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高考语文新闻热点素材积累

2019年高考新闻热点素材积累

给孩子们更多本土精品读本

少儿图书需要把握儿童的心理需求、认知能力和审美趣味，给他们传递对生活的态度、对情感的体悟、对文化的关注

“读书不趁早，长大徒悔懊。”如今，越来越多家长认识到阅读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成为不少家长心头的大事。给孩子买书，也成了父母们最舍得的投资，由此成就了少儿图书市场的繁荣。当前，少儿图书已经成为图书零售市场中最大的细分市场，有数据显示，我国少儿阅读的年龄段还在不断前移，0—6岁少儿图书的销售占比日益提高。儿童接触图书的年龄越来越早，对少儿图书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少儿图书市场的巨大潜力，也见证着重视阅读、重视教育的理念愈加深入人心。

但是，在火热的少儿图书市场背后也有隐忧。比如，引进图书在我国少儿图书市场占有一定份额。家长们青睐购买国外少儿图书，这其中可能有一些对国产少儿图书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但也确实从侧面提醒我们，当前我国少儿图书原创能力仍然薄弱。近些年来，我国少儿图书创作取得很大进步，但原创队伍不足、优质内容缺乏、经典品牌较少等问题还是存在。这与我们起步较晚，在经验积累、市场运作等方面不够成熟有关，也与少儿图书市场稍显浮躁的风气有关。庞大的少儿图书消费市场产生的利润诱惑，让一些创作者放弃了对品质的追求，批量化生产、快产快销等，导致一些少儿图书出现同质化、标签化、低质化等问题。

孩童时期的阅读会对一个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少儿图书里承载着孩子对这个世界丰富性最初的探索与想象。比如，鲁迅在回忆童年时，就对那本绘图的《山海经》念念不忘，甚至“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另一方面，孩童时期接触的书籍、动画甚至玩具等，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对外界的认知，描绘着他们的精神底色，影响着他们未来的行为倾向。有人说，所有的少儿图书都是预言书。也正因此，很多人担心如果大量引进外国图书，让孩子们的精神餐桌上都是“西餐”，那些外国图书背后的行为逻辑与文化思维，会影响孩子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让孩子们从小对自己的文化建立起更多亲近感、信任感，亟待我们提高国产少儿图书的原创能力，让少儿图书有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近些年来，从在少儿图书中注入更多中国元素，到对传统故事进行重新创作，那些立足我们的文化传统、观照我们的文化现实、贴近儿童成长生活环境的作品，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也让少儿图书成为了孩子们认识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比如，以动物为主角重新演绎京剧经典剧目的故事绘本，以漫画形式讲述传统节日习俗的萌趣画册等。未来，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上作出更多尝试，我们就能为孩子们提供更优质的精神营养。

少儿图书创作，需要深入把握儿童的心理需求、认知能力和审美趣味，通过简单的文本传递给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对情感的体悟、对文化的关注。于创作者而言，没有一颗宝贵的童心，没有对待孩子们的爱心，没有对艺术的进取之心，就很难精准捕捉到孩子的精神世界，创作出符合他们心理诉求与情感需要的优秀作品。因此，进一步提高国产少儿图书的创作能力，不仅需要我们的创作者在专业性上有更大的提升，更需要在创作的出发点上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年少成名是忧还是乐？理性分析、区别对待就好

近期，有一则新闻引起了网友的热议。11岁的宁波女孩楼思诺入选韩国女团，楼思诺的母亲称培养女儿走上明星之路已经花费了20余万，并表示投入很值得。虽然年纪不大，11岁的楼思诺已经参加过大大小小多场模特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在称得上是一

个小网红。看着视频中的楼思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小小的年纪和稚嫩的声音似乎与她精致的妆容、熟练的模特步格格不入。而楼思诺所入选的第一届韩国USSO女团成员也都是与她年龄相仿的孩子，忍不住让人感慨一句：时代变了。

