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向警予的初心与使命

奶奶向警予的初心与使命作者：蔡楠余玮来源：《祖国》2019年第17期1916年夏天，一位出身商贾之家的土家族女青年到湖南溆浦开办起第一所男女同校的新式学堂，并任校长。

这位外表俊秀、性格直率的女校长，倡导男女平等、破除封建思想，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女生们放脚，还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

这位女子后来成长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她就是我的奶奶、中共“惟一的一个女创始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

奶奶向警予的一生只有短短33年，却是充满信仰与忠诚的一生。

她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然而现实使她认识到此路不通。

在经过反复的寻找比较之后，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迅速地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从此，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献给了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

尽管我与奶奶没有机会会面，但是她一直在我梦里，我对她的生平与经历十分的熟悉。

她没有走，她一直活在我的世界里。

在我眼里，奶奶英勇、坚定、顽强，有智慧、有胆识、有能力、有才华。

在遗存的一份份家书中，我似乎看到她铁骨铮铮外表下柔情似水的一面。

这是革命者最真实的人性：对反动派金刚怒目，对亲人柔肠百结。

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奶奶的乳名是“九九”，她自称“九儿”，入学后取学名为“俊贤”。

她有一个“很好”的出身，她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是湖南溆浦县最大的商号“鼎盛昌”的经理。

曾祖父思想开明，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

奶奶小時候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候，救国主义思想在一些热血青年大脑里滋生、扎根。

奶奶的大哥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大哥曾留学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湘西同盟会负责人，奶奶在她大哥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开始关心时代风云，感受社会脉搏。

可以说，我的伯祖父也是奶奶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1912年秋，奶奶到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

后转到周南女校深造，改名“警予”，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

当袁世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定后，她和长沙的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演讲，唤起同胞们救国救民的热情。

奶奶在这里因与蔡畅的同学关系而结识同龄的蔡和森和年长一岁多的毛泽东。

在参加反袁的群众运动中，奶奶一面以热情的演说动员群众，一面用战斗的文章抒发激情。

她的文章不仅文笔流畅，字迹端秀，而且切中时弊，尖锐泼辣。

新民学会先驱萧子升曾回忆：“她的文笔优美，书法亦出色，更具有天赋的讲话才能。

她天生一副动人容貌，不加修饰，美貌之极。

”奶奶读书期间写下的作文，有10篇保存至今。

每每读来，我十分感动。

“吾才庸，不能为国，毋蚀国可矣;吾才庸，不能使人人毋蚀国，以诏吾子可矣。

”这段话出自奶奶20岁时写的作文《田状元传》，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

年纪轻轻的奶奶，忧国忧民之心是多么的沉重而执着。

正因为此，她才义无反顾地放弃优裕的家庭生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16年夏，奶奶从周南女校毕业，怀着“妇女解放”和“教育救国”的抱负，回到家乡溆浦，创办一所男女合校的学堂——溆浦女校。

在奶奶和其他老师的影响下，许多女孩勇敢地向束缚妇女的陈规旧俗挑战，向几千年来的封建迷信宣战！当年，奶奶就是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榜样，她不听父母之命，勇敢地拒绝了国民党军官的求婚。

为了办好学校，奶奶从长沙、常德等地邀请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担任女校教师。

不少教师以后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溆浦女校从教育救国的基地变成了革命的据点。

奶奶不但注重在校内对学生的学习品行进行培养，另一方面，还注重在校外培养学生的社会公德。

她还组织了“清街团”上街，把溆浦的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却没想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原来是有些头脑守旧的人，认为这种行为有伤风化。

奶奶从这件小事看到了国家的腐朽，她感到要改变国家的现状，必须从挽救民心着手。

“向蔡同盟”佳话的背后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识，砥砺品行”为宗旨。

奶奶得到消息，很想出去干一番“真事业”。

于是，她来到北京，了解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情况。

奶奶和我的爷爷蔡和森在长沙时相识，在北京双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志趣相投，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

1919年秋，奶奶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同年10月与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

12月，我的奶奶、爷爷蔡和森、姑奶奶蔡畅等30多人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船，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万里征途。

1920年2月，奶奶一行人来到巴黎，在蒙达尼女子公学补习法文，并先后在树胶厂、纺织厂做工。

在学习上，她一直非常勤奋，有着坚强的毅力。

面对陌生的法文，她不停地翻阅字典，一字一字查出原意，虽然学习是那样困难，但只要找到一本在国内所读不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她就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

到法国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她就基本上掌握了法语，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她为革命刻苦学习，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以致“煎伤太过”，几乎“不能支持”。

就这样，她还感到“心潮起落，不止百丈”，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奶奶给在国内的毛泽东写信说：“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餍予之所欲，奈何？计惟努力求之耳！数年后，或有以报同志。

”在法国，奶奶还广泛地接触法国工人阶级，受具有巴黎公社斗争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在留学期间，奶奶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密切注视着世界形势和国内斗争，表现出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

