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垃圾回收处理与循环利用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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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垃圾回收处理与循环利用专题
作者:马文秀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19年第06期
垃圾回收处理与循环利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着人民大众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的民生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的部署。2019年,环境保护政策进一步聚焦固体废弃物。1月,国务院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提出新时代下城市发展的新思路。6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草案规定“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垃圾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全面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7月1日起,上海成为全国首个强制垃圾分类的城市。垃圾分类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实践,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的鲜活映现。如何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提高垃圾回收处理效率和资源化利用率、控制垃圾增长速度,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日本是世界公认的实施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与再利用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鉴于此,本期杂志以“日本垃圾回收处理与循环利用”为题,刊发一组研究日本垃圾分类管理、回收处理与循环利用的文章。文章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研究日本垃圾分类管理、回收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对我国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
《从“垃圾战”到“多元协作”——日本垃圾治理的路径与经验》一文,分析了战后日本垃圾治理的历程,总结出日本垃圾治理的经验,并结合典型案例,做了进一步分析。作者指出,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垃圾公害问题曾一度非常严峻,日本政府为了处理不断增大的垃圾而出台的垃圾处理设施场建设计划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纷纷爆发被称为“垃圾战”的反对建设垃圾处理场的民众运动。为此,日本政府反思经济至上的政策,加快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垃圾治理的法律体系、开展环境保护与垃圾治理的宣传教育,以及构建政府引导、市场激励、民众参与的垃圾治理多元主体协作模式等一系列措施,使日本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模式走向垃圾分类、垃圾减量、资源再生的循环型社会。日本垃圾治理多元主体协作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的制度构建及启示》一文,分析了日本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制度构建的背景、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流程与具体实施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日本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探索建筑垃圾再生利用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作者认为,以2002年《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法》实施为标志,日本构建了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制度;日本将建筑垃圾从产生到再资源化全生命周期涉及的各相关主体联系起来,通过采取准入许可证制度、公共建筑绿色采购和建筑垃圾传票制度等具体措施,使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涉及的各相关主体形成闭环流程;日本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成效显著,依法推行回收再利用的建筑施工
数量保持稳定,各类建筑垃圾基本完成动态调整的再利用目标;未来中国在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领域,可借鉴日本专项立法、流程管理、动态考核、绿色采购等方面经验。
《日本國民性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一文,从国民性的视角分析了日本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中市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作者认为,日本在垃圾分类处理方面实现了政府与民间良性联动,全民参与是日本垃圾分类处理机制的重要一环;日本之所以能够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归根到底是由于日本国民对垃圾分类处理的必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危机意识下具有勤勉务实与精细严谨的传统,以及“耻感文化”的较强道德约束作用;中国的垃圾分类处理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地区居民的群体性格,因地、因人而施策。
《日本制定“塑料资源循环战略”的原因及影响》一文,对日本塑料垃圾循环利用的情况、塑料资源循环利用政策转变原因以及“塑料资源循环战略”内容进行了分析。2019年日本政府对塑料垃圾循环利用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从2018年G7峰会上持消极态度,拒绝签署《海洋塑料宪章》,到2019年积极制定《塑料资源循环战略》,并将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治理列为当年G20峰会的重要议题。作者认为,这一政策转变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推进建设循环型社会体系、现实环境外交以及中国禁止进口“洋垃圾”等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产物;日本的《塑料资源循环战略》是一份旨在“利用日本的经验、技术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战略性文件,这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该战略设定了高标准的塑料减量化、再使用与再循环、再生利用与生物质塑料使用的目标,全面收紧生活中产生的塑料垃圾,并从源头削减塑料垃圾的产生;中日两国在海洋塑料处理问题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马文秀,女,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