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刁协刘隗传

晋朝刁协刘隗传刁协（？—322），字玄亮，渤海饶安（河北旧县镇）人，出身于二流士族。

祖父刁恭，官至魏齐郡太守。

父刁攸，晋武帝时为御史中丞。

刁协天资聪明，博闻强记，自幼就喜欢博览儒家经籍。

起家为濮阳王国文学，后以精通儒学，谙习典章制度，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兼本郡（即渤海郡）大中正。

刘隗（272—333），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

自称是汉楚元王交的后人。

其父祖在魏晋时官爵并不显赫。

父刘砥，只是东光县令而已。

刘隗喜好文史，文化修养很好，故起家为秘书郎，掌管图书著述。

但由于秘书郎是贵势子弟所把持的官职，刘隗没有强硬的父祖背景，遂在当时内官重、外官轻的风气下，被排挤出秘书省，出为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成为本郡长官。

拥戴皇权，以法御下刁协、刘隗家族势力不强，本人官位不高，却因局势的演变，而在两晋之际被推上政治历史舞台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问鼎于中原。

在这种形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

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颖，为平北司马。

后看到赵王伦兵多势众，弃颖投伦，任相国参军。

赵王伦败，他又转奔长沙王乂门下，为骠骑司马。

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越的方向发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

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经过选择，认为东海王越系统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地区比较稳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余地，遂避难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

刘隗则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睿是上下级关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附的却是弱主。

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完全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拥戴才得以立足。

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司马睿不过是门阀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

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天下。

”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主弱臣强的政治状况。

对此，不仅司马睿十分不满，而且家族势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巩固受到直接威胁。

所以，司马睿不甘寂寞，从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开始，就有意重用刁协和刘隗，引二人为自己的亲信；刁协、刘隗二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尽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权，以期蒙被显贵。

刁协因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礼仪制度。

所以他在东晋皇朝创立初期，被委以创立宪章的重任。

当时，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过去的礼仪制度，刁协排除各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终于制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礼仪制度。

它的建立，对于明尊卑、辨贵贱、别等级、防僭越、崇皇权、抑权臣具有一定作用。

司马睿因此更加器重刁协，拜其为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刁协传》及《刘隗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尚书左仆射。

太兴初年，迁尚书令，又加金紫光禄大夫。

刘隗则善于探求司马睿的旨意，并凭借他兼通文史、习于政务的长处，往往能够在司马睿尚未发话时就满足他的愿望，故司马睿将刘隗视为十分称心得力的心腹。

司马睿对王导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的扶植纵容门阀势力的政策深为反感，一反“本诸家传礼来久”的儒学家族传统，而“用申韩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

而刘隗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又对司马睿忠心无贰，故司马睿以刘隗为丞相司直，后又转为御史中丞，委以刑宪。

刘隗忠实地执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坚持排抑豪强，不避权贵的原则，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地予以举劾。

护军将军戴若思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亲信，但他擅自让府将篡取军士，刘隗奏免戴若思官。

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丧而结婚，以孝友著称的东閤祭酒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刘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东晋初，在王导“宁使网漏吞舟”政策的保护下，货赂公行，吏治腐败。

刘隗力图予以纠正。

丞相行参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生，刘陶死后，他强娶刘陶爱妾为妻，又盗窃官布六百余匹，本应弃市，遇赦而免予追究。

不久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为长史。

刘隗得知此事，认为宋挺霸占举主刘陶之妻，违背三纲之义，有悖人伦之序，而且尚贪赃枉法，虽遇赦免死，但应除名，禁锢终身并发配边境充兵；对于明知宋挺赃污乱伦，却仍欲举荐为官的阮抗，则应给予免官和下狱治罪的处分。

晋元帝虽表示赞同，但因宋挺已经病亡而不想再追究。

刘隗据理力争，认为为了作法垂于后世，整肃风纪，必须坚持原判，并班下远近，使人人皆知。

晋元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刘隗法不阿贵，不畏强御，他将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

汝南周 f ，是东晋政权的台辅重臣，权势颇重。

有一次，庐江太守梁龛居丧请客，周f与三十多人赴宴。

刘隗奏免梁龛官，削侯爵，以明丧服之礼；周 f 等人则明知梁龛居丧而仍然赴宴，宜各给予剥夺一个月俸禄的处分，以肃其违。

晋元帝从之。

而后，周f 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伤门生二人，又砍伤前来纠察的建康左尉。

刘隗因此再次弹劾周f ，周f 坐免官。

对于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刘隗也不留情面。

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

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

刘隗劾奏，只是因晋元帝畏于王导，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审理。

但是，刘隗并未因此气馁。

当时，“用法不及权贵”之弊十分严重，执法不公，用法不严，故有“延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民谚。

建兴中，丞相王导府中的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

刘隗为其申理冤情，指责具体负责此案的从事中郎周 f 、法曹参军刘胤等人刑杀失于公允，不能胜任其职，请皆免官。

其矛头直指周f 等人的后台王导。

王导被迫上疏引咎，请求辞职。

晋元帝未接受其辞呈。

刁协虽不负责刑宪，但他性格倔强刚悍，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凡事都崇上抑下。

他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

他放达不羁，饮酒过量，常常借醉酒之机而指责辱骂公卿大臣。

刁协和刘隗对皇权的忠诚以及执行“以法御下”的坚决，使晋元帝对他们更加信任。

太兴初年，任命刘隗为侍中，又赐爵都乡侯。

不久代薛兼为丹杨尹。

他虽不在中朝，但仍与尚书令刁协一起参予制定所谓“万机秘密”，二人成为晋元帝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

