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说“熟悉”，是因为人们多少都知道一些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观点，至少承认其对于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说“陌生”，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其根本立场、基本原理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其实就是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因此，对这一概念的把握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自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来，就其内部的理解而言，在整体认识上主要有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如同自然科学般精确的知识体系。这种偏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确定性、完整性，但忽略了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性、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认识。第二国际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是此种偏向的代表。另一种偏向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顺势应变的方法，没有确定的思想体系。这种偏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灵活变动和开放，但忽略了其立场和基本观点的确定、公开及不可违背，从而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第二国际后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便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也是其基本原理的表达；它集中体现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因此，从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然而正是在这些众所周知的重大命题上，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习以为常的错误认识，需要加以辨析和澄清。

一、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首要的基本命题。“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44页)邓小平甚至把这一命题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等同于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那么，什么是“实际”?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的“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这样，如何“从实际出发”的难题就变成了如何“把握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难题。毫无疑义，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仅丰富多样、相互冲突，而且无穷无尽。这就提出了能否及如何把握客观事实的问题。

那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怎样解决如何“把握客观存在的事实”的问题的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其根本要求就是“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列宁选集》第3卷，第411页)。这就是说，客观真实的情况不能靠举例来说明，也不能靠罗列现象，而必须把握事实的总和，必须把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列宁强调，“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孤立的、随意的事例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具有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从其整体上、从其全部联系中把握的事实。因此，事实的总和不是无数零碎事实的简单叠加。

怎么才能把握事实的总和呢?或者说，怎样才能从整体和联系中把握事实呢?最根本的是抓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抓住了这些事实，就抓住了事实的总和，因此列宁称对立统一为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把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所谓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事实，此类事实能够反映某一社会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矛盾。(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58页)《资本论》之所以能够从商品分析开始，成功地展开对于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历史再现，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商品堆积”起来的社会，商品构成了该社会的基本特征即细胞”。

二是所谓最反常、最病态、最不尽情理和最不可理喻的事实，此类事实反映了某一社会的矛盾尖锐化和对抗程度，是其病根所在、问题所在。在马克思看来，

在工人身上就集中了这类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1页)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以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为研究对象，因而一下子就抓住了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反常关系，即“异化劳动”这一事实。一般说来，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劳动产品是对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证。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却有着一种天然的疏离感，两者的关系是陌生的乃至于对抗的。这一事实的典型性还在于它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并非私有制社会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异化劳动的产生并非简单的是由于剥削。封建时代的农民同样受到剥削，但是他不存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农民的劳动成果被剥夺并没有使农民作为劳动创造者的地位被否定。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未能真正揭示出异化劳动的根源，但抓住这一重大事实无疑促成了他的科学研究。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解释了这一反常事实：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之所以会有这种对抗性的反常关系，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自此，劳动者和商品的关系就不再是创造者和被创造者那种“人和物”的关系，而是变成了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相互排斥、相互疏离的倾向。这样，马克思就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最反常、最病态、最不尽情理和最不可理喻的事实，打开了揭示资本主义全部奥秘的大门。

三是所谓大量出现、且不断增长并具有普遍化趋势的事实，此类事实预示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趋势，是旧社会中孕育着的新社会的萌芽。这便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断出现的事实，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1-262页)马克思关注工人阶级是其世界观的转折点，自此，马克思的世界观随着其对无产阶级的科学认识而成为科学。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人类解放的实际承担者，这就必须超越世俗的眼界，即不能把现代无产阶级仅仅看作“一无所有”的受苦人，更不能将其视为只顾眼前利益的芸芸众生。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回答对于现代无产阶级的质疑时说：“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