张爱玲曾说过，出名要趁早。这句话在娱乐圈中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就拿最近大火的女团选秀节目《创造101》来说，1995年出生的选手被网友归类为中年组，其中年龄最小的出生于2002年，让人唏嘘不已。抖音上，很多年纪虽小但外表清秀的孩子也能收获了一大批“姐姐粉”、“妈妈粉”。如今娱乐圈低龄化现象日益明显，童星也层出不穷。做明星的好处显而易见，来钱快又多，出行有前呼后拥的粉丝，出席一场活动、参加一台综艺、甚至做做游戏就可以进账大笔收入，而这一笔收入往往大多数普通人工作一整年都不一定能赚得到。在童模市场上，名气大的童模一年的收入甚至高达七百万，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家长会送孩子走上明星的道路。

做明星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明星光鲜背后的艰辛。对于有名气的明星来说，得到的关注越多，承担的压力就越大，要时刻保持自身的公众形象。对于身体和心理都还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无法达到成人的水平，容易在外界的批评和追捧中迷失。而对于娱乐圈底层的小明星来说，如何获得出镜的机会、争取尽可能多的曝光就已经非常令人头疼了。在童星界也一样，年少成名对孩子所在家庭的经济基础或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的要求，经济上参赛和培训费用是主要的支出项，而要想获得导演的青睐成为某部电视剧的小演员，光有经济基础还不够，还需要人脉。

最重要的是，这个年纪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时期。娱乐圈与平常我们生活的圈子不同，观念也有所差异。这个年纪，孩子的心智尚未成熟，对于事物好坏的判断能力也尚缺，几乎孤身一人在娱乐圈打拼的孩子，思想上和行为上很容易被周遭环境所影响，而思想上的变化又是父母很难察觉到。年少便进入娱乐圈的孩子，也应注重时刻学习，接受良好教育。父母在使得孩子年少成名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孩子思想的变化和孩子的教育问题，注重培养其良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明星之路虽然光鲜但也难走，如果只是抱着赚钱的目的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也很容易在这条道路上迷失方向，但如果是真心享受那种在舞台上的感觉，深刻理解明星光鲜背后的艰辛，并且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坚持，那么即便年纪轻轻就怀揣一颗明星梦也无可厚非。小戏骨版《红楼梦》影视剧就是很好的例证。剧里宝钗的扮演者11岁的钟宝儿为了保持身材，每天跑步六公里，饭也只吃七分饱。她在拍戏过程中认真研读剧本，仔细揣摩角色。尽管年纪小，她却已经具备了一名演员该有的职业精神，其专业程度甚至赶超当今娱乐圈的不少大牌明星。从她的言行举止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她对演员这份职业的尊重与敬畏。这样的年少成名是值得鼓励和学习的，我们对年少成名也需要理性分析、区别对待。

将生命资源均衡配置到最优

当代积极心理学权威马丁·塞利格曼指出：今天，“幸福”这个词汇已被滥用到无可复加的地步，世界关于幸福的定义有200多种。正如“天气”这一抽象概念需要借助温度、湿度、风力、气压等多重可度量的客观指标给予表述才有意义一样，幸福也应该由多重可测量、可观察的元素组成。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实：一方面，类似于实验中的“小白鼠”，人类有超强的“逐乐”驱动;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小白鼠，人类有“逐安”的内在驱动。“为乐而乐”不可持续，没有“意义感”支撑的逐欲之乐转瞬即逝，“过乐”之后是疲惫、空虚、悔恨。人还是要多做些“有意义”的、“实现自身天赋”的事，才能“心安”。

综合先哲的智慧思考和现代心理学研究，幸福应该包括三重要素：第一，积极情绪占比(即“感”);第二，认知的一致性和意义感(即“知”);第三，天赋的实现程度(即“行”)。“知行感”合一的幸福，才真实持久，立己达人。情绪心理学的主流观点认为，一个人的幸福程度，约50%由基因决定，约10%由外在环境决定，约40%由主观思想和行为选择决定。鉴于基因一般不易改变，外部环境在短期内也很难改变，要想提升积极情绪占比，最可行的途径是改变个体的心智模式和认知格局。

