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及其政治倾向

正义或公正要求同样对待同样人⑤，在分配领域，即要求平等地分配社会利益（benefits）和负担（burdens）。从这个原则看，当代大量的环境政策都很成问题。几乎所有的社会，从地方、国家到全球层次，都倾向于把环境负担最大限度地加于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穷人、色种人以及发展中国家，而把环境利益最大限度地给予处于有利地位的人群--富人、白种人和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可以确切地称作"环境歧视"。
类似的现象在国际层次同样存在。在当代世界中，与富国相比，穷国更多地承受了森林破坏、荒漠化、空气和水污染等环境退化的后果；在这些国家内部，越贫穷的人承受得越多。这一状况，部分地是由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统治、掠夺造成的，而更多地则要归咎于现有的经济规则及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在1994年说："有害健康的污染的成本计量依先前从累计发病率和死亡率中的所得而定。从这个观点看，一定数量的有害健康的污染应放在成本最低的国家，也就是收入最低的国家。我认为，在向收入最低的国家大量倾倒垃圾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无可挑剔的，我们应当正视之。"针对这一观点，加登斯（Joseph
生态主义或曰激进环境主义是广泛而复杂的社会运动，内部包含多种思想，但有一个核心主张，也是各派原则上共同接受的，即所谓“生命圈平等主义”（biospherical egalitarianism）或“生命中心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按照深层生态主义者的表述，"生命中心平等的直觉是生命圈中的一切都同样拥有生活、繁荣并在更大的自我实现中展现其个体自身和自我实现的权利。这个基本直觉是生态圈中所有机体和存在物，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的部分，都具有内在价值"④。在此，人与其他生命形式乃至无生命物在道德地位上是相同的，无分上下。生态主义者把这种扩展了的平等主义认作人类道德进步之必然。问题在于，所谓“进步”是在何种意义上谈的：是在个人道德意识的层次，还是在社会政治伦理的层次？在前一层次上，生态主义运动有其公共空间，即通过教育、宣传使此种平等主义内在化。然而，当代生态环境危机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个人意识、行为层次的问题，而首先是社会制度层次的问题。个人道德意识、行为的培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是一个在理论上难以确定的问题。而在后一层次即社会政治伦理的层次上，生态主义的道德进步说则必须接受正义原则的诘问。正义是社会政治伦理的第一原理。
R. Des Jardins）指出："当我们了解到世界银行有效地控制着国际债务机构并因而操纵着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我们就明白了这种态度的问题所在。或许，除了在最残酷的功利主义范围内，我们难以找到任何可以把任何此类模式当作正义或公平来接受的正义理论。"⑦
在这样的原则面前，人与自然的和谐完全是天方夜谭。这是环境公正运动（en生的深刻原因。环境公正原则的提出，否定了环境事务无关或优先于社会公正的观点，肯定阶级、种族、国家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是认定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由阶级、种族和国家间的歧视造成的权利和机会的差别，意味着人类社会成员不平等地享受着环境利益，不平等地承受着环境负担。环境公正原则确认了环境的稳定与人类福利和社会生产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它不仅要求消除阶级、种族和国家间的环境歧视，而且要求当代人和后代人平等地分有环境利益和负担⑧。
若说面对此前环境主义运动所提出的"环境问题"，传统伦理的坚定维护者还可以闪烁其辞的话，环境公正运动的出现则迫使他们正视环境问题揭出的伦理危机的事实。同样，主张人与自然无条件亲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也应该走出来看看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环境公正运动带来的环境危机性质的重新思考，对于生态主义的政治合法性是一个考验。这一理论定位上的质问，不是把社会公正问题纳入激进环境主义运动所能够解决得了的。环境公正运动从一个侧面暴露了现代社会伦理危机的严重性。问题已经不是全人类应不应当对自然负责，而是关系到人类成员之间应不应当彼此负责这个起码的选择。环境歧视的存在，表明理性的、秩序的大同伦理世界还远远没有到来。今天，围绕着环境纠纷，国与国之间、国家和地方内部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冲突比比皆是，势头越来越猛，而现代社会的发展理念又使各自的竞争合法化。可以想见，随着人口继续增长，资源消耗越来越多，环境质量越来越恶化，在有限的时间里，由环境问题导致的大规模战争是完全可能的。死亡的事总是会发生的。但是，如果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是为了同一个价值理想而斗，我们还有理由无条件地信奉这种理想吗？如果地球上真的出现了马尔萨斯所说的"积极抑制"，我们能够毫无顾忌地认为是"环境的反抗"或"自然的惩罚"吗？深层生态主义者说过："人类生命和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不相矛盾。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人口减少。"11从纯经济学角度讲，这或许是有道理的；然而，从伦理上看，不管他们怎样解释人口减少只能通过自觉地控制生育，在这个环境纠纷高度政治化的世界中，如此断言实在是太轻率了。
从70年代中期起，一些美国社会学家开始关心与污染和有毒废弃物相关的健康和安全风险的分配，提醒政府和公众注意有色人社区和白人居住地相比承受着不均等的风险压力。他们发现，有毒废弃物堆积地、填埋站、焚化场以及污染工业总是位于穷人和少数民族高度密集的社区内或周围地区。美国《国家法律杂志》1992年主持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政府在清除有害废弃物和惩罚排污者的方式上存在着种族区分。白人社区较之黑人、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社区，看起来行动快、结果好、处罚重。这种不平等的保护经常发生在穷富社区之间。"这项研究列举了大量数据，说明美国法院"对少数民族地区内污染法违犯者的处罚低于对大部分白人地区违法者的处罚"⑥。
