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趋势》读书笔记

《中国大趋势》读书笔记第一篇：读书报告中国大趋势读《中国大趋势》有感《中国大趋势》一书由约翰·奈斯比特和多丽丝·奈斯比特合著。

两位作者将整个中国比喻成一个大企业，而将中国领导人，比喻成整个公司的ceo，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全书从八个大的方面论述了在中国的全新时期，如何支撑新社会，以及新社会在未来各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共产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时，他们也许不会想到，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变革将会在未来三十年席卷中国，并且将中国的面目彻底改变。

然而改革之路的开端并不容易，若想在行动上有所进步，首先要在思想意识上有所改变。

要想为改革道路扫清思想上的障碍，全党乃至全国上下，都需要一场思潮运动。

由此，真理标准大讨论势必要在特定的时间成为全国的讨论主题，并且为改革开放提供重要的思想保障。

奈斯比特首先确认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社会前进发展的有力保障。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人在经历了长久的平均主义和“众人皆贫我亦穷”的贫困境地后，面对将至的改革开放，可能甚至都不了解究竟什么是改革。

从前，自己家中一个月也吃不到一顿肉，想一想真是困难，但是看到邻居家两个月才吃一顿肉，反倒觉得自己很幸福。

然而改革之后，邻居家早出晚归，渐渐地骑上了自行车，买了缝纫机，戴了手表，慢吞吞的中国人也开始着急了。

改革的试点首先放在了比较偏远的农村。

我们不得不佩服农民在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毅力和创造力。

农村改革的很大一部分财富，都是由农民通过辛勤的劳动，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并且在这一时期，乡镇企业也开始初具规模，逐渐成形，虽然乡镇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巨大浪费与污染的粗狂经济代名词，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否认，乡镇企业为农村改革，为整个改革开放蓝图，在初期做出的巨大示范带头作用。

造福的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城市居民也不再需要为有限的生活必需品排长长的队伍，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改革带来的巨大成果与未来前景，使多年饱受贫穷与物资匮乏之苦的老百姓突然尝到了一点点改革的甜头，而这一点点甜头，已足够使他们为之拼搏奋斗。

然后在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于改革即将带来的结果亦不甚了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将改革试点放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农村的原因之一：无论其结果如何，都不会使现有的体制产生过大的波动。

即便农村改革，其主体被赋予的权利与自由，从现在的角度看也是非常有限的。

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新的高度，也就是在同年，城市改革开始了。

解放思想在另一方面的体现，就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下海”潮。

当时具有相当拼搏精神和远见的知识分子，甚至改革骨干，纷纷选择下海，在改革浪潮中发挥着自己的技术优势或人脉优势，充分利用了改革开放的大趋势。

其中“下海”成功的一部分人，现在已经跻身精英阶层。

《中国大趋势》还提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民主体系的发展。

“自上而下”更多的依赖于政府的改革来推进民主建设，“自下而上”则偏重大众自发行动行使民主权利。

两者在当今社会都非常重要，因为民主并不是靠施舍来的，而是需要民众在政治生活中争取得来的。

毕竟，如果让既得利益者自己制定规范来约束自己的权力，就好像让鸟自己编鸟笼来关住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需要广大民众的主动积极参与，更多地发挥“自下而上”式的纵向民主。

现在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老百姓监督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工具。

在对网络进行适当监管的同时，应加强其作为舆论监督工具的作用。

中国需要的不是“西方式民主”，也未必需要多党制，中国百姓需要的似乎只是一个能办事、办实事、办好事的政党来领导政府。

当然，真正探索出适合中国道路的民主模式，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即便西方的民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应当给中国共产党一些时间，我相信大趋势必定是前进的。

同时，作为民众，我们也应当坚持学习，解放思想，提升思想道德水平，否则，即便真正的民主到来，权力被赋予到自己手中，而不知道如何运用，也真是暴殄天物。

通过读《中国大趋势》，我还有两点更加深刻的感受。

第一，知识改变命运。

书中提到的无数例证都表明：学习是人生进步的一项重要手段。

像书中多次提到的“出水才看两腿泥”，一个几乎没受过多少教育的母亲，都坚持让自己所有的孩子接受教育，足以体现出当时人民的信心与不服输的人生态度，并且对于知识重要性的深刻理解，我们更应如此。

第二，书中多次引用中国领导人做的报告，我们作为中国国民，更应该时刻注意国家在宏观政策导向上做出的调整。

与时俱进，时刻跟住党的步伐，不仅能保持我们的思想位于最前沿，更重要的是，能培养我们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从而增强自己对于经济、政治形势的判断能力，保持敏感性。

学习解读各项政府工作报告，应该是现代人才具有的一项重要能力。

最后，我们应在看到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有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可能会使中国这艘巨轮整体倾覆，葬送三十多年的改革成果。

我们在做到有信心的同时，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发展，“从我做起”，从改变自身做起。

我相信中国这艘巨轮必会驶离充满危险的暗礁，中国的大趋势也必是前进的方向。

阎帅第二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通州三中金剑昆断断续续地看完了《中国大历史》初时也常在一个段落上徘徊许久不知其意然而慢慢读下来黄的理论架构每每出现并浓重阐述之隐失的阅读张力也一再地受到激醒便明晓原来如此这般。

阅读此本的经历与钱穆全然不同黄的技术分析与理论建构如手术刀般对历史剥离解析除却历史因袭的再现给予我的更是常从纵向叙事里逃脱的横向比较乃至一块块具体制度的勃兴衰亡史；钱穆的白话则指点江山除枝去蔓寥寥数笔点到为止。

从黄的著作中取了若干段落也希简要地概括出黄在叙事中国大历史时的一个脉络。

“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

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xx年的中国政治。

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认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

于是在公元前10xx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

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

……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从外表形式看来在基督之前有了这些设施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线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以日后的标准看来尤其如此。

它也表明中国22xx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出现。

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

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

……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

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

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拓拔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

……及至6世纪初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

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所腐化。

……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

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

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

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

……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负责。

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

……当王安石对神宗赵？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借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

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统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

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

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

……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

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

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

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

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作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

……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

……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

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