脑科学的相关研究证实，要想幸福，让头脑多分泌“好东西”是关键。当代人运动不足，睡眠不足，静思不足，职业选择不遵从天赋，比较和竞争范围的扩大使更多个体难以确立意义感……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积极神经递质的分泌，进而阻碍个体的幸福感。我在《幸福经济学》一书中给出“七药方”：适度运动;充足睡眠;通过静思训练存养“正念”，清除垃圾信息;“珍惜已有”的感恩练习;立大志，寻找“有意义感”的目标;“惟精惟一”的“心流”体验;将“正念”磨炼为认知习惯、情绪习惯、行为习惯。实践好这些内容，将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积极情绪占比。

人类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是获得幸福，经济活动也不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直接指出：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它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在货币的度量衡面前，世界可以被简化，但更可能被扭曲——追逐“效用最大化”被直白地实践为追逐收入最大化，健康、亲情、社会贡献等“无价”被严重忽视。实际上，恰恰是这些无价的“非商品”，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意义。忽视“无价”会导致生命资源严重错配。如何将人生中最为珍贵的资源——“时间”和“精力”等生命资源均衡配置于收入、名望、健康和人际(亲情、友情、爱情)等诸多方面，使个体生命体验达到最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以大学生为例，学校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品类繁多，各种讲座目不暇接，世界各种顶级公开课不胜枚举。配置好时间、精力资源绝非容易之事。大学生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急需分出部分时间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优秀文化中汲取心灵力量，更急需练就“静能安，动能专”的能力。学生只有“用心”学习，多些“真心”，少些被动;多些踏实，少些浮躁与忙碌，才能切实提升认知力、情绪管理力、行动担当力。“三力”足，“正念”得固，“正行”得立，幸福人生才会基本铸就。

电影别得了票房丢了观众

数年来，中国电影票房屡有扶摇直上之势。2018年，从春节档开始，各种数据都在验证着当下电影市场的火爆。在刚刚过去的5月，中国电影票房共计43.17亿元，同比增长11%，刷新了中国影市历年来5月票房的最高纪录。截至目前，284.4亿元的票房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4%。暑期档接踵而至，2018年度票房创新高将是大概率事件。

如果从票房火爆的角度来推导中国电影整体进步，听起来符合逻辑，细想却未必尽然。票房屡创新高，原因众多。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无疑是影院迅猛发展，银幕数量爆发式增长。来自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数据表明，2017年全国新增银幕9597块，银幕总数已经达到50776块，稳居世界电影银幕数量第一位。而在2012年全国银幕数仅有13118块，短短6年间增长了4倍。新增的银幕在建设水准上也力求高标准，3D银幕几乎成为影院建设的标配，4K放映、巨幕放映、激光放映，一个个技术新词层出不穷。此间种种，都显示出电影业旺盛的投资需求与良好的回报率。

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进电影院看电影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去电影院观影习惯的养成与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升级息息相关，更与互联网发展为电影从买票到观看带来的便利有关。当我们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有意思的影评，随手打开订票软件，就可以很方便地锁定当天场次

的一个座位，电影已经成为大众日常娱乐方式中最便捷且经济的一种。一到过年、“五一”、“十一”假期，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现象在大中城市上演。而电影票价的上涨、电影营销的升级、偶像文化的发展，亦为不断攀升的电影票房作出了贡献。

在这种局面下，电影工作者更应该冷静地思考：今天中国电影的水平和质量到底如何？配得上这样的硬件与观众，配得上这样的市场规模与资源吗？有人比喻中国电影“长了个子”，的确，“拍电影能挣大钱”的印象吸引着大量资本一窝蜂地进入电影产业中，以“工业化生产”的方式开发成熟IP，不甚专业的投资方严酷压榨编剧、摄影、道具、美术等专业制作团队，把投资的大头押宝在“流量明星”身上，这样急功近利的制片方式导致粗制滥造的结果不时出现甚至有泛滥之势。观众满怀期待进入电影院，满心失望地从电影院出来，小牧童大喊狼来了的戏码反复上演，观众还会一再买单吗？

