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老照片
中国当代争议最大的一个作家
中国当代争议最大的一个作家2014年9月27日下午，曾创作《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作家张贤亮走了。
正如他说，“命运是无可选择的，我不讨厌戏剧性的人生，我的人生特别有传奇性，就像我写过的，这些东西都超乎想象，是非常荒诞的。
”他的一生在劳改队、农场、牛棚里辗转，最终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充满了传奇色彩。
坎坷的际遇张贤亮出生于南京一个富贵之家，他的童年是在上海一座花园洋房里度过的，祖父是外交官，父亲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开过工厂，做过证券交易，母亲燕京大学毕业，他是张家唯一的男孩。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张贤亮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长达22年。
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经历了肉体和心灵的变化。
他先集中对自我灵魂的严峻拷问，表达出现实社会中人经过艰难熬炼和痛苦洗礼后的反思，继而又从道德、历史、哲学的高度审视自己既往的人生历程，从充满苦难的人生中体悟新的人生境界，达到精神的升华。
从青春少年到沧桑中年,20多年间张贤亮从未放弃写作，1979年在连续发表三篇小说之后，张贤亮声名鹊起。
80年代《绿化树》《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影响了一代人,被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
张贤亮的小说，于注重意境创造的同时，还很注重诗情的发掘与抒发。
他的小说不追求奇异的、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却追求那种有力量的情节，有心量容量的情节，尤其是有诗情的情节。
因此，张贤亮的小说中洋溢着不能抑制的诗情。
“性”与“饥饿”张贤亮的小说从“饥饿”和“性”的角度揭示出生命本能的需求，实现了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不同程度地反思。
这样，小说的思想内容在“饥饿”和“性”的基础上得到了根本性地挖掘。
《绿化树》从“饥饿”的角度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存环境，此时漫及全国的大饥荒正严重威胁着每个地区。
作者在文中不厌其烦地也是无以加复地描写了人的“饥饿感”。
“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张贤亮的小说到处充满着这样饿的气氛，既附和着当时的时代，又能使人从物质的视角引起对社会现实而有意义的反思。
出卖荒凉的张贤亮(附图16p)
出卖荒凉的张贤亮(附图16p)
出卖荒凉
一亇作家两古堡，
数百明星齐闪耀。
月亮门下化腐朽，
黄土成金在奇招。
备注：1961年冬天，25岁的张贤亮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到镇北堡集市买盐时，他发现在荒滩上耸立着的两座古堡废墟有特殊的视觉形象。
后将它写进小说《绿化树》，称之为“镇南堡”。
20年后的1981年,他将当时已成破羊圈的废城堡推荐给谢晋做由他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的外景地，于是这个荒凉了几百年的古堡开始热闹了起来。
１９９３年９月，张贤亮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
迄今为止，这里已拍摄了获得国际国内大奖的《牧马人》、《红高粱》、《黄河谣》、《黄河绝恋》、《老人与狗》以及著名影视片《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逆水寒》、《独行侍卫》、《大敦煌》、《火舞黄沙》、《乔家大院》、《老柿子树》等上百部影视剧。
镇北堡古朴、原始、粗犷、苍凉的特质吸引着越来越多观众的眼球，被誉为“中国一绝，西北大观，“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张贤亮也逐步实现了从“出卖荒凉”向“出卖文化及历史”
的跨越。
(附图1-16：[原创]《张贤亮出卖荒凉的立体文学作品：西部影视城》2012年6月3日摄于宁夏银川市“西部影视城”)。
人物通讯讲评
人物通讯讲评
就在那样的环境下，抽烟成了张贤亮唯一的乐趣。也 许只有在手夹着点燃的香烟时，他才能得到一点点的慰藉 吧。可是后来这仅有的一点兴趣也几乎没有了。“我就开 始自己用菜叶做烟丝。白菜叶子、辣椒叶子等等我都试过， 渐渐我发现茄子叶子做的烟丝最好抽。后来我查《百科全 书》才知道烟草其实就属于茄科的。”这种用报纸卷着蔬 菜烟丝的香烟给了他小小的满足，“我这肚子里的学问都 是那时候抽报纸抽进去的。”
人物饿晕了，当时的 人不知道那只是暂时的休克，就把他当作“死人”抬到了 停尸房。半夜，张贤亮慢慢苏醒过来，看见旁边堆着满满 的死尸，内心的恐惧像火山一样突然喷发，他集起全身的 力气，挣扎着一步一步爬到门口。他伸出一只那种仓惶而 无助的手，求生的欲望燃烧了整个黑夜。“那晚月光很 好。” 50年后张贤亮调侃的说到。他那轻松、温暖的神 情，反让人感到一种沉甸甸的悲哀，那种悲哀曾占领了一 个饥饿瘦弱而无力的民族和一个贫瘠匮乏而没有逻辑的时 代。 饥饿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它可以在一夜之间摧毁一个人 甚至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和尊严。“人退化成了原始的猴子， 根本顾不上思考什么痛苦。”那个时代带给张贤亮的全部，
该文档贡献者很忙什么也没留下
人物通讯讲评
张贤亮 ：像大风一样生活 本报记者：陈宇 “我是新时代的大风，我要无边的林海为我激起狂 涛，我要将平静的山川掀得地动山摇！”耄耋之年的张贤 亮忆起昔日的那些时光，仍旧是那样的津津乐道，脸眉整 个地舒展开来，尽现童颜。 很难将眼前这个老人与那么多的坎坷遭遇相联系， 对于他来说，苦难只是一种抒情式的文字格式，一种风一 样的潇洒，风一般的淡然，风一样的随遇而安。在他的笔 下，苦难也有了诗一般的魅力，一种从容淡定的优雅。
人物通讯讲评
张驰自如，详略得当，文笔很娴熟。
关于西部影视城的调研报告
关于西部影视城的调研报告 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民族文化发展模式一、 西部影视城概况在银川市城区西北郊空旷的荒野上，有两座古代城堡遗址，这就是闻名国内的镇北堡古城。