对此，极力想要专权擅政的门阀势力极为不满，他们对刘隗、刁协二人莫不侧目以视，一方面将“以法御下”的政策比之为“刻碎之政”，一方面则对刘、刁二人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是佞幸小人。

如汝南周嵩曾被刘隗举劾，对隗恨之入骨，以至于仇及刁协。

他的哥哥吏部尚书周f 曾在尚书省内当值，夜里突然发病，十分危险。

刁协正好在场，马上采取措施予以医治，百般照料。

到天亮时，周f 病情有所好转，刁协遂让人通知周嵩。

周嵩急忙赶来，刁协见到他，哭泣着述说周 f 晚上病危的状况。

而周嵩十分冷淡，挥手让刁协走。

刁协走到户外以让其兄弟叙谈。

周嵩看到周f ，连病情都没问就说：“你在中原时曾与和峤齐名，现在怎么能与佞幸小人刁协有交情。

”说完便扬长而去。

周嵩将刁协、刘隗比成佞幸，是对晋元帝疏远和排抑南北世族势力表示不满。

他曾上疏晋元帝，力谏切勿疏远王导，重用刁、刘。

在奏疏中，他把王导比作诸葛亮，认为晋元帝“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为贤。

”晋元帝没有理睬他的意见。

至于王导，由于自己是“以法御下”政策的首要目标，自然不便对刁协、刘隗进行直接人身攻击，但他对刁、刘二人的仇视却往往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

他声称为政不应“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

而当他对当朝人物进行品评时，却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壸）之峰距”。

评价刁协为人“察察”，实是贬斥而非赞誉。

刘隗、刁协既然将其命运系于皇权，所以毫不在乎来自门阀势力的种种非议和反对，继续在晋元帝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弱枝强干的措施，从而使得皇权与门阀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王敦起兵，以清君侧东晋初年主弱臣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门阀世族握有军权，盘据外藩，司马氏为代表的中央皇朝几乎无兵可用。

在握有强兵的诸家族中，以琅邪王氏为最盛。

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长江中上游重镇，与内控建康朝权的王导遥相呼应，是威胁封建皇权的主要力量。

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拥立之功，专任外藩，“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晋书·王敦传》）。

因此，刘隗、刁协认识到，欲加强皇权，仅仅实行“以法御下”是不行的，还必须削弱乃至剥夺门阀世族的兵权。

于是，刘隗以王敦威权过于强盛，终将成为祸乱之源为由，竭力劝说晋元帝司马睿任用心腹为外藩方镇长官，以收兵权。

此议刚刚提出，恰好湘州刺史出现空缺。

王敦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立即表请以自己的亲信、宣城内史吴兴沈充为湘州刺史。

湘州号称南楚险国，据长江上游之势，位于荆交广三州交界处，是“用武之国”（《晋书·闵王承传》）。

控制湘州，对建康东晋朝廷来说，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

因此，晋元帝在刘隗、刁协等人的劝告下，未理会王敦的表请，而于太兴三年（320）十二月，任命自己的从叔父左将军谯王承为湘州刺史。

可是，因湘州经动乱后荒残困弊，加上谯王承本人将才不足、能力较低，故王敦虽心怀不满，但对此也并无太大异议。

他凭借湘州位于自己的都督区内，既不给本来就没有多少军队的湘州增加兵员，又不供给军事器械，听任谯王承之镇湘州。

主弱臣强的局面仍未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王敦知道朝廷不信任自己，就要求将部下在扬州的家属接到荆州。

其用意有二，一是如朝廷同意这一要求，则可收买人心，并可以防备来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拒绝，则可因此煽动将士对朝廷不满，为起兵提供借口。

刘隗、刁协接到王敦的上表，认为王敦奸逆之心已经昭著，则一方面抗绝了王敦的要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家属为人质，牵制王敦以便尽可能地延缓他反叛的时间。

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地着手建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新军，以便在万一王敦反叛的情况下，不至于因无兵可用而束手就擒。

但在当时的军户制下，良人无当兵的义务，军户又多由门阀世族所把持，故建立新军，必须要解决兵源问题。

为解燃眉之急，尚书令建议征发扬州诸郡的奴客为兵，以备征役。

太兴四年（321）五月，晋元帝下诏发奴为兵。

七月，任命亲信、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今江苏淮安市），各领以奴为兵者万余人。

刘隗、戴若思临行前，晋无帝司马睿亲自来到他们的营地，慰问勉励将士；并为刘、戴二人设宴饯行，开怀畅饮，赋诗励志。

刘隗、戴若思分别镇戍合肥、淮阴，名义是为了防御北方入侵，实际上则是使合肥、淮阴、建康形成犄角之势，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王敦反叛。

刘隗出任外藩后，仍遥控朝政，凡是朝廷重要事务，如选举用人等，晋元帝都要与他密谋后才作出决定。

王导则被架空，受到冷落，郁郁而不得志。

王敦因此极为不满，写给刘隗一封带有威胁和利诱双重含意的信，信上说：“听说近来皇帝非常信任你，所以我想在中原动乱、大贼未灭的形势下，与你和周f 等人齐心协力，输佐王室，以便安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