当我们把时间倒推若干年，中国电影也有过引发社会大讨论的范例，有过万人空巷的辉煌，中国的电影人也有过为了演好一个农村妇女的角色，几个月体验生活的佳话，有过导演为了一个镜头拍了半年的精雕细刻。彼时，中国电影让人充满希望，观众从银幕上受到鼓舞和教益，北美、欧洲、印度、日韩的观众都曾在质量上而不是票房上向中国电影表示敬意。电影工业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也可以促进文化交流与文化互信。但是今天，我们却仍要面对一些尴尬的场面：大陆影片海外最高票房的保持者还是15年前张艺谋的古装片《英雄》，创造了国内票房纪录的《美人鱼》北美票房只有318万美元，《港囧》130万美元。而据媒体爆料，一部由某“流量小花”和“小鲜肉”主演的爱情片在韩国公映2天，一共5人观看，票房折合人民币79元，网友戏称“电费都不够”。过度追求票房的结果，是自砸招牌。这显然与我们当前旺盛的投资与需求难以匹配。

笔者参观兵马俑博物馆时，曾听导游说过，在每一尊兵马俑身上，都有制作者的名字，“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电影既是一个产业，更是艺术创造。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中国电影人应将每部作品视之为流传久远、关系重大的事，一旦将自己的名字署上，便像工匠在精雕细刻的兵马俑身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一样，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后人的检视。

戴斌：旅游开发需更多文化自信

金字塔、凯旋门、白宫、金门大桥……越来越多的山寨建筑、山寨景观、山寨小镇，以旅游开发的名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祖国大地上。在吸引眼球和媒体关注的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来自海外的法律诉讼。虽然差评不断，但是山寨景观仍然屡禁不绝。

不容否认，这些山寨品对于部分三四线城市、对于那些还没有迈出国门者可能还有一定的吸引力，经过环境评估和社会压力测试，并获得授权，适当地引进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总体上看，这种现象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我国旅游开发的主流价值取向。如果说以深圳世界之窗、中华民族园等微缩景观为代表的第一代主题公园的成功，在于满足了国民大众对“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而不得的替代品，在于开发团队对海内外地理标志和特色景观元素的再创造，那么今天依然执着于山寨海外的地标建筑和小镇，则是缺乏文化自信和创造力不足的表现。

我们要看到部分旅行经验丰富的游客正在从一般意义上的观光游览，转向对高品质生活方式的分享，以自由行和定制游的名义引领旅游发展的未来。我们也要看到还有相当部分的国民还是初次旅游者，观光产品仍然是他们的刚性需求，对于希望出境旅游而不得者来说，仍然有“替代”和“补偿”的心理需求。事实上，这也是前述山寨景观存在的社会心理和市场基础。如果公共文化和公共休闲服务体系建设跟不上，就会有“他奶奶的庙”“旋转观

音”“山寨国外小镇”等民间自发创造的供给来满足这些草根性的基础需求。如果没有政府引导的文化创造、研发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关注草根需求就会很容易地走向简单的迎合和轻佻的模仿，甚至走向涉嫌侵权的恶劣抄袭。

以中国之美丽、文化之多彩和生活之幸福，每个地域、每个社区、每个季节都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可供挖掘、整理和开发。比如浙东的“唐诗之路”、苏杭的民宿雅集、宁夏固原的博物馆之旅、甘南的“全域旅游无垃圾”等，都是基于本土资源培育当代“主客共享”生活空间的成功样本。对于广大农村和初级城镇化的地区而言，首先要补上公共文化和社区休闲的短板，因地制宜地把群众艺术馆、乡村图书馆、流动戏剧场、老年人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建起来。不用求洋气，也不用求高大上，但求社区居民和广大游客用得上、留得住。最大多数人民的现实需求，本土的文化和有品质的创新不去想法设法去满足，舶来的文化和模仿抄袭就会去满足。当然，在强调本土资源和文化自信的同时，发展旅游也需要有开放的思维。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我们既可以引进迪士尼、环球影城这样的大IP，也可以适当复制其他类型的人文景观和休闲资源。

世界旅游发展规律和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旅游业发展经验都已经证明：靠模仿与抄袭来开发旅游资源不可能让游客有真正的品质获得感，更不可能实现旅游强国的战略目标。只有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创造，才会真正做到“见物见人见未来”。

