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没有选择的选择

没有选择的选择原编者按：现年49岁的北京外交学院副院长任小萍女士说，在她事业生涯中，每一步几乎都是组织上安排的，自己并没什么自主权。

然而，读完她的自述，我想您会和我一起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在无法选择工作岗位的时候，至少他永远有一样可以选择，就是好好干还是得过且过。

而这样的选择，往往在根本上决定了将来的被选择。

一、母亲说：何事都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和现在的年轻人不同，我们没有什么择业自主权。

所以每一次，不管被派到哪里，我不会想别的，就想着怎么做好，做得最好。

连干农活的时候都想着一定要跑在前面。

也许我这种个性特点和我母亲的教导有关。

母亲是个凡事要求尽善尽美的人，她不能原谅一件事没有做好。

比如刷马桶，我使劲刷了几次还是没有刷干净，对她说实在刷不干净了。

她不说话，自己拿过去，挽起袖子就刷。

不管用到些什么工具，最终的结果总是，我们做不到的，她做到了。

也许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教育方法，但事实上，在她的影响下，从小我就懂得一个道理，任何事，只要你努力去做，动脑筋去做，没有做不成的。

小时候最辉煌的一件事是上高中时，四川省选了16个学生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是其中之一，也是仅有的两个女生之一。

二、“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1968年，还不到20岁，我去农村插队了三年。

有一天正在西瓜地里干活，北京外语学院工宣队的来招生，把我叫了过去。

于是，我成了北外英语系一名工农兵学员。

上大学后，我才知道自己是班里不光年龄最大，也是成绩最差的学生。

因为大部分同学是从附中直接上来的，已经很有基础了，年纪也要比我小好几岁。

有一天上课，老师问了一个简单问题，第一遍没听懂，第二遍听懂了。

却不知道是怎么回答，于是僵在了课堂上，教师让我坐下，我难受极了。

觉得很丢脸，不坐也不说话，顽强地忍着眼泪不流下来。

老师也很恼火，接着上课，于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下台的我就整整站了一节课。

什么也没听进去，下课后，跑到后院山坡上大哭了一场。

这时候也开始反省，哭有什么用？慢慢想明白了，中午饭不吃，就去找老师道歉，说要回答老师的问题。

第二天，一条横幅悬挂在教室里：“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当然我就是这个阶级兄弟。

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成了被帮助的对象。

三、四年真正的寒窗苦读从那以后，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成为最好的学生。

开始总以为学外语会有什么捷径，问了很多老师和同学，最后才知道，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可言，唯一的正确答案应该就是：外语是“泡”出来的。

所以我非常用功，每天晚上打电筒学到12点、1点，早晨5点起床，不管多冷，对着一棵树就大声地念、大声地背，把头一天学的东西翻来覆去地弄好几遍，直到完全掌握，才去吃早餐。

主要的五项技能，听、读、说、写、译，每一项都得下功夫。

比如说听，每天晚上7点，学校的大喇叭播送一个小时的英语新闻，大家都要穿着大衣三三两两地坐在院子里听；读呢，就是每周一份的《北京周报》，20多页一句不落地从头到尾，把所有的生词都拿本记下来；译，就是把《人民日报》上的重要文章，逐字逐句地译出来，再对照《北京周报》的英文译稿，当时可没有现在的条件。

放寒假时，宿舍里没有暖气，我和几个没有回家的同学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打开水，回来后就钻进被窝里读书。

开水就着馒头、咸菜，就是一天的饭。

读的大都是些英文小说，从早到晚，很少出去。

就这么几年下来，毕业的时候，我的确是全年级最好的学生之一了。

四、被当作英国姑娘的接线生197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英国大使馆做接线生。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喜欢做接线生，我却做得很带劲。

我把使馆所有人的名字、电话、工作范围甚至连他们的家属名字都背得滚瓜烂熟。

有些电话进来，有事不知道该找谁，我就会多问问，尽量帮他准确地找到人。

慢慢的，使馆人员暂时有事外出，并不是告诉他们的翻译，而是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会有谁来电话，请转告什么什么，我成了全面负责的预言台；有很多公事、私事也委托我通知、传达。

这样我也越做越来劲；不怕烦、不怕累，就怕没事干，责任越重越高兴。

有一天大使竟然到电话间，靠在门口，笑咪咪看着我说：最近和我联络的人，都恭喜我终于有了一位英国姑娘做接线生，当他们知道我的接线生还是一位中国姑娘时，都惊讶万分。

据说，大使亲自跑到电话间来表扬接线生，是破天荒的事。

五、“你的翻译比我好上十倍！”三个月后，大概我的名声不错，加上我会打字（当时学校并不都打字，我是在等待工作分配的两个星期里，不愿闲着，天天自己跑到外交人员服务局翻译室学会了打字）。

服务局把我调到英国《每日电讯》记者处。

首席记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战地记者克莱尔·霍林活斯（Clare Haillingworty)女士。

老太太获得过战地记者勋章，授过勋爵，是个玩命工作、不徇私情的人。

由于她对上一任翻译极不满意，两次跑到服务局要求换翻译，局长没办法，只好答应，于是把我调了过来。

按理说，我当时还没有资格做这样的翻译，所以当老太太知道要给她的新翻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学生时，更是生气，坚决不要。

