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微因最经典中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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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冰心与林徽因作品比较

i中国现代文学史短篇小说作品比较

——《钟绿》和《斯人独

憔悴》

《钟绿》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56期（1935年6月6日），题名为“模影零篇

（一）钟绿”。《钟绿》是林徽因早期创作的以“模影零篇”为总题的四篇小说其中之一，同时也是林徽因仅有的六篇短篇小说中的一篇。

《斯人独憔悴》于1919年10月7日至11日连载于《晨报副刊》冰心在参加“五四”运动后，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创作了一些“问题小说”，《斯人独憔悴》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我本人身为女性，对于女性眼中的社会有很大的好奇。

同一段历史，在男性和女性的眼中、笔下，总会有许多不同。平日里，不管在历史著作中还是文学著作中，我们对男性的视角和观点都见识的太多了，我因此决定拿两个女作家的作品出来比一比。之所以选择林徽因和冰心，不仅是因为她们的作品都带给了我极大的审美享受，同时，这两位女作家仿佛也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女作家，甚至是女性的两种截然不同却都极美的精神面貌。我也曾听闻过一些两人之间的逸闻趣事，不论其真假，我相信，两人之间的分歧和差异是真实存在的。

两人笔下的女性人物也是迥乎不同。钟绿所代表的是一种极致的美丽，所谓“绝代佳人”，不难看出，这种形象也

是林徽因所推崇和标榜的。这种美丽充满自由和浪漫的气息，不论是让女同学一辈子忘不了的“简单静穆，直像一张宗教画”的“美到令人不敢相信的中世纪小尼姑”形象，还是男同学所描述的“在那狂风暴雨中，她那样扭头一笑，村姑似的包着三角的头巾”“城市中的味道在她身上总那样的不沾

着她本身的天真”“像顽皮的村姑，没有笼头的野马”“消失在那水雾迷漫之中”，都使人感到那种奇异的美丽。这美人

是个西方美人，带着一种传统中国女性不曾具有过的灵动，“幽默地她写下去那样顽皮的牢骚”，“自然地，活泼地，一件一件将自己的衣服脱下，裸露出她雕刻般惊人的美丽”“所有举动，全个体态，都是那样的有个性，奏着韵律”。看着

钟绿，同时也仿佛看着卓越而惊艳的林徽因本人，洒脱而不受拘束，追求彼此“完全是了解的”爱情，追求个人生命的完美境界和他人对自己的推崇和艳羡。林徽因仅有的六篇短篇小说中，似乎也唯有《钟绿》较为明显地投射着她本人的自我期许。而对于当时大多数女性，林徽因更多的像对待“绣绣妈”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指责她们对夫软弱而多怨，待子暴躁而无能。

而《斯人独憔悴》中的姊姊颖贞，虽然并非主角，却也可借此看出些冰心所推崇的女性形象了。从“颖贞看见她兄弟热血喷薄，改了常态，话语渐渐的激烈起来，恐怕要惹父亲的盛怒，十分的担心着急，便对他使个眼色”“都是你们校长给送了信，否则也不至于被父亲知道。其实我在学校里，也办了不少的事。不过在父亲面前，总是附和他的意见，父亲便拿我当做好人，因此也不拦阻我去上学”等处可以看出，颖贞对待自己顽固迂腐的父亲是很有一套方法的。她也是进步青年，但并不是尖锐以致锋芒毕露的，她实在地知道自己和弟弟都尚且并不具有和父亲同等对话的能力，因此她用一种与弟弟们截然相反的“顺从”与柔韧，成功地瞒过父亲，确保了自己能够继续学习和参加爱国运动。这是一种中式女子特有的柔韧，自古以来，中国女性长期承受着与她们弱小力量极不相称的苦难，在顺从与抗争之间游走而寻觅出这样一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柔韧之术。然而柔韧并不代

表妥协，颖贞劝诫两个弟弟时说：“外交内政的问题，先不必说。看他们请愿的条件，哪一条是办得到的？就是都办得到，政府也决然不肯应许，恐怕启学生干政之渐。”颖贞对于妥协的做法是不赞同的，

认为“两方面都用柔软的办法，回数多了，也都觉得无意思，不但没有结果，也不能下台。”“不过多住几回警察厅”“还是做一点切实的事情”，她目标切实而明确，又不失为国效力的情怀。冰心对女性在维系家庭中的作用十分看重，这点在她的《两个家庭》以及后期的几篇“关于女人”的散文中都有所体现。她对女性的要求包含着维系家庭幸福，辅佐男子建设事业的任务。这一点不仅在今天可能被所谓“女权主义者”诟病，即使在当时男女知识分子都大谈妇女解放的氛围中，也显得过于保守了。这种要求显然无法在承受着各种苦难的底层妇女身上达成，但对于冰心这样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上流社会女子却并非没有意义，这种要求看似为其施加压力，事实上为其寻求了对女子传统社会分工的信仰和对独立、自由的追求之间的平衡。

从这一角度说，林徽因似乎更善于引领那些同样先锋而极具五四精神的女性，而冰心对于处在价值观激烈变化动荡时期的传统女性，可能有着更为广泛的感召力。

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带给人的审美享受也不尽相同。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中的对话写得很吸引人，角色们十分直白

地表述自己的思想，情绪激动，言辞尖锐。父亲化卿先生的语言便很典型。“要论到青岛的事情，日本从德国手里夺过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是中立国的地位，论理应该归与他们。况且他们还说和我们共同管理，总算是仁至义尽的了！现在我们政府里一切的用款，哪一项不是和他们借来的？象这样缓急相通的朋友，难道便可以随随便便的得罪了？”的一番言论，很容易让读者领会其厚颜无耻、卖国求荣。而“眼看着这交情便要被你们闹糟了，日本兵来的时候，横竖你们也只是后退，仍是政府去承当。你这会儿也不言语了，你自己想一想，你们做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以怨报德？是不是不顾大局？”又展现了他善于强辩的特点，仿佛它自己当真是极为国家着想的，学生们当真是极不懂事的。同时他也极擅长利用自己作为父亲的地位（抑或是本身的封建家长式思维）镇压儿子，如“好！好！率性和我辩驳起来了！这样小小的年纪，便眼里没有父亲了，这还了得！”“你们是国民一分子，难道政府里面，都是外国人？若没有学生出来爱国，恐怕中国早就灭亡了！照此说来，亏得我有你们两个爱国的儿子，否则我竟是民国的罪人了！”等处。次子颖石有些五四青年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却缺乏激进的五四风貌。他的发言是大多是没什么底气的，如：“这是校长他自己误会，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因为近来青岛的问题，很是紧急，国民却仍然沉睡不醒。我们很觉得悲痛，便出去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