共同的革命理想，使奶奶与爷爷蔡和森这两颗青春火热的心融合在一起。

1920年5月，他们在法国蒙达尼的一间木板平房里正式举行婚礼。

他们把热恋中互写的诗作印制成一本《向蔡同盟》，在婚礼上择篇朗诵，表示要在革命的征途中，互相勉励，共同向上。

于是，人们把这对革命伴侣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

婚后，他们还给国内的亲人寄来了结婚照片。

我经常翻看这照片，看得发呆，照片上他们两人肩并肩坐着，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看得出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上的。

当年，他们一个简单的婚礼，轰动了蒙达尼全城。

“向蔡同盟”，不仅仅是男女爱情上的同盟，信誓旦旦，更是理想事业上的同盟，同舟共济。

毛泽东曾称“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封建婚姻同盟’”。

的确，革命者爱情的基础，首要的是志同道合。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结合，便是“向蔡同盟”之后的又一支浪漫曲。

奶奶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当年，她不但与爷爷共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与计划，同时向各路宣传，陈诉建党之急。

之后，奶奶与周恩来、李立三等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

因此，毛泽东曾在延安与美国作家斯诺追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时指出：“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她是我党惟一的女创始人。

”1920年8月，奶奶在法国寄给我的曾祖父母一张明信片，上面赫然写道：“爹爹妈妈呀，我天天把你两老家的相，放在床上，每早晚必看一阵。

”“我的爹爹呀，不要愁，你的九儿在这里，努力做人，努力向上。

总要不辱你老这块肉与这滴血，而且这块肉这滴血还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光明。

”在这封寄自遥远的法国的来信中，那一声“爹爹妈妈”，喊出了一个女儿对父母的深情。

这封家书，既抒发了奶奶对父母的思念之情，也表明了自己立志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决心。

在书信里，她还与我的曾父母分享幸福：“和森是九儿真正所爱的人，志趋（趣）没有一点不同的。

这画片上的两小（指明信片的正面印有两个外国小孩）也合他与我的意。

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纪的小孩子。

”这是她对真爱的直白，也是她对终身伴侣的坚定选择。

用鲜血写下光辉的一页1922年初，奶奶回国后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

这年4月，姑姑蔡妮出生于上海香山路的一个小阁楼里。

爷爷奶奶为爱女取名“妮妮”，纪念“向蔡同盟”在法国蒙达尼的结合。

姑姑出生后，没钱请奶妈照料。

因为交不起高昂的房租，爷爷奶奶经常搬家。

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爷爷与奶奶都当选为中央委员，爷爷负责主编《向导》周报，奶奶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

后来，周恩来在庆祝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大会上指出：“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

”当年，同为中央委员的爷爷奶奶工作更为繁忙。

为了集中精力做好妇女部的工作，奶奶决定借去南方联系工作的机会，顺道回一趟湖南，把姑姑送到长沙蔡家，托给他们抚养。

这年8月，奶奶到了长沙。

因为十分想念曾经的战友和师生，在长沙短暂停留后回到了家乡溆浦。

这是她1919年离开溆浦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溆浦。

当时我的曾祖父已年近八十，我的二舅爷重病在床，家里人十分期待奶奶能在家中多住些日子。

但是，革命重任在肩，奶奶在家中住了不久就匆匆踏上了赴上海的归途。

经长沙时，奶奶得知二舅爷病故的噩耗。

在痛苦难受之余，奶奶于同一天分别给她的父母、六哥、大嫂、二嫂连写4封家书，家书的主题都是一个——劝慰因她二哥病逝而悲痛不已的亲人们。

在给祖父母的家书中，奶奶言：“二哥的噩音，已由瑞堂说着我听了！儿起程的时候他已是不可救治的现象，然不料他辞世竟在我动身后之三日！儿此次远行，在常人眼光看来本属不近人情，盖居家未满三月，又值二哥性命危笃之际，唉！我这样匆匆究竟为什么？造真学问储真能力，还不是对国家对两亲对兄弟对自身的惟一光明惟一希望吗？我为这惟一光明惟一希望而不孝不友之事竟躬犯之，如無所建白，扪心何以自安？！愿我慈爱之两亲对儿多加训迪，儿亦当格外奋发，兢兢业业以图成功于万一耳。

……儿在外，当勤通书信，不使老人悬念。

儿自己身体亦当格外保养，决不奶奶责备自己“不近人情”“不孝不友”，追问自己：“这样匆匆究竟为什么？”回到上海后，奶奶积极投入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中。

爷爷奶奶整日为了革命工作，并无固定的经济收入，几乎全靠微薄稿费维持生活。

有一次，为了解决生活困难，李大钊曾写信给胡适，热情地推荐爷爷的书稿。

信中说：“蔡和森君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是否可以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

”1923年，奶奶怀了第二个孩子。

爷爷不幸“卧病在床，医药无费”，加上“旧年迫近”，“需钱至急”，陈独秀“不忍坐视其困穷而死”，急忙致函胡适，托其向书局催索爷爷书稿的余款，使爷爷“得有医药之费或可活命”。

爷爷奶奶就是这样顽强地在与贫困和疾病的斗争中坚持革命工作的。

1924年5月25日，奶奶在长沙湘雅医院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我的父亲蔡博。

出生不到1个月，为了集中精力做好党的工作，她把我的父亲又托付给蔡家，就由爷爷的姐姐蔡庆熙哺养。

姑姑蔡妮和父亲蔡博被誉为“向蔡同盟”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