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第二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本章的基本内容：《管理思想史》第二章主要讲述了以下三部分内容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实践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

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章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

还有许多令人赞叹的管理实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基本融为一体。

由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无不以国家或官府的名义展开，管理实践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过程中才有表现的机会。

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无一例外不是行政中的管理实践。

中国古代的管理实践是一种经验管理。

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

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

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

二是关于中国古代名家管理思想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

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

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

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

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

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

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

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三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

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管理者必须以人为本，“爱人贵民”，认为管理的成败在于用人。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强调组织与分工是管理的基础，建立层次分明的组织体系，家庭是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儒家和法家的富国富民之学都是把一家一户作为一个单位，以男耕女织的个体农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齐家”是管理的主要方面。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重农限商的思想一直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倡导以农富国，《管子》认为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事、本业，韩非提出：“富国以农”。

“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

荀子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

” 商鞅主张以农固国，认为：“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兵力不足也。

”只有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国家才能安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充满着浓重的讲情讲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德服人”等。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重视谋划，主张以谋取胜为上策，适应环境变化，善于权变，不拘泥于既定的清规戒律。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中庸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重要地位，把中庸作为道德标准、决策准则庸。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重求同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

中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地理及经济生活特点使得中国的管理活动获得了一个天然的“隔离机制”，管理体制和思维方式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没有发生过大的文化“断层”、交融与更替现象，长期以来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使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中凸显出求同性。

孔子毕生致力于“克己复礼”；董仲舒甚至把封建统治制度—“道”与“天”联系起来，提出“道之原大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国家的统一始终成为当政者的追求，这种思想被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本章应该掌握的重点和难点：（一）有代表性的管理实践活动1．商鞅变法中的管理措施。

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商鞅（约前390—338，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在秦国进行的一场政治经济改革。

商鞅变法，⑴在法律上承认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的合法化，促进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解放了生产力；⑵按军功授爵，取消旧贵族世袭的政治特权；⑶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实行中央集权；⑷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禁止弃农从商，鼓励开荒，任其所耕，不限多少，以增加封建国家收人，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对从事工商或闲懒贫困之人收入官府为奴；⑸统一秦国度量衡，统一赋税。

变法加强了中央管理，使秦国的奴隶制废除了，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加强,逐渐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秦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

2．文景之治。

西汉文、景二帝时期，出现政治安定，国家繁荣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名刘恒（前202—157），为刘邦之子。

景帝名刘启（前188—141），为文帝之子。

文景两帝在位期间推行汉高祖刘邦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

汉文帝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把原来的十五税一减成三十而税一。

景帝时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把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

人头税、徭役都有所减轻。

同时奖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在刑罚方面，文帝作了两点改变：1．废除连坐法，对犯人全家不再一同问罪，对犯人妻、子不再罚作奴婢．2．废除肉刑。

景帝时又减轻了刑罚。

此即所谓“刑罚大省”。

文景政策的实施，体现了以民为本、繁荣经济的管理思想，合乎封建经济发展的方向，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国家逐渐走向富强道路。

3．万里长城工程建设中体现的管理特点。

万里长城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命令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时，役使40多万人把原来燕、赵、秦等国修筑的长城连接并加以扩建而成的。

万里长城总长6000多公里，气势雄伟。

长城建筑在地势险峻的山巅，工程复杂而浩大，而当时施工仅凭肩挑手抬，其困难可想而知。

长城的建设，第一是有严谨的工程计划。

对工程所需土石及人力、畜力、材料、联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一环扣一环，使工期不至于延误。

第二，严格的工程质量管理。

主要是工程验收制度，如规定在一定距离内用箭射墙，箭头碰墙而落，工程才算合格。

否则返工重建。

第三，有效的分工制。

长城建设在事先确立走向前提下，分区、分段、分片同时展开，保证工程进度的同步性，体现了有效的分工。

4．北宋丁谓的“一举三得” 重建皇宫方案。

我国古人管理策略。

丁谓的“一举三得”方案表明了这一点。

宋真宗时期，大臣丁谓用“一举三得”方案重建皇宫，是一次典型的系统管理实践。

当时，由于皇城失火，皇宫被焚，宋真宗命丁谓重修皇宫。

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不仅要设计施工，运输材料，还要清理废墟，任务十分艰巨。

丁谓首先在皇宫前开沟渠，然后利用开沟取出的土烧砖，再把京城附近的汴水引人沟中，使船只运送建筑材料直达工地。

工程完工后，又将废弃物填人沟中，复原大街，这就很好地解决了取土烧砖、材料运输、清理废墟三个难题，使工程如期完成。

工程建设的过程，同现代系统管理思想何其吻合。

丁谓主持的皇宫修建工程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智慧的管理实践。

（二）孔子的管理思想孔子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1．“为政以德” 的治国思想。

即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行“礼治”或“德治”，把德、礼施之于民，是治国的理想方案。

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富而后教”，轻刑罚，在教与刑上宽猛相济，并反对对民众的过度榨取，要把人当作人，给以起码的生活条件。

他还提出正名的学说，要求巩固等级名分和社会秩序，树立君主权威。

2．举贤才的用人之道。

孔子十分重视人才在管理国家中的作用。

他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

孔子的弟子仲弓向他请教怎样管理政事时，孔子回答说：“举贤才”（《子路》）。

对贤才的标准，一是要“学而优”，学识出众；二是善于通达权变，在内政外交方面能独立行事；三是不求全责备。

3．和与中庸的管理哲学。

孔子继承了前人关于“和同之辨”的正确观点，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他提出“和为贵”，主张“君子群而不党”。

在“和”的方法论上，便是“中庸之道”。

中庸就是达到“和”的方法。

这个方法，通俗地说，就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

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过头与不足同样不好，只有“中行”，即合乎中庸之道，才是理想的人格。

4．以信为本的生存法则。

信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组成他的仁学伦理的基本德目之一。

他认为：如能把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品德推行于天下，便是仁了。

他把信作为“四教”（文、行、忠、信）的内容之一。

孔子认为，从管理国家政事的角度说，“民信”比“足兵”、“足食”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