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文写作

引言：政论传统与文体之辨

1936年初秋的一个深夜，毛泽东在对斯诺回忆起他青年时代的岁月时说：“学校里有一个姓袁的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这里提到的“古文文体”，指的是相对骈文而言的文言散文，因不受格式拘束，显得质朴自由，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政论散文本是散文的一个分支，而我国古代素来有文人论政的传统，因此广义上说，古文无论骈散，很多都具有政论的性质。

也许正是受了梁启超和韩愈的影响，后来毛泽东“新闻记者的手笔”亦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连一向政见不合的学者胡适都对其文章赞赏有加。现在看来，虽然褒韩贬梁的那位袁老师的观点未免偏颇，但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古代政论文影响之深远，二是古文与现代新闻文体文风的差异。但从文体性质上看，尽管政论文与新闻评论的内涵与特征有相当的不同，说理的艺术与技巧应是一脉相承的。下面，我从选题、结构、文采三个角度，简单分析一下我国古代政论文的说理艺术对于新闻评论写作的启发。

一、万壑有声——从立意到选题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作诗“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这八个字用在政论写作上同样适用。这里的“立志”，可理解为立意。它产生于写

作之前，包括确定全文的主题思想内容、作者的构思设想和写作意图及动机等。对于政论文来说，立意是论辩的开端，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在新闻评论中，立意的着眼点往往在于选题，就是选择文章所要论证的问题。关于选题，至少有三点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名篇中获得裨益。

首先是大处着眼。即选题要有宏观性，作者应具备整体观、大局观，这一点非常重要。无论是什么样的文章，选题都是首要的方向性的选择。我们分析古代的政论文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时代背景，因为许多事情，会随着时代、环境、具体语境的不同而变化，比如王安石的政论文中，很多观点非常偏颇，但大都是与当时熙宁年间变法的复杂环境相关联的；再比如马基雅弗利在1513年写《邦主鉴》（The Prince）的同时，在撰写另一部较长的作品《罗马史论》（Discourses），而后者显著地带有更多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色彩。因此罗素认为读《邦主鉴》这本书要特别切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反过来说，我们写文章时也拓宽视野，只有充分考虑到大的时代环境，立论的时候才会有深度。

例如在针对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乔云华《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一书的一篇时事评论《李真是权力的影子，不是人性的蛀虫》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仅仅把谴责放在李真的‘人情人性’上，难以服人。李真迅速升迁并获得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制度才是问题关键。”在引证了历史上相关的类似事例之后，又总结道：“影子权力分享乃至延伸权力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渗透到集体无意识中了。现在分析李

真，应该更多的从民族的文化心理、政府的体制选择、政党的自我更新等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跳出肤浅的“人性人情”分析，从大局着眼，看政府，看制度，看国家，这样的立论才是高人一筹的见解。

其次是经世致用。文章合为时而著，投射到新闻文体中来，就是时新性。古文中典型的例子王安石和韩愈的散文。王安石的政论文，大都体现作者的改革观点，直接为变法服务，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如《上时政疏》，从分析前代的政治事件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充分表现出王安石对北宋王朝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要求改革的急切心情。韩愈主张“文以载道”，他是自己文体改革论的优秀实践者，其散文《原毁》，批评了责人严、责己松的不良社会风气，也是著名的针砭时弊之作。

在现代新闻评论中，主流媒体由于担负着引导舆论、跟踪决策这样的重大责任，在紧跟新闻事态发展的同时，须慎之又慎，应当在直面事实、把话说透的前提下保持“热运转”中的“冷思考”。这一点，《人民日报》做得相当到位。比如5月12日汶川地震事件中，5月13日评论员文章《灾难中凝聚沉着的力量》、5月14日社论《紧急行动起来》、5月15日社论《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等系列评论文章，均快速、冷静、务实，除了详细阐明了救灾的种种举措之外，还特别强调了“以人为本”的主题，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再次是陈言务去。观点要新颖独到，使读者永远有初逢的惊喜，

这一点对于新闻评论来说尤为关键，新闻媒体是要引导舆论的，不是跟踪舆论的。人云亦云的结果，只能使媒体失去受众。王安石名篇《读孟尝君传》，大胆立论，推翻了包括《史记》在内的“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这种立足于经世济时的国家利益来衡量“士”的新观点，深刻且奇特，令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盘马弯弓——从章法到结构

议论文的结构其实没有定法，新闻评论更不是八股文，所谓序论、本论、结论“三段式”的说法也只是评论写作的一般要求。文章的精彩，往往在于跌宕起伏，因此篇章结构也是赢得受众的关键一环。在这方面，古文中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

首先是起句发意。开篇观点要明确，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实践起来并不容易。不管立论还是驳论，都要气韵充沛，有蓄千钧之力而待发之精神。这一点我们可以多看荀子的文章。他的散文多长篇大论，但论点鲜明，开篇有力。如《天伦》的开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样的开头，斩钉截铁，为后文论述社会国家治乱兴废的关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8年5月18日的人民时评《有一种恶搞叫丧尽天良》，开篇即亮出观点，情文并茂，首先就在气势上抓住了读者，文章的开头有力，往往就成功了一半。

其次是精彩论证。行文要起伏，结构要严谨，层次要分明，节奏

要合理。这一点在诸子百家散文与唐宋名家、明清散文中都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孟子的文章富于雄辩，韩非子长于分析，贾谊政论文辞整饬，韩愈散文气势磅礴，欧阳修文章舒徐婉曲，苏轼散文雄奇奔放……等等，不一而足，各有千秋。具体来说，我们可以简析欧阳修的名篇《朋党论》。这篇文章实践了作者“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援古论今，析理透辟，值得借鉴。

文章开头即提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的观点，打破了“君子不党”的陈旧观念。接着分析君子之朋、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从正反两方面列举史实，得出结论。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自己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目前我们有些报纸上的新闻评论，看上去满口新词，眼花缭乱，实际上结构混乱，不知所云，是应当向古文认真学习一下的。

第三是收尾利落。同时行文应简洁，力求做到篇中无闲句，句中无闲字。古文自不必说，文言文本身具有简洁的素质；而对于新闻评论而言，则是特别要强调的。这是一个速变与速朽的时代，没有人喜欢拖泥带水的文字。博士卖驴，书卷三纸还不见“驴”字，这种章法放到今天是注定要淘汰的。古文中亦不乏短小精悍之作。我们看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驳俗反常，笔势峭拔，辞气凌厉。对于现代的新闻评论而言，一般都有篇幅的限制，因此关键在于提高文字的“含金量”。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