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哲学“演讲录”研究的意义与路径

牟宗三哲学“演讲录”研究的意义与路径

摘要：哲学“演讲录”与哲学著书从形式上看有很大不同，这其中涉及思想的书写与言说的差异性问题。以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哲学“演讲录”为对象，力图从对牟宗三哲学“演讲录”的研究中探究哲学思想，尤其是现代性背景之下的中国哲学的书写与言说的差异性，并通过对“演讲录”的研究，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体系作出相应的补充与梳理。

标签：牟宗三；哲学演讲录；意义；路径

在哲学的形而上学活动中，事情、思想、语言与书写是四个必要的相互关联的方面，就其自身而言，事情和思想大概都不能以为是语言之内的，而书写则可以被认为是语言的延伸，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则也可以被认为是书写的诠释。在这里，我们先将书写与言说放在一起而不去讨论二者的分别与差异，言外有事，言外有思：言外之事有的可感、可思；言外之思又有的可想，但是它们并没有公共性，当然也就无法谈及其一般性了。我们并不能认为个体性的言外之事、言外之思不具意义，而只是说在书写与言说的公共视阈之下没有意义，或者说它因其在逻辑上没有一般性，没有逻辑性，所以没有意义。然而就事情、思想、语言、书写的相互关联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思想是对于事情的诠释，而语言与书写又是对于思想的表达，然后语言与书写又可以独立为事情，继而被思想所诠释，并再次展开“事—思—言”的螺旋结构。

一、思想的书写与言说

语言与书写的关系，一方面书写可以被认为是语言的延伸，语言也可以被认为是书写的诠释，除此之外还具有很多差异性。如果我们把语言与书写都算做是思想的表达或者对话的话，那么二者对话的语境、场与对话的对象也是不同的。语言的对话要求言说者根据与听者之间关系上的亲疏与否，距离上的接近与远离，语境上的不同来选择、判断语言表述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具体的言说对象与具体的语境。而书写相对于言说而言则相对缺少具体的语境，也可以说相对于语言动态性的表述方式，书写对于的表达无疑是相对静态的。但相对于语言言说对象的具体性与针对性，书写文本的对象却是更为广泛的。读者可以在不受具体语境的限制下阅读文本，与思者进行对话，也可以在超越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视阈上的融合、意向性的重构。也就是说，相对于语言的表述，文本的可能性与界限无疑要更为广阔，但同样，言说的活泼性、在场性与针对性也是书写文本所不能比拟的。在场的言说具有明确的意向性与旨趣，但同时给予讲述对象的想象空间较少，而思想的书写与文本却由于更少的受场与具体语境的限制，而基于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这其中，也许有其文本的意向性超越思想表述者本身意愿的情况，也可能会因此而引发很多不必要的误会、误解与误读，但却也因此而无意之中为思想的发展与丰富增添新的内容与维度。

而之于中国哲学思想自身的书写与言说而言，这种书写与言说的转变无疑是

更具历史性的，并更能体现出因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差异性与时代性的不同而产生的张力。“‘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名词’是20世纪才出现的。而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是仿照西方的学术标准和治学方法，笼罩在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自然科学的影响之下”[1]。与西方哲学相对应，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文化中以儒、释、道三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而三家之中又以儒学最为主要、根本。就儒学而言，在传统社会中的职责主要可分为二：一是为学，二是为道。二者之中，又以对道的追求高于对于具体学问本身的追求，所以，传统中国哲学所讲、所述、所著的核心也都是道或围绕着道，而所学者也是道，所以，在传统中国哲学中为学与为道是不可分的。又因为道本身的特殊性与神圣性，加之传统社会中官学对对“经”的重视，传统社会中对于哲学思想的言说与著书大多也都是以“注”或者“疏”为主的，即通过注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语录，即是老师讲课时学生所作的记录、整理。所以大体而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著书写作与言传授业上来讲，其差异性是不大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合一的。然而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学划分和逻辑的引入，中国哲学不得不按照西方的标准进行重新划分与梳理。首先，就学科划分而言，传统中国哲学具有了现代学科的意义，它是与西方哲学相对而言的。其次，就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质而言，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是中国的哲学，具有传承民族文化的特质。再次，传统哲学中为道的层面、为教的层面，在现代学科的划分中已相对弱化，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现代性的学科划分借鉴了西方的科学划分，对于学的重视是高于对道的追求的。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靠私塾、书院、家学、官学的维系。那么，现代社会中维系、传承中国哲学的主力也就是在大学中讲授儒、释、道之学和中国思想的教书先生、教授了。大学教育要求老师首先教授的是知识，而后才是知识背后所隐喻着的道。所以，现代中国哲学思想的书写与言说也更具有时代性的特征：追求逻辑性与指向性，重视逻辑分析，内容相对独立，追求确定性，而相对于传统中国哲学而言则在“道”与“德”的追求上相对缺乏。