该城堡是银川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华夏西部影视城所在地。
镇北堡西部影城。
两座城堡是明清时期为防御贺兰山以北各族入侵府城（银川城）而设置的驻军要塞。
镇北堡也因此得名。
当地群众分称之“老堡”和“新堡”。
据方志记载，老堡始建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新堡始建于清乾隆五年（1740年）。
两堡一南一北，均坐西朝东，紧邻沿山公路东侧的老堡已被风蚀殆尽，仅存残墙断垣，形制尚存。
城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60米。
向北穿过城中黄土路，是老堡瓮城遗址。
再向北行200米便是新堡。
新堡城池较完整，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50米，墙体用黄土夯筑而成，高10余米。
东面辟有半圆形瓮城，城门南侧有一斜坡可登上城墙。
城墙宽5米，墙上筑砌有1.8米高的堞墙垛口。
城墙四角原建有角楼，角楼基址依稀可见。
二、 西部影视城发展历程（以时间为链条）1993年镇北堡西部影城成立前清城全是羊圈。
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将镇北堡介绍给电影界后，影视剧组陆续来此取景拍摄，已成废墟的镇北堡开始引人瞩目。
1985年银川市宣布镇北堡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文管部门并无力修缮保护。
1993年镇北堡西部影城成立，颓垣断壁才得到“修旧如旧”的维修，而且按国际上整修文物古迹所通行的“可逆性”原则逐步修复。
这点可以从当年的老照片上看出来，今日镇北堡古堡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成立前并不如此壮观。
1998年，镇北堡西部影城又在自治区及银川市政府的支持下搬迁了堡内居住的22户牧民，区市两级政府和镇北堡西部影城给搬迁的牧民盖了新砖房、新羊圈，一次性地支付了搬迁费用，让牧民们能在崭新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不仅如此，镇北堡西部影城还承诺每年给牧民们所在的乡村7万元公益补助金。
在全国范围内，很难再找出一家企业如此善待搬迁户的。
镇北堡西部影城可说是在维护文物古迹的基础上发展旅游业的一个典范。
古稀张贤亮：最会“玩”的中国作家
古稀张贤亮：最会“玩”的中国作家作者：无语来源：《华人时刊》2009年第01期他出生于名门望族，“文革”中却因一首《大风歌》招来22年的牢狱之灾；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以《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独步文坛；花甲之年，他跃入了商海，靠“出卖荒凉”，成了中国作家中的首富，他称自己成功的秘诀就是“以玩的心态做大事”；70多岁的他喜欢飙车，养着50多条世界名犬，平时喜欢练练书法，遛遛狗；他就是被当地百姓称为“宁夏名片”的张贤亮，一位历经沧桑而又安之若素的可敬老人。
废墟上“玩”出了一座影城1936年，張贤亮出生于江苏南京，家里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这样的出身给了他良好的教育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自古雄才多磨难。
13岁那年，张贤亮的父亲作为旧官僚被关押，张家从此衰落。
两年后，张贤亮被迫辍学。
此后不久，他的父亲病死狱中。
18岁那年，为了生存，张贤亮带着母亲和妹妹流落到甘肃，在那里定居下来。
1957年，张贤亮因为在一家刊物发表《大风歌》被划为右派，被关进了银川市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
从此，张贤亮开始了他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漫长得看不到边际的苦日子并没有磨灭张贤亮的乐观心性，尽管每天都要进行18个小时的劳动改造，可他总是在调整着自己的心态，尤其是当他偶然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后，一有时间就沉浸其中精心研读，十多年间，他把《资本论》研读了不下百遍。
后来，回忆起自己漫长的牢狱生涯，张贤亮深有感慨地说，“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让我活了下来，我能经商成功，也完全得益于《资本论》。
”张贤亮出狱后，以饱满的激情创作出了《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蜚声文坛的作品，并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
1993年，全国兴起了“下海经商”热，张贤亮就想着给文联创办个经济实体。
他考察了很多项目，都被否定了。
这时，多年前的一个经历，给他带来了灵感。
那还是1961年的冬天，张贤亮当时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
三十年畅销书面面观
三十年畅销书面面观[摘要]文章对改革开放后约30年的畅销书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解读，以便读者对30年畅销书的轨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与印象；对30年畅销书的成因进行了解密。
[关键词]三十年；畅销书；巡礼；解码以市场运作为手段、以经济收益为目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出现。
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选集》、《雷锋日记》等一些书的发行量也数以千万计，比我们现在的畅销书的概念还要大得多。
但那毕竟是一种政治行为，或者说是一种政府行为。
我们探讨的是前一种畅销书。
这种畅销书，于今已走过了大约30年的时空。
一、三十年畅销书巡礼我们且溯源将镜头回放。
（一）1980年代这个年代，特别畅销的主要有这么三类书：一是“伤痕文学”，二是中外名著，三是通俗小说。
1.“伤痕文学”。
十年浩劫，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打倒“四人帮”后，人们需要对这一段惨痛的历史进行反思，以“文革”为题材的作品便大行其道（由于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滞后性，所以晚于中短篇小说和杂志，到20世纪80年代才大量出现）。
