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中国的托马斯曼研究

60年来中国的托马斯曼研究一受中国社会政治大气候的影响，60年来中国的托马斯?曼接受史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

我们先谈1949年至1979年的情况。

1949年以前，托马斯?曼有十来个短篇译成中文出版，介绍性文字有七八篇，对其评价褒贬不一。

郑振铎夸《死于威尼斯》“不可及的美丽与淡泊”，沈雁冰（茅盾）批他对一战的态度“尤其荒谬”，林语堂则高调赞扬他在二战中的反法西斯立场。

对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托马斯?曼其人其作颇有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意味。

换言之，在其作品缺席的情况下，他已作为德国文学的旗帜出现在新中国的报刊上，受到先入为主的、众口一词的评价和颂扬。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联和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赋予他很高的地位。

民主德国把托马斯?曼树立为20世纪德语文学的一面旗帜，看似一厢情愿或者阴差阳错，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必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特性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重文学的认识功能，尤其关注文学作品是否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发现的历史规律，所以，只要一部作品的描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不管其作者的情感、立场、主观意图如何，都被视为好作家、好作品。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由此显得非常大度、非常客观。

况且，这种大度与客观源于深刻的心理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深层心理的观察和研究与弗洛伊德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功绩在于发现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存在微妙的、戏剧性的互动，那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伟大，就在于发现人的意志和行动、意识和下意识之间存在断裂。

无论是恩格斯论巴尔扎克，还是弗洛伊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令人刮目之处都在于发现并且肯定了作家的下意识。

前者欣赏巴尔扎克“空前尖刻”地嘲笑了他所“深刻同情”的阶级，后者热衷于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如何受其下意识的操控。

二者的阐述都可谓饶有兴味，自圆其说。

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首先关心的不是作家的政治表白，不是他们嘴上怎么说，而是他们的艺术形象，是他们笔下怎么写。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主要立足于文学文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是“意图谬误”说的鼻祖。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之所以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此宽容和欣赏，就是因为他们深知作家们存在“意图谬误”。

对于托马斯?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典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乔治?卢卡奇功不可没。

卢卡奇不仅很早就关注并且欣赏托马斯?曼的作品，他对托马斯?曼的阐释也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阐释如出一辙。

这为托马斯?曼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与苏联和东德保持一致的新中国，不仅对托马斯?曼怀有天然的敬意和好感，而且沿用了苏联和民主德国的阐释模式。

新中国对托马斯?曼的认识和宣传始于1955年这个特殊的年份：4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赴魏玛参加纪念席勒逝世150周年大型活动。

在此期间，代表团成员黄药眠、贺敬之与托马斯?曼有过短暂的正式会晤。

8月12日，托马斯?曼逝世，国内很快做出反应。

几大报刊纷纷撰文，对托马斯?曼的一生进行总结和回顾。

其中，冯至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他是著名诗人、学者，同时又是新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先师和旗手。

冯至把托马斯?曼称为“德国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范”，称赞他“代表了德国悠久的人道主义的进步传统”。

对于托马斯?曼的政治立场，冯至做出了如下评价：“托马斯?曼痛切地感到、而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缺陷和矛盾，但是他没有能够像他的哥哥海因利希?曼那样（1871―1950），进一步明确地靠拢工人阶级的队伍。

但是每逢世界上的重要事件，他总是站在进步方面，支持进步的力量。

”冯至勾勒的托马斯?曼形象，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原则，也具有为时事政治服务的功能。

但该文在实事求是和为尊者讳之间基本保持了平衡：不宜说的就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不说，说出来的一定以事实为根据。

譬如，“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对《布登勃洛克一家》产生过影响，这是事实；至于北欧文学和在新中国前30年被视为反动哲学家的叔本华和尼采对托马斯?曼产生的影响，该文则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黄贤俊在《世界知识》发表的悼念文章和《译文》刊载的一篇译文。

前者的基本观点和冯至相同，但又提供了若干很能说明托马斯?曼的文学地位和政治立场的细节。

他不仅转述了贝歇尔对托马斯?曼的评价：“德意志的光荣和荣誉”，而且提到日后广为流传的一个名篇（《反对布尔什维克是我们时代中最愚蠢的行动》）和一句名言（“我到哪里，哪里就有德国文化”）；后者来自民主德国文学批评家和托马斯?曼研究专家汉斯?迈耶。

该文的第一句话最引人注目：“如果我们想要把很久以来托马斯?曼作为一个德国作家和他的作品在世界上获得的这种巨大影响同其他德国诗人和作家的世界影响相比较，那么就必定会想起歌德。

”1955年的媒体宣传为托马斯?曼塑造的德国文学第一人的形象，在新中国编写的第一部德国文学史中得到巩固和强化。

1958年出版的《德国文学简史》就非常巧妙地把贝歇尔的一句话当作托马斯?曼一章的强收尾：托马斯?曼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德国诗人”。

与新中国早期高规格、高调门的托马斯?曼接受史形成反差的，是研究人员和研究资料的严重匮乏。

即便在德语界，当时读过托马斯?曼主要作品的人也是凤毛麟角。

有鉴于此，《译文》杂志在1956年和1957年推出多篇关于很有资料价值的文献。

由此看来，新中国的托马斯?曼接受和研究可谓开局良好。

然而，由于共和国在50年代后期就进入不利于独立思考和自由发言，也不利于读书写字的运动年代和斗争年代，所以，除了1962年出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文首译和译本前言，新中国的托马斯?曼接受和研究几乎停滞了整整20年（1959―1979）。