光明日报：非遗传承关键要吸引年轻人

6月9日是我国的第13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新时代、新生活、新传承”。据报道，非遗日期间，3700多项非遗宣传展示在全国多地同步开展，共同诠释“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非遗是以非遗传承人为创造主体的，以文化产品为表现形式的，应用于生活和审美艺术的统一整体。我国目前进入联合国名录的非遗共有34项，包括中国活字印刷术、京剧、端午节等。经过多年的社会关注和公共讨论，在非遗保护中树立“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已经成为共识。

氛围大好，成绩有目共睹，但非遗传承后继乏人的严峻现状让我们有更强烈的紧迫感。口传心授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目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有3000多人，但该群体大多年岁已高、后继乏人。传承人年龄断层，意味着非遗有失传的风险。因此，要鼓励和支持非遗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大力培养青年传承人。

此外，加强非遗保护工作，还有必要摸清家底，更加细致地做好非遗普查工作，尤其对于急需抢救的重要非遗，要有重点、分阶段地实施以政府各级文化单位主导的保护工作。在联合国名录中，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就有6项，包括中国活字印刷术、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麦西热甫、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对于这些急需保护的非遗，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做好保护抢救工作。在保存方面，可以考虑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抢救式记录。

非遗保护需要政府主导，非遗生长更需要群众土壤。非遗的保护不是目的，就长久来看，在保护的同时，需要思考如何让非遗活起来，如此才能让其真正具有生命力。让非遗生活化，首先要让更多的人对非遗有概念、有认识。非遗如何能有内生的延续力？最根本的就是与当下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广大群众是非遗的继承者，光靠少数的非遗传承人，非遗始终是影响有限，唯有人人都成为非遗的见证者、传承者和实践者，非遗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就年龄层来说，非遗的传承，年轻人是关键。只有让年轻人了解、接受和喜欢，非遗才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持久生命力。因此，非遗如何吸引年轻人，让年轻人了解并爱上非遗，应当成为当下工作的重点。

主流媒体应加大非遗传播力度，借力电视文化类节目的东风，推出一系列品质精良的以非遗为主题的节目，让年轻人认识和了解非遗。近日央视综合频道首播的特别节目《非遗公开课》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善用新媒体，让非遗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当前，互联网已成为年轻人重要的信息来源和社交沟通平台。针对青年群体，要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形式，如短视频、VR、直播等，尊重年轻人的话语体系，制作出活泼新颖的新媒体产品，并进行有效率的平台投放，让非遗引爆社交媒体。这方面，之前大获成功的文化类节目《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大力借鉴。

非遗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鼓励非遗走进校园。相关院校可以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开讲，通过开设讲座、授课等多种灵活形式，在大学生群体中培养高层次的非遗人才，让非遗和科技相结合，迸发出新的活力。在产业方面，部分非遗可以转化成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拉动非遗的持久发展。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非遗，让非遗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只有当年轻人了解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非遗才能不断蓄势，爆发出更强劲的生命力。

不要等张养浩故居遗址“都做了土”再后悔

一座城市不该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张养浩故居遗址不应重演济南老火车站的悲剧。等一切“都作了土”，再后悔就晚了。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代文学家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但是没人能想到，去世几百年之后，张养浩又上了新闻。

据报道，位于济南的张养浩故居遗址被规划建住宅。近日济南规划局回应称，遗址不在文物保护名录内，只能尽力保留。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张养浩后人正在为保护故居遗址而奔走。

济南真的那么缺乏住宅用地吗，以至非把张养浩故居遗址毁了不可？接受采访的张养浩研究学者马继业说得好：“开发有很多种形式，在基地盖楼是一种形式，把它作为遗址保护起来也是一种形式。最根本的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一种冲突和衡量。”

盖楼是财富创造的最便捷方式，土地出让金、房价、各项税费，这笔账很容易算。但损失的却是宝贵的无形财富。对张养浩后人来说，遗址是独一无二的心灵寄托。对公众来讲，这也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宝贵处所。

张养浩在潼关怀秦汉之古，今人在这里怀张养浩之古，所谓“诗意的栖居”不正是如此吗？一旦盖成了楼，所有意境都荡然无存了。

文明正是在一代代人的回望中丰富起来、厚重起来的，而精神回望是需要物质支点的。如果没有岳阳楼，就没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千古名句。如果没有古罗马遗迹，也不会有吉本的名作《罗马帝国衰亡史》。

