一家20人几乎全部牺牲。韦拔群以大局为重,毅然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重建部队,表现出宽广无私的胸怀。邓小平于1962年12月为纪念韦拔群烈士牺牲30周年题词:“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