二、牟宗三哲学“演讲录”研究的意义

应该说无论是从西学东渐的角度，还是将其放到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来，看近代以来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以及与之相应的德性缺失的问题都是无法避免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阵痛。牟宗三以儒学为生命的学问，用“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来融通整个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流的中国哲学，用智的直觉以融通与判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对整个中西方文化进行融合，直面西方客体性文化冲击带来的现代性危机，这种态度更是难能可贵。

牟宗三的哲学“演讲录”与其其他哲学著书有所不同，“哲学演讲录”大多是牟宗三作为传道授业的老师在课堂上的讲稿，或是学生在课堂上所记录的笔记或录音。这就从形式上与其他哲学著书有着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牟氏其他哲学著书的尖刻难懂，对于哲学问题周密的逻辑推衍，“演讲录”大多是直接给出结论，凑过字里行间我们能够直接地看出牟宗三最深层的问题意识，并通过“演讲录”中能看到许多牟宗三在其专业哲学著书中所未曾提及到的观点，而这也可以看做是对牟宗三整个哲学体系一个很好的补充与梳理。

三、“演讲录”研究的路径

从形式上来看“演讲录”同著书有着明显的不同，演讲录从形式上来讲如前文所述是老师在课堂上授课学生所做的记录或笔记。这也就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根据场的不同（语境、情景省的不同）哲学家需要适当地改变对问题的言说方式、思想的表述方式。其次，因为演讲录是学生所做的笔记，也就是作为记录着对演讲内容要作一定的取舍与整理，而这样的取舍整理是不能够做到完全客观的，它包含着记录者的主观意向。相对而言专业的哲学著书则更重逻辑的严密性，能够不受语境的限制，能够更周密的诠释问题，并且，因为不受记录者的限制，能够更好的、更为完备的表述作者自身的思想。但也正是因为书写与言说在方式上的差异而造成的限制，专业的哲学著书往往能够更好、更为完备的解释哲学问题、阐释问题，却未必能够很好地提出问题。也可以说恰是因为著书因特重逻辑上的推演而放弃了很多闪光但却不够成熟的思想，很多在逻辑上不够完备的思想，而演讲录却能够更为直接地面对问题，直接针对问题给出答案，指出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从此角度而言，演讲录也可以看做是专业哲学著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并能够结合专业哲学著书看出哲学家针对某一问题更为明晰的想法，并且能够从中更为真实地看出学者思想转变的过程。

牟宗三在谈及自己的学思历程之时，曾将其整个学思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大学时期《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一书为第一阶段；《理则学》与《认识心之批判》为第二阶段；1949年以后为第三阶段。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分法，单从其学思历程来肯，就学问之侧重不同，牟宗三的学术思想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牟宗三主要从事逻辑研究、知识论研究和康德哲学的研究，而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逻辑典范》、《认识新之批判》和后来的《理则学》。

50年代是牟宗三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牟宗三的理论重心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出路的思考，并由“本中国的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问题”为切入，写出了《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与《政道与治道》三部著作，被合称为《新外王三书》。

60年代是牟宗三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其学术思想的重点在于梳理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之以礼，并从中凸显出传统哲学中的内圣之学与心性之学。这一时期牟宗三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名家与荀子》、《佛性与般若》、《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等。

70年代以后则是牟宗三学术思想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时期其学术思想的重心在于哲学的研究、比较中西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融通与比较，并由此以彰显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意义与价值。这一时期也是牟宗三学思圆融的时期，这一时期牟宗三的主要著作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译注》、《圆善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