局长说，试两个星期如何，不行再换，老太太才勉强同意。

第一天去上班，我梳着两条小辫，模样很稚嫩。

走进老太太的办公室时，她正在伏案办公，胸前挂着三副眼镜，正眼都没看我，只是手指一指：你的办公室在那儿，就把我支到斜对面的一个屋，让我翻译当天的报纸。

屋里有六份报纸，一台打印机。

我不懂原来的工作程序应该是怎样，也没人教我，只好自己琢磨。

我把我认为她会感兴趣的文章标题摘出来，下面还加一点简短提要。

边译边打，很快就完成了交给她。

一会儿，老太太拿着我译的稿走进我房间，这回戴上眼镜，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

然后指着报上一篇有关氢弹试验的文章说，把这篇直接口译给我听。

我拿起报纸当即口译给她。

译完了，她满意地笑了。

在《每日电讯》工作的一年多里，我真是废寝忘食地工作。

常常从午8点到下午两三点钟连厕所都不上，午饭也是她叫司机带回来一个面包。

而且，总是抓紧机会跟老太太学习，而她也非常喜欢上进心强的年轻人，对我要求很严格。

但在别人面前，她总会说：“你的翻译比我的好上十倍！”由于常常跟老太太外出，和其他几十家报社记者处的翻译熟了，我就想到组织一个翻译“托拉斯”。

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大同小异，实际上是重复的劳动。

如果把工作做一下分工，每人负责一部分，工作效率会提高很多，内容也会丰富很多。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于是我们就开始每人每天把自己负责的那部分译好，然后传真到其他记者处。

这样一来，很多外报记者非常高兴，说这么多年了，一直只能看个大概，现在可以读到更多更详尽的报道了。

一年多后，老太太要回国，还特意跑到服务局说希望我还能继续留在《每日电讯》。

但因为她的继任者是个30岁的男士，按当时的外交规定不能给他派年轻未婚的女翻译，所以老太太走后半个月，我做完工作交接，被调到了美国驻华联络处（美国驻华大使馆前身）。

六、急中生智，获外交部嘉奖按我当时的资历，调我到美联处做新闻翻译官也是史无前例的。

当时中美还未建交，但美国驻华联络处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翻译的责任很重，要让美方满意，又要让中方满意。

我去了以后，和双方都很融洽，没有产生过矛盾。

有一天，一包外交部的文件送过来，接件的美国人看不懂，就来问我是什么。

我一看信封上中文写着“美国联络处”，很象是外交部给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东西，而不是给这里的，格式也和平常送到这里的文件不同。

打开一看，我吓了一跳，里面是外交部的一份绝密文件，显然是被误送到这儿来了。

这下我真是紧张万分，想尽办法支走了那个美国人，转头就给外交部打电话。

不到20分钟，外交部的人就赶到，又费了些周折总算把文件取走了。

因为积极捍卫了国家利益，我获得了外交部的嘉奖。

而美国人对我的工作也很欣赏，当时的美国大使想在中国结婚，而我给他们举办一个中国婚礼。

那会儿是1978年，我自已都还没有结婚，毫无经验。

经外交部同意后，我四处联系，费尽心思，最后终在朝阳区委真的给他们举办了一个中国式的婚礼：拿着大红证书，吃着瓜子、糖果……。

1997年我到美国访问时，当年的大使和他夫人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大型晚会，并在晚会上告诉全体嘉宾：“当年如果没有她，就没有我们的婚姻！”七、成功者的共性：眼前的事先做好我上课时经常会和学生讨论择业观、人生观。

我研究过很多人的职业生涯。

这些人现在大都身居要职。

那他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回过头去看，就看出些名堂来。

我发现很多人，他们从事的工作在专业上都有过几次移动，但还是同属于一个大的范围。

完全没移动的不多，移动频繁的也不多。

他们大多后来又继续学习了诸如管理等第二个专业，和现在的工作更密切相关，所读的学校也比前一个好很多。

这些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管走到哪里，他们绝不会三心二意，或者得过且过，总是非常尽心，非常努力，把眼前的工作做好，充分展示他们的才能。

如果你总认为今天的工作不是你想做的，等有了更合适的工作再说，那别人怎么来发现你的才能呢？而现在的学生太急功近利，过于算计。

其实他们对将来的认识是很有限的，看不到那么远，却以为能为自己的一辈子作规划。

所以常常判断失误，挑选太精反而放弃了真正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在他们看不清楚的时候去帮一把，毕竟我是过来了。

八、我不是个拼命要为自己争前程的斗士1987年，教育部组织涉外机关干部考试，我名列前茅，去英国留学四年，学了两个专业（国际关系和语言学），拿到了硕士学位，有了一份年薪很高的工作。

1982年，我在攻读博士，但外交部希望我回来，参加外交学院的复校工作，我没怎么考虑，就回来了，做过系主任，院长助理，现在当副院长也有几年了。

1987年、1988年，我到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

1997年，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首次邀请中国一批杰出人士去美国访问，我是成员之一，现在是该基金会提名委员会的委员。

我有过很多也许更好的发展机会，比如进部里，进联合国或其他部委，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放弃了，我想我不是一个拼命要为自己争前程的斗士，一直把个人利益放得比较低。

现在回想起来，遗憾有一点点，但心态还是很平和。

学生们总说：“任老师，您是我们最敬重的老师。

你不仅教我们英语，还教我们怎么做人。

”听到这样的话，很有成就感。

在业务上，我的英文水平和教学水平无愧于我所得到的诸多头衔，中国高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译协理事、北京译协副会长、中国高校英语口语协会副主席……在行政，现在是副院长……毕竟中国只有一个外交学院，作为一个女人，能做到这样也算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