如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叶辛的《蹉跎岁月》、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
这些书，非常畅销。
2.中外名著，又分为中外文学名著和中外学术名著两次热潮。
20世纪80年代初期，知识界对阅读的饥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出版界顺应此需求，出版了一大批中外文学名著。
阅读这些名著的这一茬读者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也是最渴求文化滋润的一批人。
80年代下半叶，名著的出版热由文学转移到学术。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等等文化丛书，其影响力，经过那个时代的读者至今记忆犹新。
3.通俗文学。
这一出版形式瞄准的读者群，是文化阅读需求上同样嗷嗷待哺的广大具有初等文化程度的人们，他们是更为广大的读者群。
他们需要的则是消遣和娱乐，通俗文学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
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贤亮企业家标签下的中国文人镇北堡影视城
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贤亮企业家标签下的中国文人镇北堡影视城2012-04-04 11:54:03| 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张贤亮：企业家标签下的中国文人来源：中国企业报作者：汪静赫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
国家一级作家，代表作品有《灵与肉》等。
“文学是形象思维，商业则要严谨的抽象思维。
这二者对我来说都是平等的。
”——张贤亮现年75岁的张贤亮住在宁夏西部的镇北堡影视城里。
在他居住的小土屋内，挂着四个字：“安心福地”。
过去的50多年间，宁夏逐渐被张贤亮视为自己的故乡，而他是个生于南京的南方人。
在西北的天与地之间，张贤亮写出了3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19岁因错划“右派”到宁夏劳改，在监狱里待了22年，其间还逃跑过，曾经以乞讨为生。
在最好的年华里，张贤亮过的是最坏的时光。
曾经以捡到一个烟头为“最大幸福”的张贤亮，后来成为“伤痕文学”的领军者，并在57岁高龄由创作向创业转变，步入企业家的另一段人生。
劳改农场的22年不仅成为张贤亮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是从商的缘起。
在劳改队时，张贤亮翻过无数遍三册《资本论》，这成为他经商的理论基础。
这本详细分析了市场经济发展理论与操作规则的书，对于张贤亮来说，是“在资本运作时的一个关键理论指导”。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摄制组频频到宁夏取景，时任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向他们推荐了拥有自然荒漠风光的镇北堡。
从《一个和八个》到《红高粱》，那时的中国影片中常出现的粗犷西北地貌都是取自镇北堡实景。
当电影人和观众欣赏着美好影像时，张贤亮已经在琢磨美景之外的东西。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党政机关以及群众团体大打第三产业”的热潮。
身处宁夏文联主席之位的张贤亮也有了办第三产业的想法，并且目标明确：将镇北堡办成一个影视基地。
1993年时，张贤亮的文学作品有20多种外文译本，他手头有78万元的外文版税。
这笔就成了张贤亮创业的贷款抵押金。
晚年的张贤亮
晚年的张贤亮2014年10月11日文汇报舒乙张贤亮突然走了。
想起大前年曾和他在银川相见，一切都好好的，怎么这么快就没了，不禁欷歔，深感惋惜和难过，回想起许多往事。
一位时代的弄潮儿和张贤亮相识已有整整三十年。
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的时候，他也到场。
当天在万寿寺西路的后罩楼后面的大殿里举行了隆重的开馆典礼，巴金先生亲自主持，老中青作家欢聚一堂。
张贤亮当时不满五十，风华正茂，短篇小说《灵与肉》和根据它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双双得奖，紧接着《绿化树》又获中篇小说奖，名声大振，红得不得了。
当天他穿了一件时髦西装上衣，配一条牛仔裤，风流倜傥。
那时还不讲究请歌星来助兴，开馆典礼后，大殿内音乐响起，人们翩翩起舞。
张贤亮带头下场，跳一种类似迪斯科的现代舞，非常时尚，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政协开会时，我和他同是文艺组的政协委员，分在一个组开会，交往更密切。
他在会间休息时曾邀我去咖啡厅喝咖啡闲谈，而且小声宣告，由他买单，当时喝咖啡刚开始流行，给人一种印象，他是一位紧跟时代的弄潮儿。
由银川到北京来开会，他居然是乘坐自己的小卧车让司机把他送来，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高速公路可走，他有意无意地在显示他已是一位私营企业的大老板。
2011年八月我曾有宁夏之游，在银川去看望了张贤亮。
他知道我来了，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驱车去了他所在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他在堡里的百花堂里等着我，这里是他待客的正式客厅。
在百花堂里的谈话自然是由他的企业谈起，这是他的心血和骄傲。
当代儒商到2011年，张贤亮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是一个有十八年创业历史的成熟企业，完全正规了，每天游人如织，一般的日子平平常常也有一万人入场，门票价格为六十元，并宣告很快要提到八十元，这样，每天的门票收入也在六十万元以上，利润率是50%，年利润轻而易举也能达到千万元以上。
职工人数很多，收入也都很丰厚，每个人都能尽心尽责，把整个园区管理得井井有序，各个部门都有得力的干部各司其责。
长沟流月去无声——我与张贤亮交往的一些往事
长沟流月去无声——我与张贤亮交往的一些往事庄电一尽管对张贤亮患病早有耳闻，尽管对他难以康复的病情也有思想准备，但听到他真的告别人世的消息，我还是感到震惊、遗憾、惋惜。
与张贤亮交往的一些往事，也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