吉本写道：“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块值得怀念的——罗慕洛站立过的，西塞罗演讲过的、恺撒倒下去的——地方，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由于中国古建大都是土木结构，所以我们对西方的古代建筑遗存常常只有羡慕的份。因而对于能够保存下来的遗址、文物，就要更加珍惜

城市规划者如果只看得到高楼的价值，而看不到历史的价值，无疑是可悲的。城市的文化气息，不体现在仿古一条街上，而体现在对真实古迹的尊重与保护。

对济南来说，张养浩故居遗址更是一个不容重犯的错误，因为有济南老火车站的教训在前。

济南老火车站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曾是世界上唯一的哥特式建筑群落，曾被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第一站……然而虽然有这么多荣誉，济南老火车站还是在1992年被拆除了，在济南人心头留下一道永难消失的疤痕。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2013年8月1日，济南市旧城开发投资集团对外公布，将复建21年前拆除的老火车站以及行包房。与拆除老火车站时一样，复建的提议同样遭到舆论强烈反对，有专家表示“这是一蠢再蠢”。

一座城市不该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张养浩故居遗址不应重演济南老火车站的悲剧。等一切“都作了土”，再后悔就晚了。

保护英烈权益要用好公益诉讼

众所周知,英烈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时代记忆,依法让英烈精神融入民族血脉,激发前行力量,早已不是英烈近亲属的个体责任,而是需要公众共同参与。

6月12日,由江苏省淮安市检察机关提起的全国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在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法院一审判处曾某于七日内在本市市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英烈是牺牲者,英烈的牺牲成就了其人格的伟大。英烈名誉事关一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价值追求与理想道德,用公益诉讼捍卫英烈名誉,既是浩然正气使然,更是一个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在英烈保护法施行一月之余,司法机关即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对在微信群中发表极端性、侮辱性言论、歪曲谢勇烈士英勇牺牲事实的被告人曾某依法惩处,彰显了用公益诉讼保护英烈权益的鲜明司法价值导向,同时也开启了用公益诉讼捍卫英烈权益的先河,这对用公益诉讼为英烈权益划出法治红线,可谓意义深远。

毋庸置疑,法律是保护英烈权益的利器,而法律利器作用的充分彰显,需要针对英烈权益保护在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时俱进。在英烈保护法未出台之前,英烈权益遭受不法侵害后,囿于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依法保护英烈权益,只能依靠英烈的近亲属提起诉讼。一旦被侵权的英烈没有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不主动提起诉讼,那么司法机关保护英烈权益就可能因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而无所作为,英烈近亲属在依法保护英烈权益时也只能单打独斗。

英烈保护法将公益诉讼作为保护英烈权益的重要诉讼制度,授权检察机关在英烈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时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是对法律的有效完善。在此背景下,全国首例英烈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的公开宣判,释放了用公益诉讼为英烈权益保护立规矩、划红线的满满正能量,必将有效遏制侮辱、诽谤英烈的逆流之风。同时,还英烈以清白、给舆论定是非的愿景也不会陷入知易行难的司法尴尬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用公益诉讼保护英烈权益不受侵犯,不仅可以弥补英烈近亲属维权时专业知识不足的短板,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维权时所面临的各种被动局面,而且可以通过公益诉讼在更大范围形成尊崇英烈的浓郁氛围,真正形成全社会尊重英雄、爱护英雄的共识,更有助于进一步传承和弘扬英烈精神。

众所周知,英烈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时代记忆,依法让英烈精神融入民族血脉,激发前行力量,早已不是英烈近亲属的个体责任,而是需要公众共同参与。调动公众参与英烈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故此,用公益诉讼保护英烈权益,不仅只是丰富了英烈权益保护的司法手段,而且更大的意义在于能推动英烈权益依法保护合力的形成,助力英烈权益保护。

当然,用公益诉讼保护英烈权益才刚刚起步,其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这就要求司法机关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以积极作为,助力英烈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真正破茧成蝶,确保任何人都不能轻易触碰法治红线。

