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学派的灵魂

布达佩斯学派的灵魂作者：孙佳琪来源：《活力》2015年第23期[摘 ; 要]学术界关于布达佩斯学派是否存在的论题始终争议不断，但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建树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探讨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理论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意义颇深。

布达佩斯学派以激进需要为基础，以激进哲学为特征的人道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直接影响着其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经济的批判与扬弃。

[关键词]布达佩斯学派;激进需要;激进哲学;激进民主制度布达佩斯学派是以卢卡奇及其四位优秀的学生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瓦伊达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研究领域颇为广泛，研究成果亦是基于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批判，融合哲学、社会学、美学等多重领域，以人道主义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存社会主义以及发达社会进行所进行的人道主义批判。

他们对于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探讨是布达佩斯学派屹立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

卢卡奇曾指出，布达佩斯学派研究的共性之一即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探讨扬弃异化以及尽可能缩小人类的潜能与个体丰富之间的差距。

布达佩斯学派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着力于对于宇宙、世界、本源等宏观问题的哲学探讨，而布达佩斯学派则是基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的需要，着力点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重要标志。

一、激进需要需要问题是当代哲学和社会学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来看，需要就是对剩余劳动产品的需要、对使用价值的需要，也就是对经济的需要，而这种把需要等同于经济的需要就是资本主义需要的异化的鲜明表现;马尔库塞对于“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进行了区分，认为人的某些需要是虚假的，是他人强加的;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了人的需要。

然而，布达佩斯学派则认为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需要理论都未能揭示出需要的具体结构，尤其对于“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进行的划分，既缺乏充分的理由，又存在着实践的危险。

布达佩斯学派独特的理论建树不在于从文化层面对人的本质进行探讨，而在于对人类需要结构的具体揭示。

布达佩斯学派认为，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包括衣、食、住、行、金钱、知识和权力，等等，而这些需要都是人们的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价值追求的体现，可以说，需要体现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多元性。

布达佩斯学派关于需要问题的独特阐释主要体现在，其在批判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基础上，从“价值多元性”、“需要的多元性”的角度出发，揭示“对需要的专政”的“野蛮管理”，最终提出“基本需要革命”的构想。

而“基本需要革命”的实现有赖于、甚至取决于“激进需要”的出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需要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在需要的系统中所反映的恰恰是生活方式。

因而在需要系统之内所作的选择就是对某种生活方式或其他生活方式的偏爱”。

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对某种需要和生活方式的偏爱也就意味着价值的多元化，以及需要的多元化，而激进的需要恰恰能够反映需要的多元化。

所谓激进需要，就是“所有在一个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出现的，但在这样的社会中不能被满足的需要”，如社会统治的消除、自由选择共同体、减少灾害，等等。

这就意味着，虽然需要结构产生了变化，但是并不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得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优先满足哪种需要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现存的政治社会中，往往不是采取民主选择的办法，而是采取政治管理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并非所有的政治管理方式都是“优化管理”，由于人身依附关系依然存在，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对需要的专政”的“野蛮管理”。

所谓“野蛮管理”就是通过独裁宣称、甚至禁止现存需要的出现。

面对这种情况，布达佩斯学派提出了“基本需要革命”的构想，他们认为，“对需要的专政”也就意味着对多元需要实现的阻隔，而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法就是进行基本需要的革命。

“基本需要革命”可以说是对现存需要结构的改造，以期产生一个全新的需要结构。

布达佩斯学派认为，“基本需要革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激进需要”的实现。

“激进需要”可以说是以超越现存社会为目的的，它旨在改变当前以统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消除把人作为某种工具和手段的需要。

二、激进哲学布达佩斯学派通过对“激进需要”的论证和阐释，进一步推导出“激进需要”的实现需要上升到哲学的水平上来讨论，需要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指导，这种理论即“激进哲学”。

如前文所述，激进需要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因而若想满足各式各样的需要，现存社会制度却存在诸多缺陷，这就必须通过激进运动抑或是需要革命而不断超越现存社会，但这种运动抑或是革命不能具有盲目性，因而激进需要合理的产生并被丰富。

布达佩斯学派认为，被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哲学已经苏醒过来，哲学迫切需要再次掌握话语权，对现存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

所谓“激进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对现存以依附和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的“总体批判”。

布达佩斯学派，尤其是赫勒本人始终致力于追求理性的乌托邦，而理性乌托邦的构建就需要以激进哲学为指导思想，他甚至认为马克思本人就是这一问题的践行者，他人为马克思致力于通过扬弃异化而建立理性的乌托邦，即共产主义，这就是个体与类之间的扬弃异化，也是通过批判现存社会，积极进行需要革命而产生的。

因而布达佩斯学派激进哲学即是立足于现存社会的多元需要及其满足而对现存制度的批判，不断改造知道达到人的个性的丰富与满足，使激进哲学成为引导激进革命的理论，最终实现世界与人的个性需要的统一。