我是在张贤亮成名之后很久才与他有正面接触的，而与他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是为他锦上添花、“歌功颂德”，而是专门“找茬”，让他回答社会的质疑。
1980年前后，我就读过他发表在《宁夏文艺》（文学刊物《朔方》的前身）上的小说《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这样的春天里》，不仅对他的小说印象很深，而且对他本人也充满敬意。
所以，对他的首次采访，我也做了充分准备。
那是在1988年，宁夏为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要拍摄一部献礼影片。
在许多人参与剧本创作均不理想、而时间又很紧迫的情况下，有关负责人不得不请已经颇负盛名的张贤亮亲自出马。
张贤亮临危受命、仓促上阵，很快便拿出了剧本《我们是世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电影居然失败了，总共放映不超过10场，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纷纷。
电影有什么问题？该吸取哪些教训？这些都是社会各界所关心的。
当时，我当记者只有3年多时间，虽然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但还是壮着胆子想啃下这块硬骨头。
出乎预料，我的采访竟然很顺利。
我至今还记得张贤亮接受我采访时的豁达。
他既没有拒绝我的采访，又没有为我的采访设限，更没有对我写稿提出任何要求。
当这篇有点锋芒的稿件见报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时，张贤亮并没有向我表示任何不满。
相反，他还因此对我产生了信任。
他向我透露了近期文学创作的情况，使我得以在1989年3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独家新闻：张贤亮新作《习惯死亡》将出版。
因为我所在的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就在自治区文联的后院，有时会与张贤亮不期而遇，他便主动与我聊上几句，提供一点新闻线索，有时也会对一些社会问题谈点看法，希望我给予关注。
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外景取自宁夏的电影《红高粱》在德国柏林斩获大奖。
张贤亮
• 早期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 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 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 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 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标志着铁凝 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期。1988年还写成第一 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它一改铁凝以往那和谐 理想的诗意境界，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 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 第三次高潮的主要特点是 "个人化写作"。最有代 表性的作家作品有林白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子弹穿过苹果》、《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 《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徐小斌的《对 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迷幻花园》、《双 鱼星座》；徐坤的《先锋》、《游行》、《行者 妩媚》；海男的《我的情人们》、《疯狂的石榴 树》；张欣的《绝非偶然》、《真纯依旧》；须 兰的《红檀板》、《纪念乐师良宵》、《思凡》， 以及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卫慧的《上海宝贝》 等。
• 所谓“女性文学”，应该是指一种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主 要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
余华，浙江海盐人， 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 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 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曾当 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 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 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曾在北 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 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余华在 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 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
张贤亮
80年代的文学拓荒者：张贤亮9月27日中午，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
当这一消息在网上传播，引起了许多人对这位作家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回忆。
浴火重生和王蒙等作家一样，张贤亮的文学生涯始于上世纪50年代，又因反右等原因沉默长达20余年，直至文革结束，才有机会重新走上文坛。
他们既是1949年后的文学新生代，却也是迅速沦落的“伤痕一代”，而在精力血与火的锤炼后，他们的新作品赢得了更有力的生命。
在上世纪80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等作品畅销一时，影响了一代人。