维权手段不升级，流氓APP难消停

工信部发布2018年一季度检测发现问题的应用软件名单，共涉及21个应用商店，46款APP。所涉问题主要包括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向外发送短信等。

一些知名APP也上了黑名单，例如，“今日头条新闻”、“QQ同步管理助手”、“神庙逃亡”、“YY影院（证件照研究院）”、“安卓优化大师”等。

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相信很多人都有切身体会，下一个软件结果到最后下了一堆软件，明明是按图索骥，结果一些不知名的软件也乘虚而入，不胜其烦。相比较而言，“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则隐蔽得多，而它的危害也可能大得多，个人用户信息事关个人隐私，一旦泄露对个人生活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滴滴的那起空姐遇害案件中，事后，顺风车平台上的留言点评机制成了被诟病的对象，公众逐步发现，滴滴顺风车的司机是可以给客户贴上属性标签的，司机不仅能看到叫车者的年龄、性别、工作行业等，还能看到其他人发布的标签。而这些留言标签如同个人画像，为动机不纯者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并直接泄露了个人隐私。

对于一些APP的“流氓”行为，工信部的检测已经是常规动作了，几乎每一次检测，“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和“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都是重点通报对象。在去年的11月15日，工信部发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中，31款违规应用软件，涉及恶意“吸费”等问题，而今年一季度的黑名单中，恶意吸费的现象消失了，但“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和“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仍然是黑榜上的常客，这也说明，靠企业自觉是不管用的，常规管理并不能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你下架了这个APP，它可能换个马甲又来了。

管理部门需要找到问题层出不穷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比如，未经用户同意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顽症”。其实很多APP都有同意条款，问题是同意与否跟能否使用紧紧捆绑在一起，你不点同意连使用的资格都没有，这样的同意权又有多少实际意义？还有，很多APP也确实给出了隐私条款，可是大多淹没在繁杂的条款文本当中，很难想象用户有这样的耐心一页页一条条翻看过去，大多数个人用户也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无法识别其中的法律风险和可能的隐患，而更多的用户甚至还对个人信息被收集的后果缺乏认识。互联网公司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主导了信息收集的解释权。面临这种新型的侵夺用户权益的方式，需要升级甚至重新设计一套维权机制。

在这一方面，5月25日起正式实施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份法律之所以让全球互联网企业心惊肉跳，一个重要原因是赋予了数据主体更多的权利。比如，增加了数据主体的“同意”要件；保障个人对其数据的“访问权”“限制处理权”与“拒绝权”。此外，《条例》创建了“可携权”与“擦除权”（又称“被遗忘权”）等新权利。

拥有了这些权利也就意味普通用户也拥有了与数据公司议价的能力，收集需要征得同意，关键是保护不力我随时可以要求数据公司擦除数据，那么，数据公司自然也就有了取得用户同意信任和保护个人数据的自觉性。

软件社交功能须设红线

商家需要理性,不能掉入凡APP即社交的误区,盲目跟从潮流,避免绑架用户隐私权、安宁权,给服务画蛇添足,让软件归软件,社交归社交。

航旅类APP航旅纵横因最近上线的“虚拟客舱”功能引发争议。通过这个功能,用户可以查看同舱乘客的历史飞行地点及频率等信息,还可以与同客舱的乘客进行私聊。有网友担心,此功能存在隐私泄露风险。有专家认为,目前越来越多的功能性软件增加了社交功能,但捆绑的个人信息也会给用户带来安全隐患,运营商在开发相关类似功能时需更加谨慎(6月13日《北京青年报》)。

航旅类APP的虚拟客舱功能引发争议,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此功能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这的确令人关注,因为这一软件可以查看同舱乘客的姓名、性别、职业以及历史飞行记录等敏感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并不是用户授权他人查看的,那么商家利用经营之便所获得的信息,就可能因此形成不可控的泄露,毫无疑问,这违背了客户的意愿,也会构成侵权。

