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面临的司法风险

民营企业面临的司法风险2011-11-02 19:04向记者提问致信编辑分享大中小收藏此文打印此文评论(1)导语：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路和观念，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陈有西最近，北京、广州、上海、浙江、河南等地分别召开了一些研讨会，专题交流探讨中国民营企业司法风险问题。

司法实践中披露出来的一些案例触目惊心。

一些专家和律师已经非常有定论地认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路和观念，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济界企业界的现象，已经倒逼意识形态观念，如果不能准确定位中国现阶段民营经济的地位和性质，“第二次土改”的危险正在积聚和到来，将严重地左右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走向。

民营企业司法风险正在日益加剧近年来，由于地方公权力仇富灭富、打黑扩大化、财富权力化转移、经济行为政治化等因素，使得民营企业面临着极高的司法风险。

一些案件中的企业家纷纷被以“参与黑社会”罗织罪名，旗下财产被公安、司法机关以各种借口剥夺、非法没收，财富资源以司法权干预的方式被重新分配。

而当前一些“司法抱团腐败”，使法院丧失了中立和客观，无法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很多案件以表面上的“依法”，实现了实质上的非法剥夺。

很多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积累成长起来的实力型民营企业，在行政导向、国有经济和司法权力的多重挤压下，纷纷破产和倒闭，很多企业主寻找后路携财出国，民营企业没有长期投资的积极性，转身投资投机型、短期型产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中国民营企业绝大多数谨小慎微，比国有企业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

目前面临的非常严重的司法风险,不是因为他们不守法、故意违法,而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基础、政治观念基础和法律观念基础，都天然地存在着抑制和摧毁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基因。

随着公权力全面介入经济，地方政府公司化、强大的国有企业的存在以及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持有的现状，使得民营企业家构成了和公权力经济的竞争关系。

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民营经济家处于弱势地位，甚至产生公权力掠夺民营经济的行为。

个别官员凭借手中权力，肆意掠夺民营企业家财产，甚至对其罗织罪名，施以酷刑，其中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因为各种原因违法剥夺民营企业家财富，没入国库，以“打黑”和“均贫富”的美丽口号，进行财富的第二次“打土豪”；另一种主要是介入民事主体间的利益博弈，用司法强权，为自己的关系人服务，违法地重新瓜分、掠夺和重新分配财富。

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利及人身自由遭受地方公权力肆意侵害，侵犯民营企业财产权利，导致中国民营经济空心化，缺乏创新动力。

中国近年来有一种仇富心理，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浓的否定情绪。

不单单从个案里能看出来，在思想理论界也有。

我最近在广州辩护的两个案子中，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剥夺也是如此。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迹象。

民企风险其实还包括了宪法观念和立法趋势上的风险。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刑法》的连续八次修正，大量增加了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条款，企业罗网越来越紧，使行政权非常容易地找到刑法工具来收拾、管理民营企业，党政机关日益习惯于用司法手段干预民营经济。

司法摧毁民企的案例司法问题非常复杂，很多明显的冤假错案，由于法律是非判断要素的复杂和观念的不同，一直没有一种社会公认的定论，揭露和追究变得非常困难。

舆论的控制和引导，也使大量的黑幕无法揭开。

最近财新传媒在北京召开的一起民企司法风险讨论会上，详尽地展示了一批案例和证据。

其中湖北黄冈中级法院在审理的武汉万全城房产项目楼恒伟案、江苏牧羊集团许荣华案、天津渤海集团朱梦河案、黑龙江伊春光明集团冯永明案、湖北荆州天发集团已经平反的龚家龙案、南阳奥奔公司杨金德“涉黑”案等案件，显示出对民企的剥夺手法都非常恶劣。

其中只有天发集团一个案例，已得到完全平反纠正，宣判无罪。

天发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龚家龙2006年被抓后不久，荆州市政府紧急出手，由荆州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牵头组成“风险化解小组”全面接管天发集团。

龚先被判刑一年七个月，经过申诉，法院改判无罪，但其上市公司S*ST天颐的所有财产已经被剥夺。

龚家龙和天发工会分别所持的天发集团65%和35%的股权，在2006年11月22日转让出去。

等他放出来时，财产掠夺已经完成。

这些企业家，实际上是非常善良的中国人。

这种事例，在全国各省区都有发生，大量的并没有他这样幸运，根本不可能平反。

江苏牧羊集团案，事实也很清楚。

检察长到看守所逼企业家签低价出让股权的合同；纪委出手把其他股东双规，逼他们让出股权。

民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其股东大会，不是政府和党委，这种违法干预民企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权的行为，已是严重违法。

《法制日报》发表了《公权力如此介入民企家事为哪般》，曝光了这个干预民事企业内部的股权争夺，当地工商、公安、检察、纪委，都在党委一把手的指挥下出动。

这些案例说明，动用司法权力，进行变相的掠夺，在今日中国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现象。

有的学者形象地说，过去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是“打土豪、归政府”。

打了以后，财产没入国库，政府富了，企业家完了。

有的地方上百亿打黑查扣财产收归政府。

发个文件，赃款赃物不依法由法院判决后进行拍卖处分，公安直接就拍卖处理掉，还说这是打黑的重大成果，搞打黑展览会。

这就是第二次土改，对富人的再次剥夺。

把富人都灭了，赶跑了，经济的动力没有了，资本没有了，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两三年就会出现严重的后遗症，社会欠债会很厉害，“均贫富”的结果，就是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贫穷。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风险成因追溯一下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风险根源有哪些因素呢？第一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风险。