张贤亮曾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中途止步张贤亮等上世纪80年代作家如同拓荒者，一边捂住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痕，一边在新时期文学荒地上播撒种子。
遗憾的是，张贤亮并没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
由性到人性，由人性而探索更为深刻的人的命运问题，这是许多文学作品获得不朽的重要原因。
虽然“伤痕文学”在那个时代起到了反思与刺激的作用，但在这之后，包括张贤亮等一些伤痕文学作家却没能继续以文学的探索，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望。
张贤亮的文学生命，犹如突然中止的壁钟，从此陷入了尴尬和沉默之中。
此后的各种文学荣誉与职务，都不过是对他此前文学创作的追认与加封。
华丽转身但在文学意外，张贤亮提供了文人从商的一个榜样。
他以另一种方式，投入了时代的洪流。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张贤亮基本上是弃文从商，创办了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
张贤亮并不避讳自己的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处于休眠状态，他称自己是“华丽的转身”，从文学跳入市场，用此前获得的70多万版税办起了影视城。
那会儿他在想，宁夏能搞什么第三产业？他想到了劳改时的南梁农场，那里的荒凉恰好适合拍电影，于是谢晋的《牧马人》、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冯小宁的《红河谷》，《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作品也是在那里拍摄的。
这个地方几乎成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拍摄地。
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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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书画院协办
作家手札张贤亮
张贤亮，国家一级作家、收藏家、书法家。
1936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县。
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立体文学作品：镇北堡西部影城、老银川一条街。
5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二十二年。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
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2014年9月27日因病去世，享年78
岁。
活在活着的人的心里，
就是没有死去。
作家手札。
(参考幻灯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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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璘的“性”无 黄香久对章永璘的
能
埋怨
黄香久的欲求不满 夫妻情感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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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危急的转折
章永璘变为一个 真正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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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认真搞好斗、批、改
申请书 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黄香久，自去年结婚以来一直感情不 合，不能搞好家庭团结，长此下去，不利于农场的生产，也 不利于个人的改造。经我们二人协商，一致同意离婚，离婚 时的财产处理由我们二人解决。今后我们二人保证，在社会 主义建设和个人改造中发挥更大的力量。此申请望领导批准 为荷。 敬礼！
章永璘 黄香久 197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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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 背叛使 他无法
释怀
他要投身到 真正的人民 运动中去， 去参与共和 国航船的航 向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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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范上的“伪君子”
用劳动进行自我改造的“知识劳动美 的代表”
把《资本论》作为思想追求的“马克 思主义者”
不和别人谈论却总是偷偷幻想的“色 鬼”
—
张 贤 亮
中师男团出品
中师男团出品
文化中的男女关系
基督教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
古希腊神话
女人是男人 的一根肋骨
男男女女的男同的女时被同的女时娲同造时出 被女被娲女造娲出造出
人人类类原人本原类是男本原女同本体是的 是男男女女同同体体的的
张贤亮扣着官僚资本家出身的帽子
张贤亮扣着官僚资本家出身的帽子，而家里已经一贫如洗。
那时，得知父亲关押在北京，母亲就领着刚上高中的张贤亮和比他小十三岁的妹妹，想方设法迁居到了北京，母子三人挤在北京土儿胡同那一间简陋的平房里。
然而，不久后，父亲就在看守所里去世了。
1955年，张贤亮一家响应国家号召，到大西北开荒。
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十九岁的张贤亮挑起了养家糊口照顾母亲和妹妹的担子。