更关键的是,这样的社交功能,与诸如QQ、微信一类的平台不同,所谓的私聊带有很强的针对性,不排除带有特殊目的的社交冲动,同时,这种基于选座的透明社交,都会让一些客户面临被选择的被动社交境地,对客户构成骚扰甚至安全隐患,违背了社交平等、自由、互动的基本原则。

类似的软件如顺风车的社交功能,因前不久发生的空姐遇害案而饱受诟病,最终被迫下线,可谓前车之鉴。由此可见,这样的社交功能可能会对用户隐私权和安宁权构成损害,应当引起足够警惕。

越来越多的应用软件增加了社交功能,从软件设计和运营来说是为了增加用户的黏性,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只考虑到利的一面,没有考虑到此功能泄露了一些用户信息,会给用户带来隐藏的安全隐患,显然这是一柄相当锋利的双刃剑。事实上,从基本的功能看,社交功能其实是多余的,比如航空公司选座选的是座位而不是邻居,更非旅行过程中的伙伴,由此发生的社交对乘客来说,其影响必然是弊大于利,而泄露用户隐私、给无心社交的客户造成困扰更是得不偿失。从长远看,任何服务都必须以人为本,尊重用户、保证用户的权益不受侵害,让用户便利、安心,这才是增加用户黏性的根本之道。

从这个角度看,商家需要理性,不能掉入凡APP即社交的误区,盲目跟从潮流,避免绑架用户隐私权、安宁权,给服务画蛇添足,让软件归软件,社交归社交。当然,仅靠商家的自律还是远远不够的,也需要有关方面从公民信息安全、公民网络生活权利保障等角度,进一步厘清网络服务中商家、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权利界限,设置必要而清晰的红线,让软件功能的开发与应用得到有效约束,避免其泛滥。

谨防抖音“危险视频”成教唆犯

在行业监管力度收紧、短视频内容规模化的大背景下，“品质升级”将成为平台竞争的关键所在。

抖音APP自从上架以来，就被很多男女老少追捧，但是在该平台上，一些涉及危险、整蛊的视频也不在少数。而据报道，用户模仿抖音视频内容受伤的新闻今年已发生几起。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是今年3月份，武汉一个爸爸抓住两岁女儿向上翻转180度时失手，孩子头部着地，致脊髓严重受损，上半身已不能动。尤其是，8岁男童模仿抖音“胶带粘门”致6岁弟弟受伤事件发生后，抖音停止推荐所有“胶带”类视频，4月份上线了风险提示系统等。

不过，据记者体验发现，这样的风险提示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一些危险视频中仍旧没有标注相关提示。毋庸置疑，抖音若对这些“危险视频”提示不足和整治不力，极容易使其泛滥，一旦这样的视频被更多受众模仿，所带来的隐患是巨大的，尤其是对模仿能力强的未成年人而言，更是直接的戕害，或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遵规守矩是短视频平台一路向好的根本，这也就意味着，短视频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

供者，须对视频进行严格审核，不能将违反法律法规、触及社会底线的视频进行热门推送。这样的道理不难理解，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平台既能够知其害更须避其害。因此，短视频平台不能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更须履行好社会责任。

让危险视频下架，加强对视频平台的监管不容缺失。今年4月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会同属地管理部门约谈、整改、下架等一套“组合拳”，给一路狂飙的短视频行业踩下了“急刹车”。其实，这样的强力监管，对视频平台并非是坏事。实践也证明，短视频领域的全面整改，实则不失为市场除弊的一剂良方。也唯有在强力监管护驾下，视频平台才会一路向好。

让未成年避免“危险视频”的伤害，家校和家长也应共同努力。比如，于学校而言，应做好互联网媒介素养教育，使学生正确使用网络，规避其中有害的东西；于家长而言，应注意把控好孩子的上网时间，既要谨防其沉溺于网络游戏，更应避免孩子因模仿危险视频等给自身带来的伤害。

诚如媒体分析，在行业监管力度收紧、短视频内容规模化的大背景下，“品质升级”将成为平台竞争的关键所在。因此，作为短视频平台，应该在提升平台内容品质、精细化应用内容技术上多下功夫。对违法违规的东西理应说不并依法下架，也唯有依法依规在内容上精益求精，才有长足发展的根本，背离此未尝不是自寻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