革命时期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宁可共同贫穷，也不能让别人先富。

富人就是罪人。

认为为富肯定不仁，灭尽天下富人，才有社会公平。

这是种流氓无产者思想，“均贫富”是他们的朴素理想，结果会是社会重新进入共同贫困。

第二是打黑扩大化的风险。

中国民企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环境中自发成长，很多的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原罪，几十年的企业和个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经得起这样的审查。

有的地方司法，将正常企业中的个别犯罪行为，定性为是为了犯罪而组建的犯罪基地和犯罪资本工具。

完全不顾其数十年合法经营的事实，一判决个人犯罪就将企业财富尽数没收。

民营企业财富的累积总有一些先天的毛病，三四十年下来，总有一些保安打人，自己偷税漏税，账目处理上的不当……找几个罪名易如反掌。

累积一堆罪名，就可以套上黑社会的帽子。

而这个帽子一套，人可以杀掉或者判无期，财产可以全部没收。

第三是财富权力化转移。

以前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现在不能暴力革命了，就用司法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用公权力和司法机器重新进行掠夺，重新进行瓜分。

全国已经发生的大量案例，充分说明了这种现实的风险。

第四是经济行为政治化的风险。

现在的企业家要批一个项目，要拿各种许可证，要和市长、县长打交道，在官场腐败普遍化的环境下，就要屈从于权力寻租。

在中国所有的企业行为，都没有办法避开政府权力。

企业家的好多行为，都和行政权力搅在一起，产生大量权力寻租。

一旦官员受贿案爆发，企业家就都是行贿人。

现在很多企业家出事，都是官员犯罪牵扯，涉及行贿犯罪。

第五是官员短期政绩观的风险。

官场内斗殃及池鱼。

当了市长、县长，就希望在任上，能够搞出几个大项目，对形象和仕途都有好处。

一任新官往往都有自己的一些企业家兄弟圈，要项目，要发财机会，因此对原定的地域范围的项目要重新洗牌，这样一种新官旧官抢项目的内斗，权力重新配置导致的内讧，也使一些企业家出事。

第六是计划经济的观念，权力插手民营企业。

很多官员习惯于用公有制的思维，将私营企业当成国有企业来管理，权力的运用没有界线，肆意插手民营企业内部事务。

没有基本的《公司法》法律观念。

不尊重民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财产私有权，从来不明白民企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其本身的股东大会。

第七是大家不太注意的——今日中国刑法罪名的泛犯罪化立法。

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刑法”高度发育。

《刑法》进行了八次修正，增加了上百个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

应当承认，在一个司法清明、司法人员严谨慎守的国家，这种罪名的细化，不会危及企业的运行和生存。

对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本来是很有好处的。

但是今日中国的司法人员腐败寻租问题严重，法律素养和水平不高，这种罪名扩大化，反而大大增加了司法人员陷人入罪、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

第八是来自于行政权司法权腐败的敲诈勒索。

司法风险带来的严重危害民营企业的这些风险会带来哪些后果呢？（一）导致大量的冤假错案，产生大量破坏性案例。

像湖北天发集团冤案，武汉万全城案，江苏牧羊集团案，天津渤海集团朱梦河案，中国家具大王、光明集团实际控制人冯永明案。

其实追远一点，还有一直在申诉争论不休、看似已经有定论的牟其中案、仰融案、江苏铁本案、黃光裕案，对其财产的处理和罪名的定性，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二）引发大量企业成功人士移民和资本外逃。

对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

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家中，27%的已经投资移民了。

但其实据我们的日常了解，高达60%-70%的富人，都有移民倾向。

无恒产者无恒心,一个留不住富人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他们的主要动因是惧怕中国的杀富政策“打土豪”随时到来，害怕观念因素造成的对民营经济财富的掠夺。

这类人的投资移民，对国家经济和产能、就业的损害是最大的。

（三）民企没有安全感，就没有长远打算，制造业和创新产业、长线产业萎缩。

没有一个企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合法财产是能够保住的。

这导致民营企业主的短期行为和投机心理，没有心思搞长线的产业和基础性产业。

金融投机类、短期暴利型、权力获利型盛行，企业短期行为严重，都是短期投机竞赛，而不是效率竞赛、创新竞赛。

（四）国民经济缺乏长久稳定的支撑。

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占有国民经济重要的比重。

有的沿海省份财政收入的70%以上依靠民企私企税收。

而国有经济营利模式主要靠垄断权、许可权、定价权、自然资源独家占有权才能够获利，真正自由市场中靠自身的经营能力获利的，基本上都是民营经济。

国家已经离不开民营经济。

如果司法不公，对民营经济造成妨碍和破坏，国民经济发展的势头将严重受影响。

（五）引发社会短期行为示范效应。

社会成功人士和中产阶级思想意识不稳定，对国家没有效忠精神和归属感，对整个社会心态产生的消极影响非常大。

社会缺乏稳定的中坚，社会心态浮躁，短期行为泛滥。

切实保护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的司法风险问题，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