在紧张的劳作间隙，张贤亮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十几首诗歌和散文。
不久，他被调到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员。
1957年，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如火如荼。
那时，学校的广播里总是出现张贤亮的名字。
张贤亮被带走了，而这一走，竟然劳动改造了22年。
张贤亮在被送进劳改后没几天，张贤亮就在晾衣服的时候摔断了腿，十岁的妹妹正在上小学，家里顿时没有了生活来源，无奈中，母女俩准备回迁北京投亲靠友。
十年后的1968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张贤亮趁劳作间隙扒火车回北京，他费劲周折，终于找到了自己已经满头白发的母亲。
而此时妹妹早已分配到甘肃工作。
和母亲的团聚仅有几天，张贤亮就被发现，强制带离了北京，而这次竟然是同母亲见的最后一面。
后来无路可走的张贤亮，只能靠乞讨为生辗转到了兰州。
回到农场后，张贤亮又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继续改造。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张贤亮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
张贤亮有9部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
包括《灵与肉》、《老人与狗》、《肖尔布拉克》、、《男人的风格》、《浪漫的黑炮》、《龙种》、《异想天开》、《我们是世界》、《河的子孙》。
其中，《灵与肉》也是最著名的一部。
后由李准改编，谢晋导演，拍摄成影片《牧马人》。
影片获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
此外，《浪漫的黑炮》讲述的是由象棋子黑炮引发了一联窜的诙谐和荒诞的故事。
主题还是比较偏重于通过故事的荒诞来反映现实。
而在改编后的电影《黑炮事件》中，导演完全采用了带有强烈主官色彩的电影语言来描述了这一系列事情，并最后在黑炮这个名词后面加上了一个韵味深远的词汇“事件"。
张贤亮曾称情人不止20个 我不可能一夫一妻
张贤亮曾称：情人不止20个我不可能一夫一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著作家出版社注：本文发表于2013年6月3日的《经济观察报》张贤亮今年77岁，在西北边陲的一座四合院里过着隐居生活，窗外能看到若隐若现的贺兰山脉。
和早年相比，他的生活安静了很多。
上世纪80年代，身为名噪一时的作家，他总有写不完的小说。
上世纪90年代，他以文联主席的身份下海经商，又有谈不完的买卖。
到老了，他总算是名利双收，心满意足。
上网去搜一下“张贤亮”三个字，你自会知道他的经历。
如果非要说是段传奇，起头就是一首诗，发表于1957年，叫做《大风歌》。
如果不怕麻烦的话，还可以再去搜一下，网上也有这首诗的全文。
现在看起来，这首诗不太符合当今的审美，起头就有一连好几个排比句“我来了”，接的还是感叹号，有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样子。
再一想，放在那个年代倒也恰如其分，公私合营已经完成，大炼钢铁就要开始，想必一个19岁的少年也很难按捺住体内狂热的荷尔蒙。
这首热烈响应时代的诗歌得以顺利发表。
以此为界，我们年轻男主人公的命运就此发生逆转。
在接踵而来的运动中，他因此被划为右派。
此前，他是世家的孙少爷，祖父和父亲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家住在上海高恩路的洋房里。
现在上海已经没有这个名字的街道了。
不过，网络是个宝库，再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高恩路在1949年以前之所以闻名遐迩，不仅因为是奢华的法租界，还因为赫赫有名的荣德生绑架案就发生在这里。
荣家和张家勉强也算邻居吧。
1957年，张贤亮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后面的很多事情，我们通过去年那次劲爆的微博桃色风波，多少有所耳闻。
在那次突然爆发又被迅速平息下去的风波里，张贤亮被塑造成了一个处处留情、出手大方的风流作家形象。
很讽刺，好像这个风波跟莫言拿诺贝尔文学奖正好是前后脚。
老作家久未写作，再一露面，竟然既不是因为文学成就，也不是因为商业名望，而是因为他跟其他30后截然不同的活法。
故事是假的，风流是真的。
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私生活。
张贤亮：我在等死,不是开玩笑
我在等死，不是开玩笑作家张贤亮，资本家张贤亮作者：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发自：银川2014-10-09 来源：南方周末张贤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不是阴差阳错，他早就是跨国资本家了，“怎么可能写小说？” （镇北堡西部影城供图）2013年秋天，张贤亮把自传片断交给南方周末发表。
2014年春天，他豁达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在等死，不是开玩笑，我现在是肺癌晚期，如果我明年这时候还活着，我再给你写东西。
”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辞世。
2014年9月30日上午10点，银川殡仪馆最大的悼念大厅里，拥挤着据说1500人。
电子横幅的大字“沉痛悼念张贤亮同志”下，轮番播放张贤亮在各种场合的照片。
张贤亮躺在鲜花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宁夏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郑歌平在致悼词时这样开头。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白立忱送的花圈摆在吊唁厅右边的最前面。
与张贤亮的巨大知名度相比，媒体对宁夏的认知成为笑谈。
CCTV新闻频道播报张贤亮追悼会消息，把“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读成“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随后做了更正。
腾讯娱乐的新闻标题干脆把追悼会挪到了“西宁市殡仪馆”。
十多年前，当地的报纸就在连续讨论“宁夏在哪里”，因为很多信件地址写的是“甘肃省宁夏”。
