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一生

退位后的溥仪慢慢懂了事，在周围清朝遗老包围下被灌输了满脑子复辟意识。1917年7月，封建军阀张勋率兵入京，拥立溥仪复辟，这位11岁的少年第一次尝到了当皇帝的兴奋，却在11天后被赶下台。此后，溥仪把复辟的希望寄托于外国，先是受英国公使馆派来的师傅庄士敦鼓动准备到西洋寻找支持，因英美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维持民国而未成行。后来，他与制造“满蒙独立”以分裂中国的日本侵略者联手，在“九·一八事变”后去了东北，先当“执政”，1934年，第三次登基。日本人却未兑现帮助其恢复“大清”的许诺，只让他当“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对外言论全要由关东军拟稿，连走出宫的自由都没有。

在

伪满深宫中呆了十几年的溥仪，对日本人由感谢变为不满，后来又发展为恐惧。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被苏军逮捕，于1950年移交中国，以叛国和协助侵略者发动战争罪在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近十年。[1]

在战犯管理所里，溥仪有生以来首次学会系鞋带、自己洗衣服等生活常识，在头脑中也扫荡了帝王意识而树立了公民观念。1959年秋，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有些老人见面后还行跪拜大礼，马上

被他批评为思想落后。获得一张选民证后，溥仪称这是一生最珍贵的东西。他开始在植物园劳动。蒙哥马利来访时询问他感受如何，他回答说“比起皇帝来我更愿当园丁”。这位英国元帅惊讶之极，回国后把这当成奇闻宣传。有的外国进步人士来访后，报道说：“看到溥仪，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总之，他由帝王变为了一位公民，晚年曾想写《我的后半生》可惜未成。

在当代出版史上，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是生命力旺盛的作品。问世半个世纪以来，印刷21次，累计印数186.3万余册，而且仍然有长盛不衰的趋势。最早的《我的前半生》的基调即“我罪恶的前半生”，是一本具有悔罪书性质的作品。《我的前半生》从家世写起，一直写到1959年溥仪参加战犯管理所组织的社会参观。溥仪从一个末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为一个新人，思想转变过程杂乱不清，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地方叙述得不准确。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由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积极响应，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前半生》获得了出版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