那么，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是什么关系呢？多布森（Andrew Dobson）在《绿色政治思想》第一章开头就说："关于生态主义，必须明确的首要观点是，它不同于环境主义。……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生态主义认为，对环境的关心……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彻底转变为先决条件；而环境主义则主张一种针对环境问题的'管理'方式，它确信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无须根本改变现行的价值观或生产、消费模式。"在该章的结尾，他又说："有必要再强调一遍，这是一本关于生态主义而不是关于环境主义的书。"②多布森的整本书就是要论证这一点。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两者的区别：生态主义从根本上置疑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主义则不然；生态主义期望一个不追求高增长、高科技、高消费，而以包含着更多劳动、更少闲暇、更少物品和服务需要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后现代社会，环境主义则不然；生态主义将地球的有限性置于优先地位，追问在此框架内何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是可能的和可欲的，环境主义则不然……最后，在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上，生态主义关心的是人类活动必须限制在何种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非人类世界，环境主义则关心人类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己的利益。显然，多布森的区分和奈斯的区分同出一辙。多布森所说的"环境主义"实际上指的是老派的改良环境主义，而所谓"生态主义"也就是激进环境主义。所以，佩珀（David Pepper）把多布森的生态主义定义概括为"激进环境主义的政治哲学"③。
199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首届有色族人民环境领导高级会议"系统概括了环境公正原则，其内容达17条之多。这个纲领和许多社会运动的主张一样，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就起因和具体目标而言，这个运动应归入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范畴，但从纲领中看，它又吸收了若干非人类中心主义成分，并且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保持着同盟关系。因此，环境公正运动的出现，对于从不同伦理立场关心环境问题的人们来说，理应是一个沟通和争取共识的机会。哈特雷（Troy W. Hartley）说："环境公正运动没有提出虚构的环境伦理学理念或世界观，只是提出了一个在环境伦理学讨论里并不出色的分配价值原则。一个有影响的环境公正运动正在把环境不平等推向政策议程，因此，环境伦理学也应该讨论环境公正。"⑨然而，此类呼吁没有得到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的有效回应。如深层生态主义者塞申斯（George Sessions）在《后现代主义与环境公正：生态学运动之死？》（1995）、《政治正确、生态实在与生态学运动的未来》（1995）等文中，批评"左派试图把环境运动从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问题再引向城市-污染-社会公正的议程"。以后，他又指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城市-污染与社会公正关切不允许优于对全球生态危机之紧迫性的现实处理问题。这可归结为优先的问题，涉及到发展一个有现实意义的生态世界观。"⑩
印度学者古哈（Ramachandra Guha）从第三世界立场对深层生态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激进环境主义与荒野保护：来自第三世界的批判》一文中，古哈指出，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激进环境主义尽管以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却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环境和文化史，是美国所特有的；如果像深层生态主义者要求的那样，把他们的主张在全球范围内付诸实践，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他认为，深层生态学把人对自然的态度区分为人类中心的和生命（生态）中心的，进而以生态完整性而非人类需要作为行动依据，是不可接受的。人类中心和生命（生态）中心的区分无助于理解环境退化的动力机制。当代全球面对的两个根本性的生态问题是工业化世界和第三世界城市上层阶级的过度消费，以及日益扩大的短期和长期的军事化（局部战争和军备竞赛）。这两大问题的原因是非常世俗的：大而言之，在于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对立；小而言之，在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些原因，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可能还原为对自然的更深层的人类中心的态度；相反，它们所导致的生态退化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而不是满足了人类的最大利益。因此，"施咒于人类中心主义恶魔，往好里说是不着边际的，往坏里说是一种危险的混淆"。古哈进而指出，深层生态主义者所关注的荒野保护在美国或许可行，而一旦应用于像印度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肯定是有害的。印度是一个长期定居、人口密集的国家，农业人口与自然之间有着良好的平衡关系，而留出荒野地区势必导致自然资源从穷人手里直接转移到富人手里。在印度和非洲推行的国际性荒野保护项目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项目实施的意图和结果是：一方面，富人的旅游利益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威胁着穷人生计的环境问题（如燃料、饲料、水资源短缺、土壤侵蚀、空气和水污染）却得不到恰当处理。古哈认为，深层生态学在"激进的外衣"下，有意无意地为这种狭隘的、不平等的保护实践提供正当理由。"国际保护精英们越来越多地用深层生态主义者用过的哲学、伦理和科学论证来推进他们的荒野十字军。"一位杰出的美国生物学家新近提议，由他和他的科学同事们来接管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另一位科学家在权威科学论坛《生态学与系统论年评》上撰文称，生物学家作为"自然界的代表"，"掌管着热带生态的未来"。只有他们有权"决定热带农业景观（tropical agroscape）是否仅仅由人类与其共生生物、共栖体和寄生生物所构成，或者说，它是否也要包括大自然的一些'孤岛'--自然孕育了人类，又被人类征服" 。他甚至告诫他的同事："如果生物学家要把一个热带地区生物学化，他们就必须用心用力、讲究战略战术、不惜时间和金钱把它买下来。"针对此类扬言，古哈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