按说张贤亮和电影界关系密切，他的《牧马人》、《肖尔布拉克》、《黑炮事件》等9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张艺谋的《红高粱》等从张贤亮的镇北堡西部影城走向世界，但电影界几乎对张贤亮的离世没有反应。
告别大厅外的花圈足够多，“备极哀荣”。
作家杨争光看了网上的现场照片后疑惑，“这是在八宝山吗？共和国如泣的歌者走了，应该有万人志哀的场面。
”门口右边第一个花圈的落款“贤妻冯剑华”。
头发花白、这天着深色衣服、身材依然挺拔的冯剑华，站在接受慰问的家属行列首位，她旁边站着浓眉高个的80后儿子张公辅。
张贤亮的“原罪”1980年，经过22年劳改和劳教，从西湖农场回到银川的张贤亮，跟比他小十来岁的散文组编辑冯剑华做了《朔方》的同事，两人最终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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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老照片张贤亮：老照片我与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合影，是1996年访问台湾时我姑母给我的。
这张照片大约摄于我十二岁在南京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49年随她到了台湾。
照片前左的中年人是我父亲。
在大陆，我的家庭照片早已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一批批地暗中毁掉了。
仅剩下一张我进劳改队都保存着的我父亲的单人相片，我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农场展开的第一天早晨，对我采取“突然袭击”，要把我再次关进“土牢”的时候，我乘看守不注意，从装我全部“财产”的一个破纸箱里抽出来偷偷地揣进衬衣，然后把它塞进一条水沟的泥底了。
倘若当时被搜出来，那可是一份确凿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证据，对“右派分子”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我，凭这张照片就可以立即逮捕判决的。
这次从姑母那里，总算我又有了父亲的遗像。
1971年那天早晨，我们这些“犯人”的工作是脱土坯。
不知用这个“脱”字是否对，方言音是“tuo”，动词，“脱土坯”就是把搅拌了草秸的胶状泥浆捣进木模使它成型，晒干后当做砖盖房子，那土坏房就是被称为“干打垒”的了。
为了就近取材，劳动场地设在水沟边，这样，把沟底的泥捞出来拌上草秸便可以捣进模子了。
多少年后，我又一次到这条小水沟边凭吊。
小沟早已干涸，成了公路旁的路沟，长满丛丛杂草。
指向天空的根根芦苇，抽出白色羽毛般的长穗，像一条条招魂的灵幡在风中摇曳。
人的肉体被消灭了，灵魂飞散了，印有躯体模样的那张被叫做“照片”的纸，被深埋在泥土中最终也化为泥土，也许还变成了“干打垒”的一部分，也许已与我后来住的“干打垒”的土房融为一体。
这么说，父亲的阴魂始终没有离开我。
长久地立在路边，似乎听见周围响起某种宗教在安葬仪式中吟诵的如怨如诉的祷文：泥土归泥土，魂魄归魂魄！台湾的姑母翻箱倒柜地将我们祖孙三代的合影找出来给我。
我曾在我选集的扉页上发表过，如今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置于我的案头。
前一阵子，被称为“老照片”的旧时代的摄影作品忽然流行起来，和“重复建设”一样，不少出版社竞相重复出版，还有什么“红镜头”、“金镜头”、“黑镜头”之分。
其实，有很多照片谈不上是什么“摄影作品”，不过是乡间小照相摊点照的全家福、纪念照之类的留影。
但从畅销的情况看，人们仍非常喜欢这些泛黄的黑白照片。
出版单位把老照片说成是“文化”，那么，我家祖孙三代的这张合影也是“文化”了。
可是，“文化”又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对“文化”并不感兴趣的人或说并不是在“老照片”中寻找“文化”的人，也很喜欢“老照片”呢？我以为不管将老照片当做文化也好，或只不过借此聊以怀旧也罢，人们对老照片的兴趣，总表示了人天生有对事物刨根问底的向往；“寻根”，是任何种生物内在的本能，树木“叶落归根”的自然现象，不也衍化成了一个政治性的感召吗？人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人、任何生物、事物当做突如其来的个体，从来都是将每一个人、每一个具体事物与他或它的上代结合起来观察和考察的。
社会有社会的历史，人和生物，也有各自的谱系。
重又见到这幅“老照片”之前，我就一直对寻找自己的根感兴趣。
1995年我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图书览会，抽空请我的好友、湖北作协副主席刘富道领我“寻根”。
我记得小时听母亲讲过，外祖父是清末最后一任江夏县知县，她老人家1908年就出生在江夏县衙门。
近九十年过去了，江夏县衙门当然不复存在，但我想房屋建筑总还留下一点遗迹吧。
清末的江夏县在现在的汉口，离武汉市区还有一段路程，两人下的车来，富道陪我穿街过巷，转了半天，问了好几位老年人，都不知道清代的江夏县衙门。
最后一位守杂货店的老人依稀想起旧时的县衙大约是现在的造船厂。
到了“武汉第×造船厂”，工厂好像是停工或者放假，厂区没有工人，而传达室却不放我们进去。
富道又着急四处找熟悉的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可是一时哪里去找？恰巧迎面来了个年轻人又是位文学爱好者，知道来了两个作家，领会了来意，蛮热情地带我们到处转。
厂区里居然有座辛亥革命烈士的纪念碑，看来我们找对了，然而再没有旧时的碎砖片瓦，江水汩汩，细浪舔岸，空落的厂房聒噪着鸦鸣雀啼。
这就是当年处理江夏县政务的官衙吗？机器的轰鸣，工人的喧哗，早替代了琴棋声、吟哦声和大堂上的审案声。
我外祖父是在哪里读书的呢？他老人家名震一时，是清末的一位鸿儒，曾做过湖广总督的总文案，比附起来，要比现在一个省的秘书长大得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一期的《团结报》上还刊登过他任江夏县令时倾向革命党人的“进步事迹”。
书房没有了，居室更无处可寻。
即使厂房，今天也悄无声息；机器锈迹斑驳，厂内白草凄迷。
县吏衙役执事巡捕等等在一次大革命后做鸟兽散，厂长科长主任工人等等又面临一次的革命将重新组合调整。
但当年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诞生了一个女婴，九十年后这个女婴的儿子又来到此处，儿子也两鬓斑白了。
其他所有事物已随时光消逝得无踪无影。
时迁事移，一切的一切都倒塌风化消失了，只有生命流传了下来。