因而，激进哲学的产生就被赋予了艰巨而重要的基本任务。

首先，激进哲学的目标问题，赫勒认为激进哲学的发展与现存社会的合理乌托邦构想的一致性。

他认为，现存社会所需要建立的合理乌托邦都是基于社会本身不足而提出与希冀的，而激进哲学的核心就是对于现存社会不能满足多元需要的批判，所以它不能长久地跳跃出现存社会本身，而建立一个能够满足多元需要更加多元的每个社会阶段的乌托邦。

因而激进需要所构建的合理乌托邦目标就是对于现存社会、现存制度的批判与改革，是阶段性的革命目标，而这个目标会虽现存社会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其次，关于目标的可能性问题，即合理乌托邦存在的可能性问题，布达佩斯学派从人的需要问题入手，探讨了现存社会的起源与不足，从而建立起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批判社会问题的社会批判理论，因为现存社会所存在的不合理性为合理乌托邦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再次，激进哲学的指导意义问题，即激进哲学促进激进革命的问题，同各类哲学一样，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其不能夸夸其谈所谓的目标与理想，它必须有计划、有内涵地解释“人的生活的存在的问题”。

最后，关于激进哲学的实践性问题，赫勒指出：“一种哲学可以被定义为激进，那么它就不能只作为一种标准被陈述，也要实行。

”因而激进哲学的实践意义对于激进哲学本身十分重要，激进哲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指导性的纲领而引导人的行为，另一个层面，激进哲学自身就是一种实践，它必须在社会理论中彰显价值，因而实践是激进哲学的任务之一。

综上所述，激进哲学是为了满足现存社会的多元需要从人道主义的视域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同时以合理的乌托邦为构想，有计划地指引并引导人们进行激进运动或激进革命的哲学。

布达佩斯学派在激进需要理论的多元性出发，深入探讨现存制度的不足，批判、扬弃，构想合理乌托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意义，同时激进哲学的现实表现则是从形式民主走向激进民主的道路。

三、激进民主制度布达佩斯学派将资本主义特有的民主制度称为“形式民主”，这里所提及的“形式”一词并非意味着虚假、无意义和象征意义，而是说“形式民主”还停留在政治民主层面，并不是彻底的民主或“激进民主”。

“形式民主”的形成主要是源于：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生变化，国家干预和社会保护也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其次，国家不再只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同时还是管理社会的机构，国家的职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最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对分离形成了“形式民主”。

在这种情况下，“形式民主”主要呈现以下几种特征：首先，政治和经济的相对分离，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相对分离，是“形式民主”的标志性特征;其次，在“形式民主”的制度下，允许政治多元化的存在，国家主要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而存在; 再次，关于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观念得到认同;最后，“形式民主”极大地促进了政治平等化。

布达佩斯学派认为现存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对需要的专政”，既没有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其只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全新的专制主义体制。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一，无产阶级自始至终也没有真正的形成或者实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仅仅作为某一种趋势出现;第二，少数无产阶级先锋队在革命成功后，实质上实行的仍是专制主义的精英统治，无产阶级只是他们进行统治的某种名义而已;第三，在现存的社会主义之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完全颠倒，实质上是政治统治决定经济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对需要的专政”呈现出以下几种特征：第一，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完全沦为政治化的领域之一，经济活动屈从于政治决定，脱离国家统治的经济领域完全不存在;第二，国家在消除市民社会的同时，也消除了政治多元化，现存社会主义完全呈现出一片专制主义色彩;第三，现存社会主义吞噬了个人的自由权利，所有的社会控制都依附于政治权利，也就意味着每个人的需要都听从于政治的管理。

所以说，现存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对需要的专政”。

基于上述论证，布达佩斯学派发现，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都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与现存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激进民主制。

布达佩斯学派认为，激进民主制度下的社会应当是一个自治社会，是“形式民主”的革新与完善。

具体而言，自治社会就是在经济领域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实现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实行混合经济，实现经济领域的民主化。

与此同时，还必须实现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实现政治多元化，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的参与政治决策和社会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布达佩斯学派认为激进民主的模式只是寻求人类政治、经济解放的方法之一，并非一种万全之策。

在激进民主的模式下，依然需要道德规范等维护社会稳定的行为的辅助。

激进需要、激进哲学、激进民主制度构成了布达佩斯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布达佩斯学派根据现存社会中的人的多元需要出发，构建了完善的体系即激进哲学以指引现存社会的人扬弃异化，批判现存制度的不满，指引人们走上一条激进运动抑或是激进革命的道路，最终建立激进民主制度，实现合理的乌托邦。

由此可见，激进需要、激进哲学、激进民主制度是布达佩斯学派之所以可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之一的重要因素，同时三者也是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