二进入80年代以后，我国的托马斯?曼研究才算真正起步。

一些文献基础相对扎实的评论文字开始出现。

这些成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回响着1955年确立的宏大命题――“托马斯?曼是批判现实主义者”。

从大百科词条到新撰写的文学史，从多篇论文到多个托马斯?曼中译本前言，许多论者都在对这一命题进行阐释和发挥：《布登勃洛克一家》和《红楼梦》的作者都“看到本阶级注定灭亡的厄运”，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的悲剧在于“不能适应走向垄断时期的愈演愈烈的尔虞我诈，而面对‘超人’们闻所未闻的罪恶行径，困惑恐惧，无力招架，招致家业衰败，人格分裂，死亡毁灭”；《魔山》“写的是处于低谷时期的资产阶级，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无情的笔触，不仅从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方面，而且从它的精神生活方面揭示出这个阶级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历史命运”；《浮士德博士》的伟大在于“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毁灭人性、毁灭艺术的反动本质”。

当然，托马斯?曼是批判现实主义者这一论断，在不同论者的笔下有不同的功能。

有的是思想点缀，有的是思想惯性乃至思想蛇足，有的则是严肃思考的结果。

在此有三篇相关文章特别值得关注：一是由孙坤荣、孙凤城合写的论文《托马斯?曼和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不仅做了细致的文本解读并恪守言之有理和言之有据的学术准则，从小说文本挖掘出大量令人信服的社会批判材料，把小说对金钱化的人际关系以及对封建贵族、基督教会和德意志帝国的教育制度的批判进行了全面梳理，而且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铁律，对小说所暴露的错误认识和伤感倾向进行了坦率的批评，如“宿命论”，如1848年革命被“不真实”地描写，如作者由于不了解布家和哈家“这两种类型的资产阶级都是剥削阶级”、所以对布家“始终抱有深切的同情”，等等。

该文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大有用武之地。

其次，由严宝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托马斯?曼”词条，则在吸收以卢卡奇、汉斯?迈耶、英格?迪尔森为代表的民主德国托马斯?曼经典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批评现实主义为思想红线对托马斯?曼的作品进行了全面介绍，为曼氏作品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入门指南。

再次，是董象和诸燮清合写的论文《纵是残红也入诗――谈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该文由作家生平及时代背景、文本思想阐发、艺术形象点评几部分组成，其基本观点则是小说“反映了历史长河的流势和流向――支配资本财富的人们被资本财富所支配，资产阶级一批批地将自己变成历史废料”。

这篇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些八股意味的文章，却显示出较高的叙事和说理技巧，作者的学识和文采也不时流露于字里行间（譬如说托马斯“不像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更像维吉尔笔下的被海蛇缠绕住的拉奥孔”等）。

批判现实主义这一主旋律并未妨碍其他声音陆续出现。

80年代初，随着视野的开阔和思想的解放，随着现代派问题成为中国文学界的热门话题，一些论者开始关注托马斯?曼作品的现代性和哲理性，把注意力从社会批判转向思想―文化议题。

批判现实主义论点不再一枝独秀。

譬如，舒昌善一面借助民主德国学者在70年代发表的论点对《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历史真实性打上了问号，一面提醒读者注意托马斯?曼作品中的现代派表现手法，如象征、隐喻、意识流、非情节化。

洪天福则把托马斯?曼的小说纳入“哲理小说”的范畴。

他的论文对托马斯?曼小说的哲理内容、对尼采和施彭格勒的思想进行了笔酣墨饱的论述。

但由于作者完全拘泥于托马斯?曼的字面表述，将其小说与尼采和施彭格勒的哲学著作放在同一平台考察，而对“哲理小说”的诗学界定又流于一般：讽刺、寓意、象征、交响曲式的结构、传记形式、思想独白等，所以，对该文抱有诗学期待的读者不免要感到一丝遗憾。

关福坤认为，托马斯?曼“艺术表现的着眼点是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他写出了“现代欧洲文明的危机”，即“道德的沦亡，政治上的反动，艺术上的堕落”。

作者围绕这一话题对托马斯?曼的主要作品进行了全面论述，最后盛赞其“哲学的高度”和“心理的深度”，并以福伊希特万格的溢美之词结尾：“从罗马教皇到印度的尼赫鲁，都尊称他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圣哲之一。

”这篇文章视野开阔、文字流畅，但不知它的主要依据是一手还是二手文献，所以给读者留下了悬念。

80年代后期，刁承俊和张佩芬也撰文谈到托马斯?曼小说的哲学渊源。

前者阐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和尼采的没落心理学”决定了《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批判内容，后者用“思想先驱性”来概括黑塞和托马斯?曼艺术家小说的核心主题并且指出，尼采是一切为其思想的先驱性而烦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榜样。

进入90年代以后，托马斯?曼研究出现一些新趋势、新特点。

首先，《魔山》成为评论热点。

叙述方便起见，我们按时间顺序进行介绍。

1990年，译者杨武能把《魔山》誉为“德语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率先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起来的典范”，并对小说的艺术特征进行介绍。

1991年，黄燎宇发表《试论〈魔山〉中的纳弗塔》，对雄辩家纳弗塔这个耐人寻味的基督教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全面分析，并由此探讨托马斯?曼为何在20年代主张德国式中庸之道。