是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命顽强的呢？应该感谢富道仁弟，事后他写了篇短文记述陪我“寻根”的经过，登在《武汉晚报》上。
不久，就接到湖北黄石我本家兄弟子侄的来信，不是我去“寻根”而是“根”寻到了我。
我一直认为我祖籍安徽省盱眙县，生于南京，说我是江苏南京人也可。
因1958年盱眙县划归了江苏省，所以至今我在各种表格中籍贯一栏下都填写的是江苏。
我记得很清楚，被毁掉的家庭照里，分明有几张我母亲和奶妈在日寇人侵南京前，携我逃到盱眙县老家拍的照片。
当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其他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我老家的亲戚，大大小小总在十位以上，衣着整齐光鲜，不像是落难的人，背景是一座小山头，大概那小山是盱眙县的一个风景名胜吧，而且，照片还是自带的相机拍摄的，这么说，盱眙县老家的人光景还过得去，我家在盱眙大概还算“殷实人家”，所以我一直对盱眙县的印象很深。
可是，湖北黄石西塞乡亲戚来信并且寄来照片，在黄石西塞乡竟还有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坟茔。
从照片上看，坟茔居然完好无损。
这才给我解开了我在美国时产生的一个疑问。
1985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应邀出席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中午饭后趁便参观了大学图书馆。
在中文书库的工具书部，陈列汗牛充栋的各类字典、词典、索引、年表、年鉴、百科全书等等，好像有关中国的资料都被图书馆囊括了。
其中还有各个历史时代出版的中国名人录，放在架上任人翻阅。
我随手抽出一本民国时期编的《中国名人录》，在张姓一栏里查到我祖父的辞条，我祖父张铭，号鼎丞，就是照片中靠右的年长者。
但辞条下却注明他是湖北黄石人。
我知道祖父曾在湖北黄石做过官，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大冶县县长（大冶即今天的黄石），但他并不能因此就算作湖北黄石人，是不是这部名人录搞错了？那天中午我一连翻阅了四五本不同的民国名人录，在祖父的辞条中，籍贯全注的是湖北，这么说来，我的祖籍应该是湖北了？从黄石亲戚寄来的照片看，曾祖父母的坟茔坐落在山坡上，背后一片苍柏翠竹，也许是因为拍摄的角度吧，远处一株高高耸立的塔形杉树特别引人注目。
从堪舆学上说，确实一处好风水。
原来，曾祖父是清末长江水师的一名军官，被封为“武功将军”，谢世后即葬于黄石西塞乡。
我祖父出生于曾祖任职的黄石，1977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他在美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两个法学学士后回国，一直在民国政府做不小的官，病故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那时我还戴着“帽子”在劳动改造，没能见最后一面。
八十年代初在台湾的姑母返回大陆探亲，才遵他遗命将他的骨殖移葬到黄石西塞乡祖茔旁边。
肉身在世界上转来转去，起落沉浮，最终回到他（她）的出生地，“叶落归根”此言不虚。
接到黄石市本家兄弟来信不久，便又接到了盱眙县老家亲戚的信了，同样附有我家在盱眙县古桑乡张家庄祖茔的照片，并且还有一本家谱的复印件。
家谱是宣统元年由在黄石做官的曾祖修订的，前有曾祖的题跋，开宗明义即注明我这一张姓家族是“盱眙支派”，世居“盱眙南乡古桑树张家庄”。
也就是说，我曾祖尽管在黄石做官，但仍顽固地坚持自己家门是盱眙人氏。
祖父生前希望回到他的出生地，曾祖何尝不想回到盱眙县？那么为何葬在黄石？我想是因为他去世时已是民国八年了，作为前清的官员，他已无力使自己的骨殖回到他梦魂萦绕的家乡。
葬在盱眙县古桑乡的高祖，即曾祖的父亲，也被清朝诰封为“武德骑尉”。
祖茔好像是在一块较高的开阔地上，周围的景物看不太清楚，似乎是农田又仿佛是零散的村落建筑，但地势较高而平坦。
顺便说一句，与高祖合葬于吁眙县的高祖母和与曾祖合葬于黄石的曾祖母都是“皇清诰封恭人”。
接到两地寄来的祖茔照片，不胜唏嘘。
难得的是经历了一系列动乱，更有“劈山造田”、“学大寨”等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两处祖茔居然能一直保存到今天，不能不让我顶礼浩叹“祖宗有灵”了。
1995年在北京参加“两会”，在会上有幸结识了在安徽天长市挂职当副市长的陈源斌，即着名小说《万家诉讼》（后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的作者。
他是那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承他关心，他知道我祖父是民初的天长县县长后，回到安徽他很快给我寄来我祖父任职时所建的图书馆的照片。
图书馆在当时算是西洋式建筑，规模不大却很考究，门上的匾额至今仍然悬挂着我祖父所题的隶书，简捷明了的三个字――“图书馆”，前面没有标地名。
照片上还有两个读者坐在树阴下读书。
来信说，这座图书馆现在仍使用着。
读者也许会觉得我唠唠叨叨地拉扯这些家世没多大意思，诚然，任何人都能把自己的家世扯一大堆话出来。
今天我不过是想说，每当我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逝去的事物总如烟如风地吹拂着我的面颊，而且周身会感到氤氲的暖意。
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的一种副作用吧。
祖茔和图书馆的照片不是“老照片”，但确定是古旧的事物，它们今天还耸立在那里。
那应该是比“老照片”更有文化内涵的。
我常想去两个家乡看看。
尤其引诱我的是：黄石亲戚来电话说，我祖父当大冶县长时坐的轿子，至今还吊在他们家堂屋的梁上。
去了，一则扫墓，二则也瞻仰一下遗物，在经历了乱世浩劫后，尽一个“孝子贤孙”的本分。
去年，恰逢长江流域闹洪灾，我带了些钱和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采访团一齐去湖南，本想顺道到湖北黄石西塞乡，但看到湖南安乡县灾区的困难，一下子把两万块钱都给了安乡的一所残疾小学，致使囊空如洗。
不过我想，若果真“祖宗有灵”的活，祖宗还是会谅解我此举不负先人所望的。
由于祖孙三代的合影放在案头，时常见到，不由得不想到同一血统、同一谱系的生物人，除了外形相似之外，内在的灵魂是否会有某种传承。
佛教称为“阿赖耶识”的，是不是在生物学科学上就是种子的特定的“质”？灵魂如果也是一种带“质”的“物”，每一个灵魂个体就应是具有特定的“质”的，那么它也应该能与其他会遗传的生物分子譬如基因等等遗传给后代。
灵魂不灭的形式，就是依附着一代代肉身的繁殖而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